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退休后，领一点安置费，便回到椰树滴翠的老家安居去了。这让我想起了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是啊，父母说这辈子不图啥，身体健康就是老来福，还说改革开放后至今咱们家乡变化大环境好，叶落归根就是一个心愿。
      许多人退休后都归故里盖楼房安享晚年，而父母却还住在爷爷留下的老屋里。老屋稍为修缮，打了一口自动水泵家用井，家具也是原先用而搬回去的。父母唯一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儿女都争气考上了大学，而我们子女读书毕业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更让父母欣慰不已。
      说“感恩”也好，道“尽一片孝心”也罢，我把父母接到省城里住，也顺便照看孙子。喜迁新居时，我打算把旧家具处理掉而购置新的。父亲却直言：“沙发、电视柜、电冰箱、书柜及睡床都好好的，暂留着用再说吧。”，我开导地说：“都啥年代了？也该换换时尚点的了。”，父亲不悦地道：“年代怎么啦？勤俭持家总该讲嘛。”父亲就这股“犟脾气”,我终拗不过他。
      父亲那代人很朴素，思想红，也最革命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奔。五十年代后期，父亲毕业于师范学校，和许多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一样，听从党的召唤，支援黎族地区教育事业。几件衣服，一些书籍，往行李袋一塞，便安家落户当穷教书的去了。那时的书信邮递慢，父亲分配到哪里工作，连爷爷都不知道。
      听父亲说，初期住的是茅屋，纯粹的无产者。学校师生齐动手，割茅草砍木材，搭屋架垒泥墙，几排屋子落成，住着多户人家。睡床、办公桌及椅子均由公家配备，而饭桌、板凳则是自个用木板制成，简单能用就行。再买几件锅碗瓢盆什么的，就可开灶做饭了。条件稍改善后，住上了砖瓦房，添了餐柜、衣柜、沙发等，才有个象样的家。
      父亲一贯做事是“认真”两字，讲原则，敢负责，进步快。“文革期间”，也曾“三起三落”，即从小学调到中学任教，再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后来，从县教育局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又返回学校去。
      七十年代初期，父亲调到汉区一间中学担任校长，便找来解放牌汽车搬家。邻居说，那个地方没柴烧，大家自发地把自家用不完的柴火搬出来，往车肚里装得满满的。你看，同志们纯朴得连“心”都能看得见，还依依不舍地目送汽车消失在夜幕中。一到新单位，便有好多老师等着帮卸车。大伙细语着：新校长的家当可不少咧。卸的卸，搬的搬，有的说“好货”还在后头。直至车厢空了，老师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只是几件陈旧的家具。
      那时，最时髦的东西是“三大件”。谁家有了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谁家的人气就特旺。物质极度匮乏，买什么都是凭票排队，加上人们工资低，手头没多少闲钱，买件东西可真难的。
      家里终于搬回了华南牌缝纫机。母亲的裁缝手艺还算可以。孩子盼的，是过年时能穿上一件新衣裳，作新衣凝聚了浓浓的一份母爱。那时的人讲节约，平时衣服穿破了，垫上一层底布用缝纫机细致地一圈一圈纫箴补缀，很整洁，有美感。此所谓“缝缝补补又三年”，老二拾老大的衣服穿，是常有的事。
      父亲也买了一块上海牌机械手表。那时的人是不是干部，看看手碗上有没有戴“手表”大致可分辨出来。直到我考上大学时，那块手表才奖励给我。从此，我才算有了“时间观念”，人也潇洒神气多了。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戴手表不是拿来看漂亮的，做人就要象手表那样分秒必争，积极向上，可不能虚度年华呀。”，言意深刻，一直启发着我。
      家里没有一件电器。父亲很讲卫生，招待客人时，碗筷一定要放在滚烫的开水里消毒一阵子，谁都不知道消毒柜是个啥东西。收音机在当时算是奢侈品，一位老师有海外关系，其亲戚从香港回乡探亲时带一部日产收音机送给他，让大家羡慕不已。家里没收音机不要紧，学校每天都播放广播，我特喜欢听。现在，我的“普通话”能走南闯北，几乎是靠当时“听广播”打的基础。八十年代后，人们才真正见到了录音机、电视机及洗衣机等。九十年代后，家用电器是个啥概念，甭说大家心里都清楚了。
      直到如今，那部缝纫机早已老掉牙。用是不能再用了，可总舍不得丢掉。母亲说家存件岁月“宝贝”，忆着过去心更踏实。那块老手表还可以走字儿，但我已不戴了，而是擦拭干净用盒子装好端庄地放在旧书架上，让它珍藏着消逝的时光，留住父母教诲子女的真谛。
      从父母亲的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是那代人单调生活的一个缩影。父母亲质朴豁达的人生虽已在历史长河中度过，但那种不图享受而淡泊名利的精神却渐渐在我的身心中发酵着，让我懂得生活中“甜酸苦辣”的真正含义，使我形成了凡事不攀比不摆阔而知足常乐的处世观，朝认定的目标锲而不舍地奋斗着。文/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