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先生是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著作等身、声誉极高、备受敬佩的著名作家。他为人们呈奉出了一部“我在30年前一段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而且也可以说是记录了当时许多老同志的心路历程”——《党校笔记》。

　　任何一个以出版物形式呈现出来的书籍都是由思想内容和文本形式两个层级构造的，马识途先生的《党校笔记》自然不能例外，因而从内容构造的角度加以审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录方式”记载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处于极为关键的时刻和即将产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图景，使其本来面目得以真实的再现，是《党校笔记》在思想内容构造方面的第一个显著特征。细致深入地阅读《党校笔记》，书中所记录的诸多内容无一不是深切关涉30年前当代中国发展最为重要也最为敏感的问题，譬如哲学问题、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路线问题、社会问题——从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讨论到对国体和政体完善与否的思考，从怎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从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确理解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改革的具体实施，从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到对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的评价，从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到文学创作、文艺理论研究、文学批评的标准等。毋庸置疑，这些问题都是直接关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向前发展的重大问题。

　　《党校笔记》在文本形式上是以时间为纬、内容为经，借助“报告”、“讲话”、“纪要”、“辅导”和“讨论”、“札记”、“感想”等多种形式对其进行富有强烈真实意义的记录。深入分析这些记录，从单个的篇章构成看，它或许只是对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实录，倘若以整体观的角度加以考量，它们便是对新中国历史发展图景的一种富于梯状式、层级感、多向度的集合体现。尽管这种体现方式不过是表达作者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还原或真实属性的再现，传递一个富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长者对于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刻理解和全面参悟，显示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特殊的精神价值，但在对其进行反复咀嚼之后，又格外令读者感到历史发展本身的沉重和历史前行的坎坷与艰难。

　　对在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自我”进行反观、自省和审察，是《党校笔记》在思想内容构造方面显示出的一个重要特点。每一个人都既是现实中的人，同时又是历史中的人，这似乎是一个必然的定律，无论他或她承认与否，都会在历史的曲折与现实的坎坷共同铸造的律动前行的长河中经受各种样态的生命体悟、人生考验、思想阵痛或精神洗礼，也只有承接和化合了这样的生命体悟、人生考验、思想阵痛或精神洗礼，他或她才可能成为一个在本质意义上具有历史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的人，也才能最终富有对于自我的反观、自省、审察的智慧和能力。马识途先生正是富于了这种智慧和能力的长者。在经受了新中国成立后林林总总的政治运动和文革重创后，他不仅思考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和党的未来，也更为深切地关注历史中的自我，因而对自我进行反观、自省和审察，便成为了他生命历程中的一种历史必然。在1981年1月12日的“思想小结思考”中，对自己进行反观和思考时的四个“自以为”：“自己以为能够理解党的路线政策，其实不过是把中央指示文件进行诠释和注解，甚至错误发挥，或者巧妙地给领导指示涂上一层理论色彩。……自以为紧跟总不会错，结果或者成为奴隶，或者成为政策变化的掉队者。自以为自己是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一心一意为人民，其实对于社会主义并不了解，还要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自以为受过打压，挨过打击，其实自己也整了人。而且以为是执行政策，是党性纯的表现，心安理得。直到这次给人平反才认识到了，于心不安。想起来自己其实是理论的矮子、行动的‘巨人’。”他从自身领导工作的实际出发，对自己曾经在宣传工作、文艺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偏失、错误进行深刻反省。在1981年1月19日的“思想小结提纲”中，作者这样写道：“长期以来，自以为是搞宣传文化工作的，读过一些经典著作，学过一些革命理论，现在看来，大半是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其实自己学到的不过是一些简单概念、一些词句，甚至许多基本概念也并不清楚，一些词句含义也不甚了了。特别是在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候，特别是在一场大的政治转折关头，自己不是迷从，就是随大流，或者为某些政治上需要的随心所欲的解释所迷惑，分不清是非和方向。自己所宣传的、所说的马列主义，其实有一些并非马列主义，即活的马克思主义，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对于自我的反观、自省、审察，一方面真实地呈表出一个领导干部在历史盲从中所犯的错误，另一方面则彰显出他所具有的反思意识和自省精神。正是这种反思和自省才富于本书以特殊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