从青春期开始,我对自然就有着远亲般的亲切感。童年在田野留过足迹的人大多有类似心结吧。20多岁当记者时,每次有下乡的机会都很踊跃,午餐前,大家围在餐桌边打牌等菜,我就逃出去坐在田埂或树荫下发呆,什么也不想,只是很享受那种眼中有绿野、鼻中有稻香、耳中有鸟噪的自得。
不过从当初的亲切“升级”到现在的迷恋,还是经历了十多年时间,人在20来岁时,爱的更多的还是理想的东西——理想的工作、理想的城市、理想的情人、理想的自己。当这些“理想”实现或幻灭后,才会把目光投向生命的本源。
这个本源除了人类最初的家园田野,还有乡情、亲情以及更重要的精神信仰。
有意思的是,在我身上,这些回归基本上是同阶段发生的。
大约从2005年起,我爱田野胜过了城市,爱故乡胜过了他乡,也正是随后几年,切肤地感觉到信仰缺失所带来的惶恐和不安。
至少从生态的角度看,我们已错过地球最适合人类生存的阶段。大家现在享用的,不过是古人废弃的剩余品,随时都可能告罄。
我对于田野的迷恋,同以上的认识有关。每次深入其中,都有告别的意味,所以近些年的出游,总是执意把女儿带上,想把眼下还算自然的一些自然作为礼物储存在她的记忆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的地方,多是没有名气、还没被破坏的野风景。基本可以肯定,等她长大之后,这些地方将被所谓的“开发”破坏殆尽。
对于故乡也有类似的心态,前些年一年回去三四次,现在频繁得无法统计,有时一两个月去一次,有时一个月去好几次。两边的日常用品都很齐全,经常是念头一起抬腿就走,无需任何准备,几乎形成“两栖”之势。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历史、政治、哲学、宗教等东西探寻得更多,反思得更多了。过去总以为这些东西离自己很远,现在发现,它们对自身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我对它们的兴趣,渐渐赶上了文艺。
这些变化对于写作的影响也很直观。我早年的写作常被评论者定义为书写个人青春史,我2007年之前出版的两本散文集基本都取材于自己的生命经验,即便是一些社会化的题材,也一律从个人视角切入。这难免会给人记录青春史的印象。其实,我更内在的动机是,通过对个人历史的发掘和提炼,构建一种有别于他者的生命哲学和美学。只有在哲学和美学的层面上,个人才会衍生为众人,一生才有可能折射一个时代。
也只有从这个层面去理解,我近些年的写作走向才不会被误读。
《终结者》《他们去了比巴黎更好的地方》《进食的尊严》《诗心与世俗心》等作品发表后,有读者以为我要转向历史文化散文和思想随笔了。而《田野的深度》《跟着湖走》《油菜花的N种美貌》之类文字的不断涌现,又让人以为我要主攻生态散文的写作。
我心里清楚,这些支流的汇入,并不意味着河流要改道,它只是在逐渐走向开阔和丰沛。
七八年前曾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历史话题,再增加点底层叙事,那样你的书就会更显丰厚。我当时回答,我可以写,但暂时不会写,因为内心的推力还没达到那个刻度。刻意写的话,也许不一定比人家差,但肯定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对于散文,我秉持的原则是绝不让虚荣和观念操控写作。观念和技术的革新能催生出新的小说类型,但散文却很难如此,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独立存在的依据正是它的“非虚构”,而非虚构文本是很难仅从技术层面获得本质突破的。散文总的来说还是一种人生的艺术。
前些年曾有大批年轻的散文同道把虚构引入散文写作,借此丰富散文写作的资源和手法。我拒绝加入这种潮流。我对朋友说,我想把虚构的乐趣留给小说写作。至于散文,我想享受的正是在局限中显现魅力的快感。
同理论相比,我更愿遵从生活的领引,活到什么境界就写什么境界的散文,不刻意拔高自己,甚至也不刻意突破自我。
具体的文本也依势而定,该庞杂的庞杂,该精短的精短,该幽深的幽深,该清澈的清澈,有的文章一写就是近万字,有的千字都不到,有的纠缠于细节与体验,有的像呼喊一样直接而高亢。在我看来,厚重不一定高于精巧,深沉也不一定优于清澈。把每篇文章都写得体积庞大、内涵混沌的做法,体现的更多是虚荣,而非实际需要。就像建一幢房子,你既需要钢筋和水泥,也需要大量的薄板和玻璃。
说到底,我更重视的是一个写作者精神体系的完整性,而非题材上的所谓特色和某些具体技法的优劣。
整理2007到2012年之间写下的散文时,一度为题材和写法的驳杂而犯愁,细细品味后,发现不同的题材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勾连和呼应。
我之所以关注鄱阳湖、旧城镇,自然同乡情有关,一次次地走向田野,其实想找的也还是还乡的慰藉。田野的深处,是草的故乡、马的故乡、鸟兽的故乡,也是人类最初的出发地。在我这个生于春天的人看来,别说田野,就连春天都可视作故乡。以“诗心和世俗心”为统领的思想随笔,试图抵达的则是精神层面的故乡——那种让人心安的处世哲学和信仰。
我想,假如把这些作品编辑成书,我都不用专门去想书名了,因为这些文章里就有一篇题为《带你去故乡》。
把它印在封面上,那么,这里的“你”,就不仅是指我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以及打开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