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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平阳:没有远方的写作
    • 作者:雷平阳 更新时间:2012-07-02 04:13:08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804
     

      雷平阳,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诗人,现供职于云南省文联。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诗歌奖、《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十月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昆明市“茶花奖”金奖,云南省政府奖一等奖、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等。著有《风中的群山》《天上攸乐》《普洱茶记》《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统》《雷平阳诗选》《云南记》《雷平阳散文选集》等。

      自开始写作以来,我始终保持着小地方人的视角和言说习惯,笔下的山川河流、神灵鬼怪、家长里短、趣事逸闻,我都会尽可能地让审美愿望和社会诉求止于日常性。我还想当然地认为,让常识与通识活泼泼地出没于文字中间,乃是一个写作者的天命。有时候,我也力图让自己灵魂出窍,将多年养成的独处能力瞬间抽空,激活内在视角或让自己置身于小地方之外,用他者的目光打量让自己迷醉的一切手边的、眼前的、心上的事物。这种转换好似在眼前打开了一扇庄严的大门,但谁也说不清楚那是天国的还是地府的门。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奇迹出现了:笔直的东西突然弯曲了;辽阔的原野一下子变成了一张薄饼;那些容得下几百人诵经的寺庙和可以建筑几百座寺庙的山峦转瞬间缩小成了一粒芝麻;我的亲人们、我写过的巫师和大象也不在了,或隐形于草木之中了,而我也因此必须依赖于想象,并顿生丧家犬一般的乡愁,无所依托……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两个方向上的两种写作,因为写作对象虽然不变,但写出的文本是不可能形质相同的。而我似乎也在暗中支持这种说法,某些时候,可以写下《基诺山上的祷辞》一类在场的、毫无想象力的诗篇,换个时候,又总是写下《春风咒》之类的精神幻觉似的文字,它们所采用的汉字,虽然不会在纸面上虎狼般复活并互相撕咬,但旁观者很容易就能感觉到它们彼此之间的敌对,像政见相左的两个邻国。更有甚者,在一些诗篇和随笔中,我将故乡小镇当成桃花源来写,在另外的一些文本里,故乡小镇则礼崩乐坏、形同坟场。一个相同的生活原型,总是活生生地被我分成两半,在一些作品中是善的化身,在另一些作品里则是邪恶的象征。我与世界无冤无仇,为什么会这样?与其如此,我为什么不选择失语,借以吻合这个时代诗歌写作的语境和境遇?

      拷问是在梦中审判自己,而审判则是在生活现场自己给自己施用酷刑。2008年,散文集《我的云南血统》出版时,我写下过短小的“自序”:

      此书的主要内容写于近年。

      一如既往,它所包括的内容,仍是我个人眼中的云南气象,小角度的,私人的。

      一片土地上的生与死、爱恨情仇,历来都在被一些人挪作他用。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更多地挪用了乡愁。

      在中世纪的欧洲,医生有时被指控为传播疫病的罪人,由于他们是瘟疫流行时期仅有的从中获利者。

      我从乡愁中获利,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

      这个序言并不具有审判的力量,它仍然是在陈述我的视角、观念,但它呈现出了一种写作上的不安。两种不同的视角犹如一场正在进行的拔河比赛,随时可能将我撕裂,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冲突的美学,它们所提供的文字戏剧失控并惨烈。为此,从那之后,借助诗集《云南记》,我试探性地对两种视角进行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整合与调适,使其融汇和共生,既强调“从阅历中来”的私人写作法则,全力护佑自己与文字之间的血缘关系,又保持了对“纸上旷野”的精神缅怀和灵魂重建,表象上通过对一片旷野的诗性再现,桌面下达成对自然道法的赞美和对荒诞世相的道德审判……

      2011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在德宏州芒市,酒后,诗人扬弃领着我登雷牙让山,山顶大佛高过天,山下万家灯火。“雷牙让”意即“荆棘和野草让出来的地方”。荆棘和野草本是大地的主人,它们把这地方让出来干什么?供人们建庙、修行、筑家、耕织,而我们又在干什么?醉眼看浮世,戒律如荆棘和野草,一一被清除,魔法鼓动的人心和物欲,摇身一变,一屁股坐上了神坛,世界恍如一个巨大的作案现场,我心之悲、之怒,虽是匹夫之悲、之怒,但我总觉得我应该认真地去记录,泣血成字,不负“诗言志”。在《云南记·自序》中,我曾这么说:

      从阅历中来。这是我私底下恪守的不多的写作规矩之一。这么做,能让我在每一个写下的字之间,活着或说再活一次,并与这些字始终保持血缘关系。它们是我打散了的思想和躯体,当然也是我的另一种阅历。文字是肉做的。想着剜肉一如凌迟而成字的过程,悲怆且疼。不过这悲怆与疼里,有因果,有涅槃。想着自己为虎而啖却能活之于虎骨,想着自己在文字的大海中沉没了却有几颗水滴是自己,又仿佛看见了一道法门,得了一粒长生不死药。我一直觉得,人都该像《狱中哺鼠记》中我所写到的仇海明,给自己一个幻觉,肉身或肉做的字就能好好地活着。肉可以做成字,用肉做的字再给自己做一个小宇宙,也未尝不可。

      从《我的云南血统》到《云南记》,乃至于之前的《云南黄昏的秩序》等书的写作,也许在不同的集子里我有过不同的观念,但有一点是不变的:我从来不曾离开云南,我的写作一直没有远方,它们展开于一箭之地,都发生于某座山,某条河,某个村庄,某个人。远方太多了,我只想活在人们眼皮子底下,活在疼痛和愉悦的旁边,与虚无和想象做邻居。(雷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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