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哪个时代，文学批评都不是一种轻松容易的事业，而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批评的生成和发展，则尤为艰难。因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乐道人善的人情文化，而文学批评则属于超越人情纠缠和利害考量的求真型文化，所以，对许多中国人来讲，过于坦率地直陈自己的见解，是“不成熟”的表现，而过于尖锐地指摘别人的缺失，则是“不厚道”的行为，是会得罪人的。“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所以，我们在展开批评的时候，就有了畏首畏尾的怯懦，就有了瞻前顾后的犹疑，就形成了隐恶扬善的文化习惯和文过饰非的强大传统。

　　然而，文学批评的本质是在美学的领域求真和求善，是揭示作品的高下文野和写作的成败得失。而只有摆脱外部的利害关系的羁绊，只有与批评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批评家才能自由而深刻地体验，才能自由而积极地言说，才可能向人们提供比较靠谱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我称它为“纯批评”。在我看来，《文学报》所倡导的“新批评”本质是就是“纯批评”。

　　其实，所谓“纯批评”，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几十年前，一个叫瑞恰慈的英国批评家，早就就用过一回了。只是，“新批评”理论里的“纯批评”(pure criticism)，把文学作品当做文学批评的“本体”和“客观”对象，排除包括读者、作者、社会内容和历史背景以及“意图”在内的一切非文学因素，这与我所说的“纯批评”，显然是大不相同的。在我看来，将作品当做批评解剖的主要对象，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忽略甚至排除包括读者、作者以及社会背景在内的关联性因素，那么，文本批评的有效性，就要大受影响。所以，我的“纯批评”观，在方法上，固然也吸纳“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的经验，接受它对语言的“咬文嚼字”的认真态度，但却主要是一种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庸俗化而提出来的主张，意在强调求真精神和专业精神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纯批评”不是在形式上大做文章的技术主义批评，也不是只关注自我的个人主义批评，而是充满理想激情的人文主义批评。

　　“纯批评”相信文学具有解放人和升华人的力量，相信文学是与人的教养、尊严、自由和幸福密切相关的事情。它认同人类已经确立的高贵的精神法则和崇高的文化理念。它评价一个作家成就大小的尺度，评价一部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不是市场性的，而是真理性的。它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学有着不可被“产业化”的品质，有着非商品化的特殊性。所以，“纯批评”从不根据一部作品的印数和码洋，来确认它的价值，也从不根据一个作家获奖的次数、级别以及奖金的多少，来评价他的成就。

　　纯粹的文学批评，就是严格而尖锐的批评，而不是温温吞吞、模棱两可的批评。这样，尺度和标准的严苛，态度的尖锐性和彻底性，就成了“纯批评”的重要特点。诗人哲学家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谈到“有所创见的思想体系”的时候说：“彻底性，正如独创性和尖锐性，永远使思想产生吸引力。永远反对冗长、平庸、枯燥、无味和空洞。反对思想的模糊，模棱两可。”别林斯基曾经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中区别过“对读书的爱好”和“对文学的要求”之间的不同，在他看来，尺度严格的要求，乃是文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只有等到我们的读书界变得人数众多起来，求全责备和严厉苛刻起来的时候，文学才会出现。”的确，没有严格的批评，就不会有良好的文学环境，文学就很难自觉和成熟起来，真正的文学就很难出现。

　　为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我们需要“纯批评”，就像远航的船帆，需要猛烈的风一样，就像冶铁的炉膛，需要高温的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