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诗歌，一般指称某一特定民族的诗人写作的诗歌。但民族诗歌之所以被指认为民族诗歌，也是因为其诗歌的民族身份，即创作者的民族身份可能决定其诗歌内在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表达。在当代中国，民族诗歌似乎意义更为确定，它主要是指称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诗人的诗歌。比如，彝族诗人、蒙古族诗人或回族诗人写作的诗歌，都属于民族诗歌，特别是他们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诗歌。因为在中国，由于民族政策的关系，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似乎才被习惯性地称为“民族”，所以各省市社科院设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所，通常是以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而《民族文学》这样的文学刊物也主要是刊登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而《民族文学研究》这样的学术刊物，其发表的论文，也通常是以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

　　但民族诗人的诗歌写作，是否因为其民族身份，就可以确认为民族诗歌呢？我以为民族化的表达或民族性的书写，并不是很容易清晰呈现的，因为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是内在的、隐性的、深藏的或潜意识的精神因子，单纯从诗歌语言层面很难直接判断出来。因此，以诗人的民族身份来指称民族诗歌，确实有一定的便利性，但不一定能够非常准确地描述民族诗歌的内在精神品质。如果要准确地给民族诗歌下一个定义的话，我觉得民族诗人书写的以反映特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诗歌，才可能称为民族诗歌。就中华民族而言，民族诗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由汉族诗人为主体的汉族诗歌写作；二是由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的诗人以本民族语言或双语写作的体现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诗歌作品。

　　但作家民族身份也有一定的模糊性，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境下，一个民族已经很难完整地保持其固有的民族性。在全球化趋势并不明显的时代，一个民族通常能够较长时间地保留自己的民族习俗、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但今天的全球化情境下，各民族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都在变动、交错与融合的情况下，一个民族不可能完全保留其原本的最初的方式，除非与世隔绝，除非他至今还处在原始部落时代，否则就不可能和其他民族交融汇合。世界文明的进程，不仅仅是从口传文化，到印刷文化，再到电子媒介文化的更替，也不仅仅是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主要的是民族之间界线的模糊和民族文化的汇流，其中也包括民族的迁移、人种的杂交而带来的民族血统的交融。甚至在古代，强势民族对弱小民族实行的战争吞并，从客观上也起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作用，只不过这是一种非人道的野蛮的文化侵略罢了。

　　从这一点来看，那种以血统来区分民族性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近亲繁殖也是不利于物种和人种进步的，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状态，就是因为物种的不断杂交和变化，就是因为一些物种在消失而另一些物种在诞生。朝鲜族诗人南永前先生一直致力于图腾文化的研究和图腾诗的写作，他认为“图腾文化作为形成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原始积淀层，那里有民族文化之元，那里有民族灵魂之源，那里有人性之本真”。在研究朝鲜族的图腾文化时，他惊喜地发现朝鲜民族的图腾物与中华民族的图腾物有着不可分割的亲近的血缘关系。他有一个观点非常好，他认为“民族是文化的概念，而不是血统的概念。民族是以文化区分的，而不是以血统区分的，论血统各民族都是兄弟。”南永前还考证了朝鲜族中“南姓”一支的始祖南敏就是唐朝凤阳府汝南人。今天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也证明了南永前的观点是正确的。人类的发展史更告诉我们，各民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民族可以保留其文化的基本基因，同时也会与时俱进地不断刷新自己的文化，并和其他民族交流而创新自己的文化。从而使本民族文化更加焕发生机活力，更加富有张力，更能展示本民族的智慧。

　　在这方面，我以为民族文学，尤其是民族诗歌可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观历史，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诗歌也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最强音。往往在民族存忘的紧急关头，诗歌唤醒了民族意识，激发起民族抗争的意识，引导着觉醒的人民。2007年10月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我和蒙古族诗人查干先生访问波兰，参加华沙国际诗歌节。在华沙我们拜碣了波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密茨凯维支的灵柩。密茨凯维支书写波兰民族精神的诗歌曾在波兰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发挥了巨大的号召作用，所以波兰人民敬重这位诗人，并把他的石棺灵柩与波兰历代国王、历史名人、民族英雄的石棺灵柩安葬在一起的。学过世界史的人都知道，在欧洲，波兰民族是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18世纪后半期她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独立，1918年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1939年又被德国占领。到1944年才建立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的作家朋友对我们说，是密茨凯维支、米沃什等这样的优秀诗人，为苦难的波兰民族保留了气节和操守，是密茨凯维支、米沃什等创作的充满民族情怀的诗篇守护和温暖了饱受外辱侵略和折磨的苦难的民族心灵。学习中国近代史，我们也知道中华民族饱受磨难的时候，也是文学和诗歌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晚清黄遵宪、梁启超等倡导的“诗界革命”与其说是诗歌语言形式的变革，不如说是近代知识分子以诗歌来启蒙民众，唤醒民族的变革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强烈的声音就是诗歌的声音，郭沫若的诗歌《女神》激发了中华民族凤凰涅磐的新生愿望。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和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爱国诗歌激发了中华民族在屈辱中奋争的精神。

　　同样，民族文学，尤其是民族诗歌也是民族文化的融合的最好媒介。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膜，在诗歌面前都可以被化解、消除，越是民族的诗歌，越能得到其他民族广泛的认同，如苏格兰诗歌威廉·布莱克，他的带着鲜明苏格兰民歌风味的诗，不仅成为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最佳之作，也唤醒了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等民族民众的对自由与美的追求，还得到了其他国家各民族读者的喜爱。德国诗人海涅的诗歌，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诗歌，法国诗人普吕多姆的诗歌，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诗歌，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歌，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等等，这些民族诗人的诗歌穿越了国界，打破了地域的距离和民族的蕃篱，而感动了几乎所有民族的读者，我想，这除了人类情感具有共通性之外，就是民族诗歌的文化魅力所至。

　　今天有没有完全故步自封的民族文化？也没有。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出现了一种身份的焦虑，即人们普遍担心全球化会带来文化的趋同性，这样会最终导致民族文化的变异和消失。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性确实可能使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小，甚至民族语言的消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民族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大的趋势。不过，我们不必过分地担心民族文化的危机，而应该看到民族文化自身也具有整合功能和自我更新的动力。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文化总是处于多元化状态的，因为不管民族之间如何交流与汇合，各民族也会自在或自觉地维护本民族的文化根性。但历史和现实也告诉我们，在多元态势之中，各民族文化有其走向整合交汇的必然性，因为文化的最终目的是文明，最终是交流和发展。因此，面对全球化，我们不必惊呼民族文化的消亡，更关键的是要创新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学、民族诗歌肩负着更重大的使命。

　　中华民族就是56个兄弟民族融合交汇而形成的民族大家庭，她具有文化的整体性和多元性，她是56个兄弟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的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无论是汉族诗人，还是其他55个民族的诗人，他们的创作都带着与生俱来的中华特性和华夏文明的千年积淀，因此，汉语诗歌也好，还是藏语诗歌、蒙语诗歌、维语诗歌等也好，都是中华民族的诗歌，都是印刻着中华身份，并能够体现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融合的诗性文字。

　　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文学、中华民族诗歌一方面要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展示我们的民族智慧，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要成为各民族融合及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各民族交流的媒介与桥梁。相信在新的时代，中华民族诗歌会发挥其不可忽视的文化建构作用，积极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强有力地整体性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