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诉你，郑成功是企图引狼入室的大＊＊，圣女贞德曾经屈膝投降的话，你一定会斥之为无稽之谈或干脆不屑理会。那么，还是让历史把这两位民族英雄的另一面告诉我们吧。郑成功的父亲叫郑芝龙，是日本华侨，母亲则是地道的日本人。清兵南下时，郑成功的父亲投靠了清廷，母亲却因被清兵强奸而羞愤＊＊。郑成功对此无比伤心愤怒，毅然剖开母亲遗体，将子宫等内脏掏出来，亲手洗干净以后才下葬。郑成功从此与清廷势不两立，于是才有了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壮举。

　　为了抵挡清兵的强大攻势，郑成功居然写信给日本当权者德川家族，乞求日本派兵共同抵抗自己的祖国。他在信中说：“成功生于贵国，故深慕贵国，今艰难之时，贵国怜我，假我万兵，感义无限矣”。尽管德川家族没有答应其请求（这对日本来说是个错误，否则，台湾早在甲午战争前200多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但凭此信说郑成功是企图引狼入室的大＊＊一点也不冤枉。

　　再说圣女贞德，这个身披白甲的少女率领她的军队在奥尔良奇迹般地击败了英军，可却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战斗中落入敌手。她为了求生，曾向敌人投降告饶，还是被判作女巫活活烧死。最近有专家考证出，被英军烧死的那个乡村姑娘只是一个替身，真正的“圣女贞德”已被自己祖国的国王查理七世软禁，直到数十年后才在抑郁中死去。照这个说法，人们心目中的“圣女贞德”就更是子虚乌有的了。

　　人类文明史虽然只有几千年，而历史人物却无比丰富。他们有的像夜空闪烁的繁星（包括流星），有的像漂浮的冰山，给我们留下了某种特定的印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这种特定的印象误认为就是事物的全部。如同任何矿物都含有杂质需要加工提炼一样，历史人物同样是复杂的，往往是后人出于某种需要和愿望进行了精心的打造，他们才慢慢变得纯净了起来。于是圣人出现了、宗教领袖降临了、英雄诞生了。久而久之，人们就不再知道也不再关心历史的细节与全部真相了。

　　当我们为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邓世昌、丁汝昌扼腕叹息，同时把怨恨归结于清政府＊＊无能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这两位大人竟违反禁令将宠物和大量鸦片带到军舰上，对海战的失败应该担当什么责任。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想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叔叔时，以为他一直过着苦行僧的日子，使他具备了天神的一切特征。如果把雷锋与那些世俗的、个人的享乐爱好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对榜样的亵渎。可是，人们后来惊讶地发现，雷锋的遗物里居然还有当时的奢侈品：一块英纳格手表和一件保养得很好的皮夹克。按照那个时代的政治需要，当年对雷锋的大量宣传从不提及这两件遗物。当善良的人们终于知道真相时，一定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原来雷锋当年热心助人并不是倾其所有，而是留有很大余地的呀！

　　我的姑爷爷曾经担任新四军某支队政委，30多年前，我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就曾经好奇地问过他，当年新四军在战前真的像电影上那样，用革命理想对战士进行动员吗？他抽着水烟笑了一会儿才说，战士们大都是文盲，根本就听不懂那些大道理。为了鼓动大家奋勇作战，我就说：“弟兄们，明天我们拿下县城后，要犒劳大家3天，立功者可以娶地主的老婆、还有女儿”。年少的我听了此言非常惊讶，竟当场反驳道：“敌人才那样呢！”

　　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人物实际上已经被不同程度地修饰过了，即令我们费尽心血如今也不大可能看清其原貌。正如尼采所说的，野兔有7层皮，一个人则可以撕掉7×70层皮，而仍然难以认识和找到他自己（语见《尼采的幽灵》序）。可以说，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测的莫过于人心。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也曾映照出一些历史人物的多面性。有些历史人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像某些动物一样，会根据环境的需要不断地变换自己的面目。俄罗撕作家契诃夫将其比作“变色龙”。

　　中国历朝历代不乏那种惯于巧言令色、口蜜腹剑，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奸佞小人，构成了中华民族一份最不幸的遗产，一直延祸至今。早期著名的典型当属春秋时齐桓公的三名宠臣易牙、竖刁和开方。他们为了讨好齐桓公，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管仲早就看出三人心怀叵测，并向齐桓公提出了忠告，终于没有被采纳。齐桓公死后，这三人把持朝政，把好端端的齐国搞得乌烟瘴气。齐桓公停尸数十天，以至腐烂生蛆却得不到安葬。“变色龙”需要高超的演技，因为演技越高欺骗性就越大。中国历史上居然还有人因此而名留“青史”：南宋末年，湖北襄阳有个名叫蹇材望的官员，当蒙古人快要打到襄阳时，他指天发誓，决心殉国。他用锡做了一个小牌子，上刻“大宋忠臣蹇材望”，并在一角系了二两银子，注明“凡找到我尸首的，请代为埋葬，并请在墓前题字‘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钱作为埋葬立碑的费用”。蹇材望每天把这个锡牌挂在腰间，遇到亲友和熟人就一一拜托后事，人们都被他那视死如归、忠贞不渝的精神所感动。公元1276年元旦，蒙古大军攻破襄阳城，大家以为蹇材望已经为大宋而殉难，孰料他竟穿戴着蒙古人的衣冠、骑着骏马回来了，还被蒙古人任命为襄阳太守。原来襄阳城破那天一大早，蹇材望就率先出城迎降，可以设想他在蒙古人那儿又做了怎样一番表演。

　　在＊＊体制下，独裁者的蒙蔽和强权甚至会造成“变色龙”的群体化。袁世凯称帝前，曾接到过全体议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请他称帝的信，可是当他正式称帝以后，举国竟是一片讨袁之声；希特勒曾经得到德国民众的狂热拥护，其实有许多人只是为了免遭迫害，被迫扮演了“变色龙”；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尔塞斯库1989年在罗共十四大上做报告时，与会代表数十次全体起立，高呼“齐尔塞斯库万岁”。然而，仅仅十几天以后，他在国内竟然成了过街老鼠，并很快被无数次表示忠于他的人们处死。

　　“变色龙”的广泛存在，是社会病态的反映。随着社会走向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群体性的“变色龙”有可能销声匿迹，而个体的“变色龙”恐怕还将伴随我们前行。今天，人们面对的诱惑比古人要多得多，“变色龙”的智商和演技也青出于蓝胜于蓝了。一本《厚黑学》竟然成了一些居心叵测者的《圣经》。所谓“厚”指其脸皮由多层构成，至于厚到什么程度，则因人而异了。今天，我们要特别提防蹇材望那样演技超群、脸皮特厚的“变色龙”，因为他们的欺骗性太强了。应加强对这种人的观察，一旦识破其伎俩，就决不能姑息，以免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意想不到的大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