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
小姑出嫁那天午后,我只记得她哭得厉害,两边肩头像蜂翅一样振动。这哭是从胸腔牵引到肩头的。不像那些临出阁又嫁在附近的新娘子,例行公事似的,是干哭。小姑那是真哭,泪水哗哗地流,像打开的自来水龙头。喝完中午的喜酒,小姑就开哭了,身后跟了三四位陪姑。她穿了红红的灯芯绒袄,抱住奶奶哭,大概哭了整整半个钟头。从此,她嫁到几百公里外的温州了。
新郎倌是她的表哥,是我舅公的儿子。他没娶小姑前,我叫他表叔。娶了我的小姑,我改叫小姑丈了。
那个年头,台州人说“表妹嫁表兄,猪肉炒菜蕻”。“菜蕻”译成国语即新鲜菜梗,猪肉在当年难得吃到。这两样合起来炒是一道好菜。表妹嫁表兄意为妙不可言。听奶奶说,这门亲事是两人情投意合的,两人打小青梅竹马,小姑丈老家是海门人,他的老爸,我称为舅公,在温州工作,小姑丈随父从业。
不久,小姑回娘家,我头一回见到了小姑丈。他长得牛高马大,给我们表演内家武功,两三个人都近不了他身。只不过他的眼神有点飘,说话不很利落。反正有点呆头呆脑的。我听陈家人私下说,小姑丈小时候发过高烧,落下神志有点不清的根。我见他很随缘,不婆婆妈妈的,也很听小姑的吩咐。有一回,他来了牛劲,小姑的旨意他坚决不从了,小姑拿他没法,就随他去吧。小姑的户口是城关农民,听说到了温州,她到小姑丈的单位做做家属工。三年五年后,两人还没有一男半女,这让还是小孩子的我很纳闷。小姑长得很漂亮,五官清秀,但个性很强,心直口快,一旦认为有什么看不顺眼的,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的上一辈差不多是打断牙齿往肚里咽的老实人,惟有她跟小叔碰到忍无可忍的事时是敢于操了家伙就上的。
等到50来岁的爷爷不幸生病去世。那天,小姑跟小姑丈从温州坐长途车赶来吊丧。从寺后巷口,我听到哭声,小姑人没到,哭声就远远地到了,等到了离巷口不到百米的医院太平房,弄堂里全是她的哭声,她是又哭又叫的,每一段哭总带着悲痛的尾音“哪——”,台州人的尾音带“啊——”,小姑用的是温州方言音。很快她哭不出声了,差不多昏了过去,被我娘一把抱住不放。小姑脸呈菜色,听小姑丈说,小姑晕车,一路上吐得一塌糊涂。傍晚,陈家院里摆了十来桌落丧酒,当中有几位温州朋友,小姑跟他们一会儿说着温州话,一会儿翻译成台州话。我那时想,小姑出嫁没几年,这温州话倒学得滚瓜烂熟了,她真聪明。在我听来,温州话就像外国话。
处理好丧事,小姑在娘家小住一阵。很快,奶奶家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连油都舍不得放。我见小姑丈似乎难咽下口的样子,又不好过分表露出来。他饭食大,每回胡乱扒下饭菜,就抽身出去遛达了。他是闲不住的人,也不关心日常生活,也不讲究繁琐的礼节。而见到好动的我,特别是爱玩小花样的我,他顿时来了兴致,双眼放光。我牵了狗提了粪勺,他也跟来了。我俩到田边朝一只只鼠洞灌水,又在田间小道上掀石板,逮了满篓子的硕大的活鼠。我正为如何活杀如何“烹饪”鼠肉犯愁时,不想小姑丈已拿来剪刀在捋袖子了。这种活他操弄起来熟门熟路,又让我到地里偷了一大把大蒜,一会儿陈家院里院外满是鼠肉飘香,连周边的邻居也赶来了,拿着筷子抢吃鼠肉,只有我的三位姑妈不吃,说吃鼠肉就是吃人肉,是酸几几的。等到小姑丈拍了拍鼓胀起来的肚皮,打着饱嗝出来,正撞了小姑,被她拉到门外,两人从悄声到大声,吵了。我偷听到,小姑在责备小姑丈,说是爷爷刚走了,不该有这种高兴样。
一晃又过去了20年,小姑还是没有孩子。两人回台州定居,小姑丈每月有千来元的退休金,小姑有几百元的失土农民保险金。听说,小姑嫁到温州后,碰到家属工也做不成了,干脆开早餐店,包括豆浆也是现磨。这种事她从不跟我这个侄子提起。回到台州后,她又闲不住了,帮人做家政。她是值得我尊敬的前辈。
小姑至今无子女,我不想再问这事了。她见了我的孩子,喜欢得不得了,我的孩子叫她姑婆。
二姑
“老大娇,老末娇,就是别生在半山腰”,这句老话说的是排行中间的女儿最没人疼。可三个姑妈中,我们陈家人常说长在“半山腰”的二姑最有福气。虽然在洞房夜作为新娘子的她发现新姑爷,即我的二姑丈脸长麻子,但二姑脑子很快转过弯来,嫁男人在于过长久巴实的日子,不在乎相貌。她与二姑丈恩恩爱爱,又因是居民户口,三个子女一帆风顺地给招进大集体单位,这样的生活被陈家人津津乐道。
二姑长得像我奶奶,天庭饱满,性格温顺,属于大家闺秀型。我奶奶说,“老二是慢性子,就是大虫跑到了她脚后跟,她还在慢吞吞地系鞋带”。“大虫”,乃老虎也。令人惋惜的是三个姑妈中,数二姑命短,大概活了60来岁,得了绝症,在病床上绵了一年多,最终随二姑丈去了。她生病期间,我去探望过她,她嘱家人上菜场给我弄好吃的。总之,还把我当小侄子来待。躺在床上的她跟我说笑话,说着说着,腹痛袭来,额头蹦出了几颗豆大的汗珠,我赶忙让她打住。她忍着痛挤出一丝笑说,看来那半段笑话只好日后再讲了。不想等我出差回来,这么一个乐观豁达的二姑却没了。二姑丈是撑船人,爱酒,回到家一日两餐也离不开,屋角堆有几只空酒坛。二姑下厨弄两三只下酒菜,二姑丈慢吞吞地吃喝着,说些跑码头的奇闻趣事,顺便也让我这个难得来走亲戚的小内侄也开开洋荤。他爱钓鳗鳖。那时台州的江河和池塘里长有鳗鳖。他上菜场买几两猪肝,切成无数碎块,作诱饵。日暮时归来,肩背钓竿篓,一手提来一只沉沉的竹鱼篓,里面全是挤头探脑的鳗鳖。这么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因为嗜酒,患有高血压,不料却一头栽在塘岸。听到噩耗,我唏嘘不已。
二姑嫁到海门,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成家没久,她的户口也给迁走了,从城关农民随夫转成居民,听说那几年户口政策比较松动。有年夏天,8岁的我来到海门码头,一位脖子挂毛巾的妇女拉着装竹筐的手拉车,框内装了满满的煤,正是二姑,双脚蹬地双手用力把一车的煤呼哧呼哧地从栈桥拉到呈斜坡形的岸边,途中有百米,一些煤粉洒落了下来。原来二姑在当码头搬运工。她笑道是家属工。二姑不愿坐家吃闲饭……
我奶奶健在时,常跟我提起二姑的婚姻。老人家说,能做夫妻是上天注定的。那个年代,子女的婚姻由父母或媒人来穿针引线。奶奶说,定了亲的男女平常不能往来,到了洞房夜才见“庐山真面目”,如果发现对方不是聋子跛子麻子就谢天谢地了。后来稍稍有了“开化”,容许相亲时,女方借着嫂子端茶的机会从门帘或板壁缝中觑上几眼。不料,二姑却没能窥破“天机”。说起那天相亲,陈家上辈人都说跟演戏似的,陈家人全都走了眼。当时准姑爷带了他的两兄弟,三人手腕上清一色地戴了一只亮锃锃的上海牌手表,这是当年最时尚的。陈家屋里,亮起一盏昏黄的油灯,光影朦胧,而三只手表太晃眼了,吸走了陈家人的眼球,加上三兄弟长相相近,又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像武打片中的三人无影螳螂阵,时聚时分,不时叠加成一人,又分出三人,到底哪位是真姑爷,活活乱了二姑的“芳心”。等到媒人再次上门征询意见,陈家人应承了下来。到了洞房夜,二姑这才差点晕倒了,姑爷分明是麻子。
婚后的二姑不嫌麻子的二姑丈,过日子要紧。我每回到二姑家,见他俩没拌嘴没红脸。无论在海门,还是回黄岩陈家“省亲”,二姑满脸春风,插科打诨,给一屋子的人带来笑声。我常跟她说:“二姑啊,你把我肚肠都笑断,快溜到地上啦!”
大姑
三个姑妈中,从大姑到小姑,分别取名带“蓉”、“梅”、“微”字,这也是饱读诗书、当过地主少爷的我爷爷给三女名字赋予的书香气。他老人家没料到,地主家的大千金蓉日后嫁到山里作农妇,种洋竽(即土豆)、番薯、喂猪,成了侍弄庄稼的一把好手。
大约是梅雨前,正是青黄不接时,大姑来县城里的娘家小住。数天后,吃晚饭时,大姑冷不丁和气地问我:“想不想上我家,跟表弟表妹玩?”我爽快地应了。她说:“我家在山里,可没什么好吃的,可有番薯、洋竽……”听到洋竽,我顿时来了一激灵。住在城里的我一日两餐虽吃白米饭,但下饭的大多是缺油的素菜,而到了夏天洋竽大收成时,才难得吃上几回洋竽。
第二天一早,我带上我妈为我备好的一身换洗衣裳,就跟着大姑启程。我俩步行了三五里地,来到位于五洞桥边的老车站,又足足等了近一个钟头,才见到石子路上扬起灰土,一辆破旧的客车吱嘎嘎地停了下来。听大姑说,到北洋镇的客车一日只有三四趟班次。
这是我第一次坐客车,车厢内全是硬板凳,有如大会堂里的长条凳。听到猪崽在噫噫地叫,一股猪栏里的骚味儿,这股味太熟悉了,我也习以为常了。可那时对我来说,这辆客车无疑相当于我第一次在上海坐**,甚至带有观光的意义。客车每隔五里地左右就停一下站,我不时从车窗探出脑袋沿途张望,还兴奋地要跟大姑报告,她喏地应了一声,似乎瞌睡中,又似乎有什么心事。现在回想,那时的我太幼稚了,完全没顾及到大姑对我即将的到访其实是为她家添麻烦。除了路途较远的温州小姑家,同样是多子多女的两个姑姑,实际上在那个物质十分因难的年代,通过这种变通的方式,来为娘家抚育后代,因为我每次去两个姑姑家一住就是半月一月——扮演蹭饭者的角色,为自己家节省口粮。
车到北洋,我随大姑下来,往回走了一里多地,再转弯向南朝一条三尺宽的小道走去。我走不动了,大姑“骗”我说一会儿就到了,我双脚来了力气,可“一会儿”还是未到,就这样大姑一路“骗”下去,就如曹操跟口渴的士兵说前面就是梅林,充当“望梅止渴”的角色。大约走了七里地,才见到一个小山村。这下终于到了目的地。这一趟,大约六七岁的我居然走了十多里地。我见到了一排木瓦房,屋前屋后堆满了木柴爿、干茅草;稍远处,有筑山坡而居的茅屋,冒出淡蓝色的炊烟,随风飘扬。这个村叫西岑,当时村叫大队。我那时闹不明白,大姑长得眉清目秀,尖尖的鼻子,身材小巧玲珑,本是城里人却为何嫁到这穷乡僻壤?
大姑家有两女一子。大姑丈是西岑人,我在奶奶家见到他,一股秀才相,出口成章,他念过书,在外地一家大型化工厂工作,夫妻俩分居两地,每年有一两次“鹊桥相会”。有一回,我在奶奶家还见过大姑丈随身带来的几听罐头,用菜刀撬开其中一罐的马口铁皮,是荔子罐头,那天是我第一次也是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尽管每个陈家孙辈分到的荔子只有一小勺子,但所有的人都吃得呼噜噜地响,像小猪崽吃槽里的糠食一样。
我见到了表妹表弟,他们带我在村前村后转了一圈,还玩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份快乐跟现在的我儿子到游乐园玩大转盘没什么两样。中午,大姑拿着饭锨在土灶大铁锅里炒着大蒜咸肉年糕,香喷喷。顿时,让我和表弟表妹咽着口水。可是等大姑盛出来的年糕只有一海碗,她将年糕扒拉出三小碗,递了眼色给她的儿女,旋即端了余下的年糕与碗沿平整了的海碗让我吃,说:“你是客人,是我的侄王(即大侄子),当然待遇不同。”我那时年幼无知,只顾自己海吃起来,等到我吃完,环顾左右,发现三个表妹表弟都在**着我这副吃相,他们分明流露着无比羡嫉之情,又在自我压抑着,更可贵的是他们识大体。这顿饭三个表妹表弟只可怜兮兮的分到拳头般多的年糕,拿此当下饭的菜,以番薯丝拌饭为主食,而大姑连半腥年糕都未尝到,只吃番薯丝拌饭。大姑微笑着问我:“吃得还好吗?”我“嗯”的一声,不敢应声过大。
大姑切出番薯藤、叶,拌了糠,用簸箕装了,朝屋披下走去。那里砌了猪圈,栏里有四头粉红色的小猪崽,“昂昂”地叫着。
几日下来,家里实在没什么好吃的了,我放下小客人的“架子”,客随主便了。在吃腻了番薯后,大姑让我尝尝洋竽。我随她到了一间储藏室,地上铺了一层层洋竽,有的长出了嫩芽。听大姑说,这些是洋竽种,那些长芽的,人吃了会中毒的。她拣出那些没长芽的洋竽,加了点咸肉炒了,真好吃!想想那时的我居然连大姑家的洋竽种都敢吃,真是一种罪孽。
到了下月中旬,大姑拿着小团箕,撒着糠,嘴里“咯咯咯”地叫着,喂鸡食。她的头朝屋前的小路远处探望。听到车拎声,大姑忙放下团箕。不远处,过来一位邮递员,推着加重型脚踏车,车三角档挂着一只大大的有点褪色的绿色邮袋,他大声地叫着大姑的名字,两只腿肚上挽着裤沿,一高一低。大姑连忙拿出私章,又递出一搪瓷缸凉水。邮递员咕噜噜地喝了,递出一张汇款单加印泥,让大姑摁了私章。两人聊着话,我听出是大姑丈汇来的款。又过了几日,大姑接到了大姑丈的信,跟我念了几段,看得出她是跳段在念,因为我那时只识“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字,大姑的神情有点羞涩,可能信中有两人恩爱的话。晚上,大姑又炒了大蒜年糕,说明天她要取款还要寄封信,顺便送我坐车回城里了,我该上学了。这回的年糕炒出一大锅,全家人都享用了。是大姑丈给家里寄来了钱,他每月8日领工资,把大部分的钱寄来了,寄到西岑要10多天,而信却晚到三四天。天黑了,传来蟋蟀的叫声,大姑屋里亮着油灯,她戴了袖套坐在桌前在写信。我看到她正在写第二页……那油灯映出暖暖的红光,似乎在抚着她发烫的脸。
奶奶健在时,常跟我说,她是“光荣的妈妈”,因为生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上世纪50年代,她到粮店购粮,因戴有“光荣的妈妈”标记,排队的人为让道,享受优先购粮的待遇。听我妈说,因为人口众多,大姑小时候作出了“牺牲”,给人做了童养媳。大姑念过一两年书,虽能吃苦,但她对这样的命运不满甚至反抗,离了婚,终于找到了新归宿,跟大姑丈美满结合。
过了三四年,我听到大人们说,大姑家遭了火灾。大姑丈在外地工作,只有她一人来救孩子。着火时,她一人冲了进来,分别抢出了两个女儿。又冲进来,在滚滚浓烟中,一片火海中,她将屋里屋角翻遍,终于寻到了被烧晕了的儿子。她的手腿被烧出一块块火燎泡,却硬是拚着一股劲,救出儿子。我的这位表弟被烧得几尽毁容,大姑不顾自己疼痛,跟着儿子到了公社医院,又转到县医院、省城医院,尽最大努力使儿子的毁容降低到最低点,还狠狠地自责,又为她儿子的将来担忧。
又过了几年,我在奶奶家见到了我的这位表弟,经过整容后的表弟,脸皮有点变形,植上了新皮,露出深浅不一的颜色,部分皮肤像羊皮。原本英俊的表弟变成丑八怪了。见到他,我的许多表兄表妹不愿跟他一起外出。有年春节,他来到已搬回城里祖屋的我家,他成天呆在家里不出,奶奶怕这个外甥憋坏了,让我陪他上街。我找了要做寒假作业的借口给拒了,只有我这个给工地做粗工的小叔肯陪他。没想到等我上了街,远远看到他跟小叔走在一起,边上的行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看他,他可能早就遭受着人们这种异样的目光。而我却忽地调转身,闪了。现在想想,当年的我是多么的无知啊!
等到我****后,我跟这位表弟痛快地喝过几回酒,他的面容跟正常人没多大的区别了。幸运的是这位表弟赶上了顶替父职的好事,在外地工作,娶妻生女,过着幸福的生活。提到儿子和孙女,大姑说她赶到外地替媳妇值月子,外孙女长得很漂亮。大姑为此欣慰。
上世纪90年代,小姑与大姑都是祖母级了,决定在海门买房落脚,这是因为二姑家在海门。以她家为中心,大姑小姑各自在老街边上买了一间旧房子,相隔几十米。三姐妹常常串门,唠唠体己话,除了小姑,大姑和二姑孙辈绕膝,无后代的小姑似乎也分享这份天伦之乐。有时三家人合在大姑家吃火锅,虽说只有三十平方米大,坐不下的全站着,满屋子黑团团的人影,人多得连根锥子都扎不进,可那份热腾腾的气氛,热烘烘的亲情着实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