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是很讲人性的。从孔夫子提出“仁爱”主张那刻起，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君视臣民如子，民视官如父母，亲如一家，血浓于水，是颇能温情脉脉的。

        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又曰：“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两段话特经典，常成为有道明君的座右铭。虽然抱“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心态的孟子，游说梁惠王、齐宣王，都备受冷落，他的民本主张不为当朝统治者所重，但却给后世留下了完美的治国蓝图，成为匡世真言。

        有人说，仁义是最大的利益；有人说，仁政无敌；有人说，要体恤民情；有人说，要与民同乐；有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语言千差万别，本质殊途同归。为得民心，统治者常常要有所姿态，创造出种种际遇和效因，去与民同乐。这样的君王很多，恒海沙数，但唐玄宗无疑是做得较引人注目的一个。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载：“每赐宴会设甫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披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留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年》、《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这段文字叙述够详尽够生动了。当年长安城内，勤政楼前，这场欢会，规模之浩大，气势之雄伟，节目之多彩，歌舞之升平，不由你不惊呼、不叹服：好一派盛世景象，好一个君民同乐！如果生于当年，设身处地，你定会欢欣鼓舞，庆祝天下太平，形势大好；会像李白、杜甫，顺口溜出几句诗来，大加赞赏。即使无灵感无雅兴无诗才，也会为明皇山呼万岁吧。

        倘若你站高一点，把目光挪远一点，挪个十春八秋，你就会恍然，原来这繁荣景象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危机，唐明皇与民同乐有作秀的成分。这一点并非苏轼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是小人之障障于目，君子之障障于口罢了。这之中包含着一种典型的国人心态。中国是礼仪之邦，喜欢助兴，不喜欢扫兴、败兴；喜欢吉利，不喜欢污言秽语；喜欢为圣者隐，不喜欢口无遮拦；喜欢息事宁人，不喜欢坐实较真。

        说到此，再回看公元八世纪长安城里这场浩大的“君民同乐”，你扪心自问，这是君乐，还是民乐？恐怕是君乐多一些，民乐少一些，君乐真一些，民乐假一些吧。君何以为乐，民何以为乐，内涵我没有认真思考过，说不出有多少雷同，但区别肯定是很大的，情境也迥乎不同。若说君乐是阳春白雪，那民乐一定是下里巴人。即使能君民同乐，这也是形式，绝不是本质，是貌合神离，是各乐其乐。扪心再问，这是真乐，还是佯乐？真乐自然是有的，譬如唐明皇，譬如王公大臣。但佯乐者一定不少，譬如那些惯于仰君鼻息者，察君颜色者，阿谀奉承者，感恩戴德者，惧怕权势者，图官求禄者，都会佯而乐之。扪心三问，这是乐民，还是累民？，恐怕是意在乐民，实则扰民、累民吧。

        我们已无法考证，一千二百年前那场君民同乐，是庶民自发组织的群众性娱乐活动，还是统治者为制造君民同乐的场面气氛有意为之；是小民自愿报名，还是强性拉夫，或下达的政治任务；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民能否承受。当时大唐帝国有多少贫困户，下岗职工；有多少人生活在保障线下；有多少边穷地区；唐明皇臣下六部是否也访贫问苦。若将这笔开支节约下来，能解决多少温饱问题，等因奉此，满腹狐疑。

        今天，我们早迈进人民共和时代，社会文明极大进步，国民素质显著提高，娱乐媒体遍及闾阎，娱乐形式一应俱全。民何以为乐？能疏导之，扶持之，切不可做出为图与民同乐，而实质劳民累民之举。更不能拼命搅和出欢天喜地、歌舞升平的泡泡来，也不可怀着某种政治功利，为叼买民心，去组织排演几台节目。虽意在与民同乐，一百个好心。须知愈是好心，愈容易办蠢事、傻事、错事、坏事，千古一律。

        与其像唐明皇那样取悦于民，不如深入里闾，为民办实事，真正利民；与其想与民同乐，不如多一些真正的人文关怀，把自己放进平民堆里，与民同食一桌饭，同饮一壶酒，同卧一张榻，去品尝一回平民的生活，看真乐否？

        民以食为乐，以安居为乐，以寿康为乐，以己乐为乐。认透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喜图与民同乐的排场，喜带头参加某项活动，喜以某种身份观看某台盛况空前的演出，作与民同乐秀。民各乐其乐，公仆以民乐为乐，某些重大节日，也像平民一样在家安然而乐，这才是真乐、大乐、至乐。

        我们要的是普天同乐，而非普天同庆。因为普天同庆之日，常非普天同乐之时，在我们共和国历史上，庆而非乐之事，并非鲜见。怎样避免庆而不乐，做到乐而非庆，让乐回归真实、自然，仍是我们现在，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致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