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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0日下午，“60年中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新时期发轫、现仍在服役的军队作家的作品只有武警著名作家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入选。(曾在军旅的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莫言的《红高粱》也榜上有名)

　　那么，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王树增其人其文。

　　你写《朝鲜战争》，写《长征》，又写了130万字的《解放战争》，支撑你创作这一系列战争题材作品的动因是什么？

　　首先我要说，写作是非常苦的一件事，哪有那么浪漫，清风明月、红袖添香之类。那是要拼命的，最后拼体力、拼智力，把你消耗得差不多了，才能出一本书，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说是佳品，往往出废品，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以这个职业为终身职业的人，注定是受苦人，这里既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捷径，也没有暴利的可能，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靠写文学作品发财致富了。

　　毛主席在长征结束的时候说，我们的军队是工作队，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什么叫播种机？就是要播撒真理的种子。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军队，现在的中国军人，依旧传承着这种优良传统，总想去承担什么。我们这支军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从建军那天起宗旨就不一样。做事总得问一个为什么吧，这支军队凭什么要养作家啊？军队给你挺高的待遇，你的任务就是写作。凭什么你不写我们党的历史、军队的历史、人民的历史？如果这一点你心里都不明白，不沉甸甸的，不感到压力，你就愧对了你的位置和你穿的这身军装。我们应该经常问问自己，你给这个社会创造什么财富了？所以我认真写作此类题材，确实是想平衡一下自己的心态。现在有些人在家呆得挺舒服，基本不干事，如果写东西，也是乌七八糟。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没有愧对这个饭碗。实事求是地说吧，军人还得有点历史担当。这么说好像有点把自己推到那个力挽狂澜的位置上了，但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情结，当排头兵的情结。

　　还要说明一点，我写的不是战史。战争进程干吗要我来写，全国有多少军史专家，有的是将军，他们写最拿手了。我是用作家的理解去解释历史，再把这种解释传递给读者，或者叫引领读者来理解历史。

　　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的诞生，应该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你是在怎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故乡给了你和你的作品怎样的营养？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我不是旗人。我祖父那一代人就住在宣武门崇光百货商店那个地方，现在叫SOGO，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他们过着四世同堂的生活。我祖父是一个生意人，我和祖父没见过面，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我父亲在国家机关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我母亲家在永定门外，北京的菜农，没上过什么学，几乎等于不识字。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从小学开始，好像是天生对文字很感兴趣，作文常常是名列前茅。其他的孩子最怕上作文课，我最盼着一个礼拜有两堂连着上的作文课。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是我露一手的时候到了。现在想起来只不过是一篇篇幼稚的小文章，但是当自己的作文贴到走廊里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了不起。

　　父母虽然没有在文学上影响我，但永远教导我一句话：要做一个好人。尤其是我母亲，人缘特别好，在邻里之间有口皆碑。那时候，我们住在机关大院里面，我们家的门后头有一排钉子，钉子上挂着各家各户的房门钥匙，小孩放学以后先到我们家拿钥匙，然后才能回家。大家是极度信任我母亲，我母亲正直善良到很有名的那个程度。所以说，我要是从家庭中承接一点的话，可能从母亲身上承接得更多一点。我母亲有一句话：活着就不要让人家背后戳你的脊梁骨！这是老北京的老话，意思是不管做人还是做事，得让人家竖大拇指。

　　文革中发生的几件大事，促使我成熟起来了。第一件大事儿就是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3天后我就走了，到山西吕梁山那一带，就是临汾县西边的大山里。第二件事是我走后父母也被赶出北京，到外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只知道是去湖北省一个偏远的农村，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反正家也没了，没什么可惦记的了，拼命干活啊！种棉花，剪枝啊，种玉米、割麦子、赶大车啊，我几乎都会，还说了一口地道的当地话。整天和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一块玩，晚上睡在麦草堆里面，拉着破胡琴，唱当地的土戏。一个北京的孩子实际上变成一个农村孩子。

　　可我心比天高，不停地写诗，用钢笔抄在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上，每页中间贴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小插花，精致得像正儿八经的诗集一样。我记得有一首诗写的是云彩，诗的名字叫做《奔腾的野马群》，青春的躁动不安全表现在里面。这个过程是什么？是你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青年，怀揣着文学的梦想。这个梦想不十分清晰，朦朦胧胧，总觉得自己拿起笔写点什么的时候，心里才能够踏实一点。

　　1968年到1970年，我在农村待了整整两年。那个地方赤贫。我住在一孔破窑洞里。房东大娘一堆孩子，但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我也管她叫妈，她就像我的亲妈。老太太说，北京的娃到咱这儿落难来了，太遭罪了。他们家天天吃野菜团子，一蒸一笼，但一笼里总有两个是不搁野菜的，黄澄澄的。只要我一下工，老太太就把这两个藏在怀里的玉米面馍偷偷塞给我，看着让我吃下去，还不能让她的孩子们看见。乡亲们都对我很好。这些农村人，他们几乎可以说一无所有。你说他们懂什么主义？他们就是善良，天然的善良，很简单的善良。但是，他们那巨大的同情心，使我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滋养。你别看这样一个小小的经历，却让我到任何时候都不怕吃苦，任何时候都跟老百姓站在一起。

　　我当兵走时，我的房东妈还活着。我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告诉了她，她从此不理我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实际上她很悲伤，心里在流泪，舍不得我走。根本不是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娃啊，到了部队你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妈等着你的好消息等等。

　　我当兵的第二年，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母病危，速归。指导员给我训了一顿，说你打假电报，你是北京人，你妈怎么会在山西农村？我说我一辈子有俩妈，插队时的这个妈跟我亲妈一样。指导员也是农村人啊，他说你小子还算有良心，我批你假了，你快去快回。我三赶两赶到那个村子，晚了，我的房东妈去世了。他们穷得买不起棺材，两口缸一对，把老太太埋了。

　　部队成就了很多人的文学梦。你在部队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

　　我们全县北京知青500多人，1970年冬选送入伍的只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这是很大的荣誉。我所有的东西，包括一个箱子、脸盆、衣服啊，都给我房东了。我上县城时，换上了我房东妈大儿子的一身衣服，头上系了一块白毛巾，整个就是黄土高原农民的样子。下大雪，队里派了辆破拖拉机送我到县城，我换上了新军装，就把脱下的衣服又捎回村里。接兵的人根本不知道我是知青。我说我是赤条条走的。

　　到部队，我就觉得真正到了我应该到的地方。什么苦啊，累啊，我才不怕呢！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新兵进行伞降训练时，500个新兵要挑出10个人提前跳，剩下的新兵一律在下面观摩。什么意思？你看你们都是新入伍的吧，人家这10个人敢跳，你们也要敢跳，一样的嘛！伞兵部队把这种训练模式叫示范伞，一个新兵能跳示范伞那是莫大的荣耀。我又是跳示范伞的新兵。我在空中一点都不怕，荣誉感老是冲击着我，我觉得我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下到连队，我是一个炮手，部队所有的集训队，比如跳伞示范队、班长集训队、宣传队、篮球队，我几乎都参加过，反正只要上面要人，都是我去争门面。我觉得连队生活给了我极大的快乐。

　　白天工作训练，晚上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东西。别人怕站岗，我不怕。站岗是写作的好时机，尤其是围墙边上之类的岗，坐在那里偷偷地写，最后写了部长篇小说。我抱着一摞稿子，从开封坐车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给了一个姓张的编辑。我觉得我的心血搁在这儿就算完事了。事隔好几个月，突然团里面来了一个机关干部，他和指导员两个人找我谈话：你给郑州送什么了？当时吓我一大跳。后来才知道，出版社给部队来了一个函，说你部谁谁谁写了部长篇小说，初具出版规模，建议你们给他创造条件让他修改。那时候，部队哪见过这事儿，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结果给我弄到团部，就在副参谋长的办公室改这个长篇小说。这在一个基层部队不成新闻了吗？说炮连有一个兵，在写一本书，事闹大了。这是我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好几十万字呢！

　　出版社刚给我寄了本样书，突然上边下来一个什么文件，要求所有准备出的书一律毁版，毁成纸浆。可人家把稿费给咱发了，500块钱。那个时候5块钱就是不得了的数字，我根本不知道500块钱搁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情景，拿着汇款单哆哆嗦嗦去取款，十块钱一张的票子装满了一挎包。

　　我慢慢意识到，恐怕干文字这一行，干文学这一行，是自己注定的职业了。

　　电视剧热，电影热，言情片热，很多作家瞄着什么来钱快、受众广，来寻找题材。为什么这么多年，你浸泡在战争题材里面不能自拔？

　　我想说，起因是长期在我心中有一种忧虑，或者是叫忧患意识。我觉得当代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达了，但是，精神价值体系没有很好地构建起来，至少这项工程还滞后。我们看到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无一不是精神价值缺失造成的。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没有自己的信仰，那是挺可怕的，也是挺可悲的。信仰就是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而我们作家有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这种精神价值的义务。

　　写《长征》就要重走长征路，我是一段不落地走下来的。长征路上我碰到很多青年人，大多是外国人。中国青年上哪去了？乌江边照个相，铁索桥边照个相，回家了。那些外国青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很多都是富家子弟，他们蓬头垢面，背个破行囊，一点点地走，严格按照长征路线走。凭什么从头到尾走到底啊？人家是对新中国的红色历史感兴趣。为什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力量，用于证明他能够坚强地面对人生的理由。只能这么解释，没有第二种解释。

　　2000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了一本书，叫做《影响人类1000年的100件事》，由全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家评选出来的。中国入选的3件事，第一件事是发明火药，北宋时期；第二件事是成吉思汗横扫欧洲；第三件事就是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此而名扬世界。西方专家为什么青睐长征？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有相似之处？不是。长征在精神上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西方人都这么认为，我们本土的人还不这么认为，还拿长征来调侃呢。数典忘祖！

　　去哪寻找能够支撑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呢？我们只能从本民族的历史当中去寻找。所以我开始写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我总想回答一个疑问，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繁衍、生存、发展到今天，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个民族走下去的？它凭什么这么有生命力地走到今天？这中间肯定有仁人志士，有英烈先驱，肯定有精神价值的主流。我所有的时间就是寻找和回答这个问题，心无旁骛，没有别的什么追求了。这就是我这么多年，连武警文工团团长都不当了，专心致志写被称为“王树增战争作品系列”的一个缘由。而且就像你说的一样，已不能自拔。

　　我现在正在为写抗日战争做准备。我觉得所有中国当代战争，抗日战争是最值得写的，第一，时间长达8年；第二，它是反对侵略的民族保卫战；第三，它是全民族的作战。它的波澜壮阔，它的气壮山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而且确实体现了这个民族坚韧的生命力。我想可能把这本书写完，心里最终就能踏实了。

　　《解放战争》准备了4年，写了2年。中间还发生一次意外，差点儿“光荣”了。刚写完上卷的时候，我出门走在平路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醒来的时候，我在120急救车上，妻子王瑛在看着我哭。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你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了。到医院没检查别的，只检查我脑袋摔坏了没有。住了半个月院，我心急火燎，不愿浪费时间，急着出院了。我觉得我死不了，下卷还没写呢！最后也没查清楚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太疲劳，疲劳到了极点，超出了生理上的负荷了。

　　现在回过头看你的“战争系列”，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写当代战争的题材最关键要把握什么方面的问题？

　　三部书的风格不一样，《朝鲜战争》是味道比较独特。很多读者评价说，《朝鲜战争》像西方记者的笔调。其实我的写作视角是想俯瞰这场战争和参与这场战争的所有人。《长征》是感情的高度浓缩。为什么？事件非常单一，走路，天天走，千难万险也得走，很单一。所以需要大量表现红军官兵那种铭心刻骨的激情的文字。《解放战争》是波澜壮阔，这一节写西北战场，下一节可能跳到东北去了，战场纵横整个国土，双方作战，来来回回，非常复杂。所以说《解放战争》叫做宏大。相对来讲，写得最苦的是《解放战争》，因为你必须有掌控全局的能力。

　　写当代战争题材作品，我觉得最重要不是对人和事的评价，这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你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我用了很多笔墨写我们的老百姓。我写的每个老百姓都是有名有姓的，不是我编出来的。我们的老百姓凭什么选择共产党而抛弃国民党？说清楚这个问题就说清楚了一个终极的道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就是历史观，也就是我的战争观。

　　有读者问我，你写战争揭示出了什么鲜为人知的内幕？我说，我没内幕可揭，你知道的我也知道，你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有些记者问，难道你写的不是历史真实吗？那意思是说过去看到的那些东西不真实。我说什么叫历史真实？《史记》是历史的真实吗？我说那是司马迁的历史。人类所能见到的历史全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凡是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写作者“自己”的历史，是他的历史观、世界观的反映。他说那你就没真实可言了？我说有真实可言，什么最真实？真理最真实。就是说你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是接近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写得很真实。因为从我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解放战争最终的核心动力是什么。是谁推动了历史前进，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

　　我还要说一点，我崇尚英雄，特别崇尚老百姓当中的英雄。有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大娘，她家的炕头曾是我们军队士兵的病床，解放军的伤员是在老大娘的怀里养伤的，住几天，弄些米汤一点点喂，然后用担架抬走。我看了一个老战士的回忆文章，说他忘不了大娘在他耳边说的一句话：“孩子，你命大，咱们娘俩日后再见。”我说这个大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老百姓承担的是大道义，共产党不能忘了他们。不仅仅是堵枪眼才叫英雄，那就太狭隘了。还有毛泽东，在我心目中很伟大，毛泽东诗词是我的案头书，我最爱读两首词，第一首词是《娄山关》。为什么？写这首词时是最困难的时候，可你看毛泽东苍凉而高远的情怀：“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还有一首词就是《沁园春·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这边有国民党中央军追，那边有西北军和东北军堵着，陕北那个地方非常贫困养活不起部队，只有一个办法，东征过黄河，可是东征也失败了。那是心里最没数、前途最渺茫的时候，然而毛泽东却写下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此大气魄，是天地间的真英雄。

　　你的每一部“战争题材”作品表达的主题思想各有什么不同？

　　《朝鲜战争》，我是写了四个字：民族风骨。

　　一些年轻人说，我们认为朝鲜战争不该打，死这么多人。我告诉他们，如果不打朝鲜战争，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不打就根本没有今天。毛泽东当时说了，打不好咱上井冈山。你知道当时中国是什么样情况吗？新疆、西藏还没有全部解放，西南还有几十万土匪，全国的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各级政权还没有完全建立，蒋介石主力部队退守到金门，还准备打回来呢！这个时候你让稍微稳固一点的东北解放区上千公里的边防线压上西方势力的军队，新中国还能挺着腰杆站立起来吗？抗美援朝第一位的指向是要保护新生的国家政权，不能让共产党人数十年的流血牺牲化为乌有。我说我也问你一个问题，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能有建国初期的建设环境吗？能有70年代我们加入联合国吗？他们说，那咱们充其量跟人家打了个平手嘛！你也没打败人家嘛！我说如果和泰森打拳，我打个平手，你说是谁胜了？当时我们国家是什么国家？战争废墟，百废待兴，拿着万国武器。美国是什么，一号工业强国，刚刚参加二战，飞机大炮、航空母舰什么没有啊？原子弹人家都有。打个平手，你们说谁胜谁负？拿外交地理的概念来讲，我们就是要把敌人遏制到三八线附近。与西方阵线有几百公里的缓冲地带，就有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民族风骨你得这样去理解：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参加国际间作战。这可不单是跟美国人打仗，是跟联合国军队打仗，是15个国家跟我们开战。你难道不为我们的先辈感到自豪吗？新中国可不是好惹的，你接纳也好不接纳也好，新中国很厉害，最后它还是当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从而才有从1951年开始到现在的和平生活。你说不打成吗？这是我对朝鲜战争的评价。

　　《长征》也是四个字：永不言败。这是一个人生的哲理，死里求生，死而后生，只要没有扑倒在地，没有了生的气息，我永远不说我失败，我还是爬起来往前冲。长征就这个样子，多少次都觉得没希望了，剩下五六千人，可就是这五六千人最后成就了千秋大业，长征把永不言败演绎到了极致。

　　《解放战争》是人民的胜利。一个国家机关干部曾问我，你这本书是不是写给现在从政者看的？我毫不隐晦地说有这个意思。回顾这场战争，至少能够提醒我们衣食父母是谁。我们共产党人离开老百姓就什么都没有了，解放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查遍世界战争史还没有过这样的战争：在战场上，60万部队在前面打仗，500多万老百姓在后面支援。淮海大战，国民党军精神上早溃败了。老百姓凭什么支持共产党？共产党给了老百姓土地。所以毛泽东说，解放战争能不能胜利，就看我们土地革命能不能成功。你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你主张公平，老百姓能不支持你？！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让我特别高兴的是，这几本书出版以后，受欢迎的程度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因为写的时候别人几次问，老王这些年你干吗呢，我说我写书。人家说你有毛病，现在谁还拿五六年写一本书啊？人家都忙着挣钱呢，你这东西写出来谁买啊？你吃什么喝什么啊？我有一种自信，我说你写出来没人买，我老王写出来就有人买。果然，读我的书的年轻读者很多，《解放战争》才上市3个月，这么大一码洋的书，已经再版到14万套，这已经远远超出畅销书的范畴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说你的那些忧患实际上是与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当代青年人的忧患契合的，你写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和感受。

　　这三部作品的成功跟你的信念、跟你的智慧有关，跟你的家庭、跟你的爱情有关吗？

　　可以说，我妻子王瑛对我有决定性影响，不是一般的影响。因为她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跟我非常相近。另外就是她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她的文学表述很棒，只不过干了编辑这个行当。我的每一部书写完了就不管了，全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梳理，我写多长时间她几乎要用同样的时间来梳理。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解放战争》130万字，光把里边的地名和人名核实一遍，也得一个多月，这是不允许出错的。书在出版前，必须要校对，我这样的书不是一般的编辑就可以完成校对工作的，番号、人名、地名、日期、电报、史实，没有相当的史料准备的人，这些东西错了都校对不出来。她必须同样对史料烂熟于心。而且不仅仅是校对的问题，她还要论证，还要删改，有的段落还是她加进去的。我们特别默契，她会非常准确地知道我这一节为什么这样结构，她绝不会在编辑的过程中改成不是我的东西，她只会弥补疏漏和缺陷。也就是说，只有她才能读懂我的作品，读懂我的写作情怀，也读懂我的做人。所以，往往她做的非常准确，非常有水准，但是实际上非常辛苦。

　　我们俩在关于写作这件事上观点非常相近，什么观点呢？就是说一个作家，你即使才华横溢，你一辈子也只能做一件事。人生太短了，心无旁骛才能成大业。因此，即使有人拿着许多钱来找我写影视剧，我也不会分心别处。我们俩都以为生活温饱足矣，我渴望在有限的时日里完成自己能够完成的事业，而王瑛懂得并同样珍视我的这种价值观。所以说，没有她多少年如一日的鼎力相助，就没有我今天的这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