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

回到自己内在的声音

在人们惯常的想象里，诗人应该是俊朗多情，仙风道骨，风度翩翩，而作为当代诗坛颇具影响力的杰出诗人，于坚与上述符号没有一点关系。相反，他光光的大脑袋，憨憨的笑脸，粗壮的身材，更让人想到一个锅炉工或农夫。

说到关于诗人的形象，于坚自嘲地讲到自己的形象带来的麻烦，曾有过很多次，他被一些治安人员疑为坏人，而将其从人群中叫出来检查身份证。他说每当这时自己就感到害怕，这种害怕甚至从少年时代父亲被造反派带走时就开始了。于坚认为将诗人圈定于类似徐志摩那样的标准模样，其实是“被塑造成与诗无关的形象”，他不喜欢这样的形象，甚至觉得“有点轻佻”。他说，有些诗人拿腔拿调，吟风弄月，故作高雅，而有些人走向另一种极端，佯装癫狂，流氓化，这两种所谓诗人都不足取。他说，他看过宋人画的李白，就是普通平民的样子。

由此，谈到诗人如何树立自己的个人风格。他认为，率真不伪饰最重要。诗的风格就像树木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艰辛成长的过程，长期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被改造的环境里，从小学、中学、大学到走向社会，都是按照某种主流意识在塑造自己，却总是忽略了按照本真行事。“所谓风格就是回到你自己，回到你本来的声音，回到你这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于坚举例说，他有个朋友写的诗歌多是公共话语，铿锵有力，却总觉得不对头，而那位朋友平时说话却多是不确定的，喜欢说“也许”，吞吞吐吐的。于坚就说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这些不确定写出来呢？那位朋友后来按照自己的感受去写，作品就很有感染力。于坚说，卡夫卡之所以伟大是他写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犹疑、卑微和恐惧。上帝赋予每个人自己的声音，这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所在，风格就是回到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刻意去扮演。

于坚将古今中外的杰出诗人都看成朋友，包括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白居易，他认为这些伟大诗人最大的魅力首先是个性鲜明的人。

于坚说；他写了近４０年诗歌，像个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讨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机会主义者，喜欢自己“从一而终”式的“自给自足”，他相信所有的所谓风格都是坚持和执着的结果。

●陈仲义：

注重诗歌的文本健康

作为厦门城市大学的人文学部教授，陈仲义如今已出版现代诗学专著八部。此次参加“诗歌人间”活动，陈仲义不参加朗诵，而将在“诗脉永续”――向陆游致敬新诗研讨会中带来自己的独特见解。

继朦胧诗研究、“第三代诗歌”研究后，陈仲义去年出版了近５０万字的诗学专著《中国前沿诗歌聚焦》，把目光聚焦于变动不居的“前沿诗学”这块为众多论者视为“心病”、难以下手的领域，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学术研究。陈仲义认为，中国先锋诗歌，无论是对西洋大师文本引进，还是本土日常诗性挖掘，写作资源都相当敞开；诗歌从相对简单状态，延升到更为复杂的场域。“先锋诗歌不间断的追新求新，体现了自身强旺的自我生成，不少经过反复实践检验的生成因素，无疑将成为现代汉诗良好的资源积淀；另一方面，不少实验过火、转型偏斜，加剧了‘影响的焦虑’，导致自我迷乱。因此，重提主体人格健全、文本健康建设、精神与语言平衡、个人与时代语境契合等，是适时而必须的。”

这次来深一起参加“诗歌人间”活动的大都是陈仲义的诗坛好友，甚至是重点研究对象，因此这样的聚会也让陈仲义感叹机会难得。如在《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他就从美学角度出发，“索解”了这次将来深的于坚、陈先发等“标记性诗人”的“写作范式”，借以窥探他们为新诗带来的有益启示。

●杨克：

个人写作须对公共空间发声

杨克的诗歌是硬朗而关注当下的。尤其在《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人民》、《经过》等里，我们看到了这种硬朗与关注，以及诗人内心的悲悯与柔软。

诗人是否应该有所担当？诗歌是否应该有所言志？杨克认为，写作必须对公共空间发声，以保持诗人的文学话语尊严，这就是“在场”和“担当”。杨克还主张，写作首先应该是对存在、生活、生存的发现，同时也是对虚构、修辞、形式的发现，因此诗歌的当下性和现场感也十分重要。他认为，诗歌应是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问，是关乎灵魂的写作。

“中国古典诗歌的底蕴永远自然地存在于现代诗的生命中”，杨克认为，传统是无法割断的血脉，我们用汉语写作，汉字本身就是一种对古典诗歌的天然传承。他强调传承不是照搬和抄写，而是于继承之中实现的发展和升华，是艺术的再生与涅槃。

作为一名连续主编了１１年《中国新诗年鉴》和《６０年中国青春诗歌经典》、《朦胧诗选》等的编者，杨克对推动汉语诗歌的对外交流与发展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对于此次由深圳特区报发起的“诗歌人间”诗会，他表示媒体的大力介入是新诗发展的幸事。“青海省每年能拿出８００万经费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我盼望‘诗歌人间’也能走向全国、国际，将来成为深圳乃至广东的国际诗歌节！”

●肖水：

“新绝句”是一个策略

微博的流行，标榜着碎片化时代的来临，诗人肖水的“新绝句”也被裹挟其中。

“我们的通信方式越来越短、越来越碎片化；怎样用精悍的诗歌表现生活，怎样用短小的句子表达与前辈思想的对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毕业并任教于复旦大学的８０后诗人肖水如是说。

２００７年起，肖水便花很大精力开始写新绝句。“我写新绝句的灵感来自唐诗五言绝句，它能够在很小的拼图内承载阔达的思想场景。新绝句的本质就是四行诗，但既可以用白话甚至西方改造语言创作，又没有字数和段落组合的禁锢。”

肖水认为，在现在中国社会里，诗人对于传统的承继非常少，而总是往西方去挖掘资源。因此他提出“从中国回到中国”，即在“中国性”之上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前一个中国，是当下杂糅了古今中西的中国；后一个中国，则是中国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肖水说，“现代”常被作为一种策略，被尊奉为同过去决裂的转折点。而此次标榜“新”，他也坦言，“新绝句”很明显是一个策略，是一个回望传统的路标。“我并没有希望所有人都写古典的东西，只希望有更多的目光去对传统进行抚摸与亲昵。我们需要属于中国人参与的‘现代性’。”

虽然表达了对古典的崇敬，肖水近期的诗歌还是涉及不少西方场景、时空穿越、甚至不伦之恋。对此肖水表示自己不排斥任何东西，“我提倡在中西、古今上保持暧昧，在这两个维度上滑动。”另外，肖水认为自己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浮在半空中的乌托邦景观，“我对这个世界有我自己的描绘和构建。”

关于这些奇思妙想，肖水说自己擅长用“野外”的意象来对比城市的压迫感。描写野外，或许是因为肖水对于“田园诗”和“边塞诗”的热读，这恰好契合了本届《“诗歌人间”》的主题。“宋朝的边塞诗在陆游这里得到了传承，我很钦佩他挺身而出的精神。”肖水说，“虽然我们不能披上戎装，为祖国厮杀驰骋，但是在文字的世界里，我们能够鼓励更多人对于国家的热爱。”

●孙夜：

真正的诗歌是修炼内心的

诗歌对每个人或许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对于诗人孙夜来说，真正的诗歌是修炼内心的。“从平常的生活发现诗性是很美好的感觉，诗歌能带你到很远很高的地方，诗歌能让你分得清一些事物，诗歌可以让你无怨无悔。”

孙夜的诗歌多为心灵的净化、洗练之作，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和依恋，对生活的瞬间的把握和思考，以及对美好感情的向往和吟唱。诗歌有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继承和发扬，主张诗意是诗歌创作的首要条件，对诗歌语言的努力和坚持。这种风格的确立，用孙夜自己的话说，“由个人的心性决定的”。

由于受到古典诗歌的熏陶，孙夜对古典诗歌无比喜爱。对于孙夜的个人创作来说，古典诗歌的影响是源头性的，最早地觉醒或孕育了一种个人的诗歌情怀。古典诗歌的传统让他能知耻、能有所节制，无论怎么喧嚣、冲击，麻木中仍能感知到这个世界的温暖和善意。“陆游是有大爱、有社会担当的诗人，正因为这样，诗歌里才会有原则，他的力量与柔软都能那么震撼人心”，孙夜如是说。

作为深圳的诗人，他对《“诗歌人间”》的举办也非常欣喜，“在风声雨声呐喊声渐浓的诗歌现场，有人高呼，引导我们回望遥远了的陆游，梳理被忽略或者被淹埋的我们与古典文化、古典文学的连线，是一件多么意味深长的事情。”

●韩东：

“诗到语言为止”

在不少同行眼里，诗人韩东“影响了这个时代”。上世纪８０年代，韩东是“他们”文学圈以及“第三代诗人”的核心人物。《他们》是一本民间刊物；“第三代诗歌”则是朦胧诗之后的新审美思潮与写作倾向。韩东都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韩东认为，诗歌最重要的是语言，“诗到语言为止”。“怎么写很重要，当代诗歌存在与否，就在于语言方式与形式上。”韩东说，“至于怎么写则是一种实践，没有秘诀；写完后看它能否立。”

近些年，韩东的诗歌越来越趋向于淡定。似乎他是他，世界是世界，两不相欠。这些年，韩东主要是在写小说。上世纪９０年代末，韩东发起“断裂：一份问卷”的调查。他言辞激烈，与现存文学秩序宣告决裂：“如果我们的小说是小说，他们的就不是；如果他们的是小说，则我们的就不是。”

韩东认为，“断裂”是当年他那伙作家群针对文坛垄断现象而展现的一种姿态，表达了一种不同的声音。然而，尽管“断裂”在当年属于集体行为，却在后来成了韩东的个人宿命。此后韩东经历了一段贫困的日子。因此他也曾说，“写作对我只是谋生的手艺”，不过，这项谋生手艺韩东还是比较喜欢的。

韩东认为，写诗是等待灵感，欲速则不达；写短篇小说周期较短，但还是比较轻飘，写完即可看到结果；写长篇小说则节奏不一样，沉得比较深。“那是一种在黑暗中工作的隔绝、沉寂的状态。这种节奏我很喜欢。”

●李少君：

“诗歌人间”是诗人的

从“伟大的作家都有草根性”的坚持，到“新红颜写作”命题的提出，诗人、《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对当下汉语诗歌的走向与当代汉诗新的可能性有着极其敏锐的思考。他推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出“境界说”，认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同时，他的作品满含恬淡、贴近草根众生，字句间常能读到诗人特有的爱与悲悯。他曾多次来到深圳，却从没有像今次这样语露欣慰。

虽然身居海南，李少君对深圳诗人、深圳诗歌的了解与关切却并不少。今次应邀参加“诗歌人间”活动，他认为“诗歌人间”这一由地方主流媒体发起并主办的“民间性”诗歌节日，是诗人们的福。

李少君说，他已经参加过几届“诗歌人间”活动，亲见了由此所激发出来的深圳诗歌创作的热量与活力，认为，就像深圳能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一样，深圳也会成为文化创新的先锋，而深圳诗歌就显示了这一迹象。

谈及深圳对当代诗歌的作用，李少君说主要有两个事件：一是徐敬亚等在１９８６年举办了现代主义诗歌大展，暗合了当年市场经济兴起、社会发展中心南移的轨迹；二是近年来，以中国网络诗歌、打工诗人最早出现在深圳为开端，自下而上的诗歌浪潮逐渐涌动，将深圳诗人逐步推向当代诗歌前台。“诗歌人间”这里面起到一个引爆点的作用。

●耿占春：

写诗是“有点快乐的越界”

耿占春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２００８年度文学评论家，由于评论太出色，甚至掩盖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光芒与贡献。对于诗人、评论家这两个身份，耿占春认为，诗歌与文学批评差不多都是一种职业需要，虽然都是他喜欢做的；不过相较而言，写诗是“留给自己的一种快乐”，比起写文章，写诗更能享受自己的主观性。

对于诗歌创作，耿占春谦称自己其实一直都处在业余状态，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诗人这个“身份”，尽管他的不少诗歌流传甚广。然而，诗歌写作所需要的感受力、对语言的文体意识，显然会投射到他的其他写作形式中，用他的话说，“一切创造性的活动中总会有一点属于诗的东西”，因此在他的评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内在的诗性的表达。

写诗对耿占春是一种享受，他认为，“诗歌”意味着一种真实的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么说吧，诗歌是一种总是会被允许的、在感知与表达上的越界行为。一切没有语言的东西、难以言说的东西，也会在诗歌中找到其依据。有人说诗歌过于难解、晦涩，可是生活与生命也是如此啊！”对于日常生活，写点诗就是“有点快乐的越界行为”，时不时写点诗、时不时发表几首，但发表与否耿占春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更在于享受这过程的快乐。

现在，耿占春的诗歌创作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他说自己喜欢“随心所欲做点喜欢的事情”。

对于当前是否需要设立一个诗歌奖，耿占春认为，对诗歌写作进行各种形式的鼓励总是好的，重要的在于建立起奖项的信誉度。“由于信誉，一个小奖也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没有信誉，一个大奖也不过是个名利场而已。”

●宇向：

书写个人对命运的领悟

宇向的诗歌有一种放松的状态，语言洒脱，真性情一览无余，呈现出非常个人化的风格。宇向说自己是“被命定为诗人”，书写的是个人对命运的领悟，饱含着更多的生命经验而非写作经验。

作为７０后诗人，宇向从２０００年才开始写诗，曾获“柔刚”、“宇龙”等诗歌奖。她也喜欢画画，油画作品还参加了“修辞——当代诗人绘画展”。事实上，她还学过电子专业，现在还是一名弱电工程师，但她对电子专业“实在是不喜欢”，而画画、写诗，靠的是创造者和阅读者的领悟力，跟天分有关，并让人的内心保持自由游走的状态，是她喜欢的。

早年宇向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做一个赤贫的人，但“现实中也会贪恋懒散无忧的小生活”，写诗歌使表达有了出口，因此现在画不画都行。可见诗歌之于宇向，意义无可比拟，对于她，诗歌“意味着爱与被爱，并带着最小的恨意，写作行为大概就是那最小的恨意。”她坚信，一个不写诗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也应该是诗性的，包括喜悦与苦难，温暖与伤害……而通过写诗这一“修炼行为”，能使生命更直接、持续地面向真理追问。

●小安：

平静的力量来自诗本身

小安作为“非非”诗歌流派里最有成就的女诗人之一，其诗歌绕开了关于女性性别意识的概念，而是从语言入手，以口语入诗，回归语感，还原现代汉语的干净与纯洁。这是小安区别于其他女诗人之处。“我基本上是想写就写，没有特别的预谋。也写点小说，比如《疯子的故事》”，小安告诉记者。

“我从来没有想过诗歌风格什么，我只是使用那些最简单直接的文字，任何人都可以读懂，不用去猜。”小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在她诗歌中，总有一种平静的力量。这种力量到底来自哪里，小安坦诚地说，“我身体没有力量，生活也没有，爱情会有一些，再想不出这力量来自什么地方。那肯定是诗歌本身，也只好如此。”

小安相信，诗歌只存在于诗人的抽屉与内心里。她说，“诗歌对诗人的生活骚扰太大，快乐痛苦或者疯疯癫癫，对其他人应该没有意义。”她的诗歌是随性，如她的个性一般，而且是美好的宁静的。她曾经这样写道：“但我没有把这些悲苦与寂寞放进我的诗歌里，我把它们平静地处理掉了，我想我的诗歌是快乐和美丽的”。

●周公度：

学习陆游的“大局意识”

曾主编和出品有数个文学期刊，著有诗集《夏日杂志》，诗论集《银杏种植——中国新诗廿四论》等的诗人周公度，是位才思敏捷、意识现代、国学功底又相当扎实的年轻学者。在“诗歌人间”活动中，周公度将应邀登台朗诵个人诗作。

许多诗评家认为，周公度才华过人，其诗风格明丽、简约、内敛。对此，周公度诙谐地表示：他们说得比较客气，其实我那不过是琐屑、局促、肤浅。他说：“人年轻时总是很容易被‘才华’二字所误，‘两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害人不浅，但都是自找的”。同时周公度亦认为，自己近几年的作品，已一直向朴素作努力。

现处西安一隅主编《佛学月刊》的周公度认为，《礼记》中说“采诗”“以观民风”，以此判断，诗应该是“人民”不得不发的，不得不说的，而不是搔首弄姿的。“也就是说，诗人是这个时代最敏感的一些人，而其敏感的强弱与层次，决定他所处的位置。反过来，他的位置又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目的、生存质量与生命价值”。

今年是伟大诗人陆游逝世８００周年，周公度说他最欣赏陆游的生命态度和浓郁强烈的家国意识。“南宋早期，诗人的忧患意识远超过北宋，而北宋很多诗人都只是在那里痴心妄想，我们当代诗人缺少陆游胸中的那种大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