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可以让人心入慈航，一本诗集可以让人忘情生死。痴迷收藏旧诗集，也缘于多年对诗的锲而不舍。1973年我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入列草明挂职创办的工人文学创作组，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邂逅了平生第一次所购的两部诗集，《风展红旗》《阳光灿烂照征途》。此后几年，每见新诗出版，一般都不肯舍去。灯市东口有个中国书店，每每闲暇便去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集。《甘蔗林——青纱帐》《春满天涯》《天山牧歌》《在北方》《琴泉》《红柳集》《螺号》《山泉集》《回声集》《重返杨柳村》等尽数请回。我最终有幸拼齐一套1957年创刊至1964年终刊的《诗刊》，为这套书牺牲了150余元，相当我4个月工资，这些书在当时弥足珍贵，不离不弃地与我的激情和灵魂相伴。

　　我工作在高温铸造车间，每日咸汗洗身，因为爱诗，苦可以转化为浪漫良知。我醒悟，在艰难中善于发现美就能感受快乐，冲天炉前一旦铁水飞泻，火花四溅中紫霞缤纷，待天车驶过，一弯炫目的彩虹跃然眼前，转瞬便呈现挥舞钢钎的奔忙身影，那场面极富诗意。结束疲惫不堪的一天，晚上回家最大的期待就是读书。车间工具库有很多用于造型浇铸的旧报纸，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副刊剪下的诗歌贴在过期的《红旗》杂志上，自制诗集数十本之多。我的堂姐见我如此用心，带我去见她在东单三条的邻居柳倩。柳倩曾是“左联”著名诗人，也是书法家。那时他从干校回来赋闲在家，不仅教我欣赏诗歌，还送我一些老版诗集。我与藏书似乎有缘，当时我业余发烧意大利美声唱法，我的老师陈德义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75年落实政策后把退还的书堆满了我那不足10平米的小屋，我一夜暴富，他最后留给我的除老版古诗词外，还有大量的相学书籍，包括少许线装古书。

　　1978年，我每天都卷入王府井新华书店庞大的购书潮。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重新再版，让我感到一个新时代汹涌而至。书店门前还形成前所未有的“换书”群体，拿旧书换新版名著，用新版名著换旧版书，我属前者，我如饥似渴地置换着，乐此不疲。那时的我无比单纯，看着琳琅满目的新书感觉把旧书换掉仿佛甩去包袱。多年之后我自叹这个错误如此低级。1986年我调中国作协担任草明专职助手，1990年调作协创联部。现实与内心更广阔的世界豁然开启，我与臧克家、艾青、冰心、贺敬之、柯岩、朱子奇、严辰、公刘、胡昭、高洪波、刘小放等中国诗坛巨匠和著名诗人不仅有了近距离接触，必然珍藏他们签赠的著作。我和臧克家小女儿苏伊曾同在秘书组，常到东堂子15号做客，臧老和夫人郑曼为人慈祥友善，我荣幸收获了臧老签赠的六卷《臧克家文集》和诗歌散文集，臧老和艾青、冰心老人一样为我写下书法留念。我最大的乐趣是帮助高洪波整理书籍，他为人慷慨大度，善于纵墨豪饮。他每出版新诗集或其他著作都不忘送我。他的收藏精良丰富，我常向他索取诗集之类的书，十多年前帮他整理书后获《1956年诗选》，我对这部没有封面的书爱不释手，并引发对那个遥远年代的遐想与怀念，我被那个年代诗人的纯真震撼。岁月如水，我对诗歌的追随延续着对诗集收藏的热衷，新时期中国的诗歌迎来里程碑式的历史性繁华。但中国文坛几经价值演变，而今文学艺术的边缘化，让纸媒时代的诗歌彻底大众化、普及化。最直接的体现是新诗的自我强大和新诗的无限自然化，这一切造就的深奥，读来比伟大先人留下的古体诗词更难诠解。于是我怀念我那封存着历史之美的诗集，如同怀念一个时代的纯粹。我寻遍有可能卖旧书的地方，意图重新拥有对诗的那份童真。那些日子我几乎隔天就要向远在石家庄的刘小放去电，他是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杰出的代表之一，公刘定义他的诗集“《大地之子》是中国农业的《离骚》”。小放体现了北方男人一贯的侠义豪爽，先后寄赠数十本珍藏已久的老版诗集，我的期待再度延伸。冯敏多年前就告诫我：这个时代不懂电脑就没有现代人身份。我扫盲后最大的成就是通过网络让当年失落的诗集全部回归。意外的是我收全了两套1957年创刊至1964年终刊的《诗刊》。收藏旧诗集另有惊喜，《伐木声声》《白杨颂》竟是李玲修大姐上世纪60年代的藏书，通话后得知她曾想把大部分藏书捐给故乡未能如愿，一小部分被孩子无意当废品卖给书贩。

　　   我不属懂诗的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只读懂《诗歌的荣光》《大地之子》《山雀子衔来的江南》《挽留——方向诗选》等为数不多的几部诗集。爱诗如同独立岁月激流守望太阳的红帆，年过50已望尽人生归路。读诗似乎可让生命之树的翠叶能够挽留青春，而搏动血脉，植绿心境正是我的收藏。冯牧曾写给我：“斯文在天地，人间贵书香”的诗性箴言，我把它装裱后珍存，语义至今铭心。我也许固执、也许未能彻底妥协，未能彻底妥协的我把方向的诗集永远放在枕边，用以怀想千岛湖从不褪色的春天，体味他用身体与生命写诗的虔诚，感念他笔下金黄似海的油菜花，仰慕他以落日辉煌倾泻的心灵深度。(王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