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新世纪的“新长诗” 
         ——读汤松波《东方星座》而想到的
            ■ 洪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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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短诗写作种种可能性的探索无所不用其极，最终遭遇“口水诗”的瓶颈。正在这青黄不接的尴尬时刻，长诗写作异军突起，为中国诗歌的继往开来赢得新的艺术增长点。在众多致力于“新长诗”建设的诗人中，汤松波是极其执着并且展示了充沛激情的一位。
   作为新归来者诗群代表性诗人之一，汤松波自2006年回归诗坛，短短几年间推出《二十四节气》、《锦绣中华》、《十二生肖》、《东方星座》等一系列大型诗歌作品，并结成四部诗集出版。他岂止不是“空手而归”，简直为自己的归来而向诗坛递上一份份厚礼。他应证了我在撰写《归来者：不是宣言的宣言》时的观点：几乎每个归来者，都将迎来创作上的井喷期，不管曾经沉寂多久，他们都是会让人刮目相看的活火山！
   新世纪的所谓“新长诗”（我姑且这么命名），是中国诗坛多元化格局结出的累累硕果，无论主流诗人还是先锋诗人，几乎各个诗歌流派都在这块其实并不算新的“新大陆”（只是新诗百年在此前一直未获得长诗方面的大成功）抢滩，其间还不乏鲁滨逊式的独立特行者。新世纪的“新长诗”不仅数量多、篇幅长、体积大、主题重，尤其值得欣喜的是在风格上也是多样化的，个性化的，几乎每一部“新长诗”背后都伫立着一位非别人所能代替的诗人，而他们也力图以呕心沥血的大作品来作为自己的“身份证”。
   还是以汤松波为例吧：他以《二十四节气》重温农业文明，以《十二生肖》那种人与动物的关系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俗，以《锦绣中华》描述中国三十四个省市区的地域风情，又为五十六个民族各写一首诗，结集为《东方星座》……仅就题材与构思而言，就堪称“大手笔”。我只能用“大”来形容对汤松波诗歌创作的印象：大主题，大气象，大结构，大境界……
   他乐于做一个“大写的诗人”，天生的大嗓门使他不需要麦克风，与性格同在的大视野使他不需要望远镜，他以大力士的形象回归诗坛，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因为他生来就举重若轻。在诗歌创造中，他会无意识地像练哑铃一样轻松地去“扛鼎”，并不是想在举重比赛中拿金牌，而是因为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似乎不借助重大题材的长诗就不足以消耗过剩的力气。
   又岂止汤松波如此，在我心目中，能写得动长诗的都是诗歌大力士，新世纪以来，诗坛冒出了一批批的大力士。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们的武器并不雷同，各自操起的仍然是十八般兵刃中自己最拿手的一件，只不过兵器的规格与重量都加大了。枪还是那些枪，刀还是那些刀，只不过“轻武器”在定义上全变成“重武器”，称谓上也个人化乃至简易化了：张飞的丈八蛇矛，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兵器因为执兵器者而加重了，而有了各自的性格。长诗，也因为写长诗者而体现出千差万别的风格。
   汤松波的一系列大型诗歌作品，很明显带有他的指纹、他的血型、他的体温和他的气息。
   在刀光剑影的长诗比武场上，我一眼就能把汤松波的兵器与招式给辨认出来。这就是他的价值：他没学别人，而别人也很难学他，尤其是很难学得像。长诗的考验并不是劳动量或体力，而是心智。长诗可以构成一个诗人淋漓尽致展现综合素质或多侧面形象的旋转舞台，也可以造成使他面目全非的陷井。在这舞台上，诗人不该只是一尊肉体的神，他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灵魂出席，并且展开漫长而又不显重复的舞姿——以证明自己的形象不是静止的，不是琥珀，不是塑像，而是永远活在这项时间的运动中的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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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汤松波之外，新世纪还有更多的诗人在长诗领域进行了个性化探求。我仅就瞬间的记忆列举一二吧。伊沙的《唐》，侯马的《进藏手记》和《他手记》，徐江的《杂事诗》，直至沈浩波最近的《蝴蝶》，勾勒出“民间写作”流派向长诗挺进的方向与路线。
   在主流诗人以及独立诗人那里，长诗更是快成为“常规武器”了，而体现出题材的多重性与风格的多样性，梁平的《重庆书》，王久辛的《致大海》，陆健的《田楼、田楼》和《34份礼物》，舒洁的《天使书》，阿尔丁夫·翼人的《神秘的光环》和《沉船》，刘福君的《母亲》与《父亲》两本诗集，雁西的《致爱神》，泥马度的《汉史诗》，还有和汤松波同属新归来者诗群的马萧萧，推出近10万行的《中国地名手记》……
   桂兴华，商泽军，丘树宏等诸多诗人的重大题材长诗也在政治抒情诗领域有大突破，使原先高居于圣坛上的政治抒情诗回到人间，并且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
   安琪、林雪、金铃子等许多女诗人，也纷纷向长诗这块“高海拔缺氧地带”进行无畏的攀登，尤其李轻松，更是推出实验诗剧《向日葵》，使诗歌与舞台与戏剧相结合，使诗剧这种久被忽略的长诗形式重新回到诗歌现场。
   我从来不曾想过写长诗，然而却写出了一部，长达八千行的《西域》。就长度而言，它算得上长诗了。
   我写的过程中乃至初步完成后，都未把它当作长诗来对待，它由四百多首短诗组成、在几十家报刊分别选载，我也很谨慎地称之为“大型组诗”。当把它们首尾相续、集中在一起贴上互联网，简直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俨然已是一部较完整的长诗作品。这四百多首短诗主题统一、风格相近或互补，像同一条线索串联起的珍珠——已构成一根项链了。它的诞生带有网络时代的痕迹：原本贴在我的新浪博客上（《西域》在创作进度上相当于我一年内的诗歌日志），又被中国诗歌网、新诗代、天涯社区等集中转载，除了赢得点击率，还成为“互动的文本”，在各个论坛里还引来网友的评点或跟贴，有些说得还很到位，譬如说《西域》是一部形散神不散的游记体长诗，以游历的各个景点，遗迹或风俗民情为切入点，以一系列关键词为小标题，分门别类地描写了西域的历史与现代、自然与人文，或称之为西部草原生活、游牧文明的小百科全书……
   这激发我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创作谈：《我心目中的西域》。贴在网上，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的思路以及西域的某些常识。这篇诗化的大散文，无形中也构成长诗《西域》的一部分了，至少起着注释的效果。这部《西域》后来出成一本书了，结集为《我的西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并且刚刚获得徐志摩诗歌奖。
   2007年我推出长达十万字的长篇诗论《我的诗经》（本身就是一部关于诗的长诗），十八万字的长诗《一个人的史诗》。2008年推出两千行的长诗《李白》，两千行的长诗《母亲》，700行的长诗《黄河》。
   观察新世纪花样繁多的长诗创作，会发现，这些可归类为长诗的作品，已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长诗大不一样，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属于大型组诗或主题诗集。只不过在总体篇幅上（包括行数），都属于长篇巨制。所以我以“新长诗”来代称这些在题材与结构上都有所创新的大型诗歌作品，因为它们毕竟与那些独立成篇的短诗存在着性质上的区别。它们甚至与旧有的长诗形式也有不同，是中国新诗在新时代探求的一种新出路，也实现了更多的可能性。新世纪的“新长诗”潮流，对中国新诗文体上的变异与拓展还是有贡献的。
   譬如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就颇能代表新世纪诗人在长诗写作上的匠心与创意。叶延滨评价：“诗人汤松波，在《东方星座》这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总题之下，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各写了一首献诗，五十六首诗组成一部宏大的诗歌‘星座’，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汤松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华民族全景式的长卷。”
   张清华也“惊奇于作者的创意”，“他用辽阔的东方大地上升起的一个星座，来拟喻华夏和神州之上居住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真是一个让人热血涌流激动不已的题目，非有大雄心，大襟怀者不能想出，不能为之。诗歌中的地理，或地理中的诗歌，这也堪称是一个典范的例子了。”
   马萧萧评价：“《东方星座》，是当今全民泛娱乐风尚里，中国诗坛一个逆流勇进而高难度写作的成功范例。是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中国诗坛一部融名称文化、地域特色、民族风情、国家意识等于一体的新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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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汤松波《东方星座》研讨会上，我尝试着把汤松波一系列大型诗歌作品定位为文化抒情诗，因为它们毕竟与既往的政治抒情诗有很大的不同，而带有历史抒情诗或地理抒情诗的特点。
   长诗在阵容上，光靠风花雪月可撑不起台面，或者说，仅仅有小情小我小风景，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一些洪钟大品的。值得庆幸，新世纪既孕育了一系列优秀的小众化长诗，又不乏激越的大众化长诗受到全社会关注。很多像汤松波这样以长诗抒写重大题材的诗人，不仅刷新了宏大叙事的艺术内涵，而且在诗歌圈之外传达着诗歌的声音与力量，他们既为新世纪的新长诗增大了容量，又使之达成美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双赢。
   新世纪的“新长诗”，本身就已构成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诗歌星座。汤松波贡献了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他举重若轻地把它像按图钉一样安装在诗坛的星空。它本身就很抢眼了，并不需要我写一篇评论把它擦得更亮点。但我仍然愿意因之而写一篇评论，为汤松波，也为新世纪的“新长诗”。
   汉族是没有史诗的民族，它同样也缺乏长诗的传统。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属于一些佚名作者的口头说唱文学，篇幅上都很精短。说到底，抒情短诗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大门。与之相比，欧洲文学的奠基之作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国的新诗是个混血儿。以古典诗词为母亲，又以西方诗歌为父亲，属于世纪之交“野合”所生。如今已经一百岁了，仍然是个儿童，是个童男子，尚未发育完全、成家立业。缺乏优秀的长诗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几代诗人都曾为之作出努力。当代文学，似乎也出过几部马雅可夫斯基那类的政治抒情长诗（或曰“主旋律”长诗），但在艺术上无法称作真正的长诗。新时期以来，写《诺日朗》的杨炼等也曾呼唤史诗或文化诗，到了海子那里，更是企图以长诗扩张野心，要么是好大喜功，要么是故弄玄虚，总之都无功而返或半途夭折。看来光靠野心成不了什么事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2006年11月，参加一次诗会，我与诗评家林童就长诗的问题进行过密切探讨，他写了一篇论文《网络时代的长诗现象》，记录我们的一些共同观点。
   汉民族是个缺乏长诗传统的民族，一个民族没有优秀的长诗，就像一个国家的海军没有航空母舰，很难称作现代化的海军。我这么说，是否把长诗看得太重要了？还是对这个时代的诗人提出过高的要求？诗人，不应该只满足于小米加步枪的。尤其在口水诗泛滥成灾的日子里，诗被看成了最无难度的写作，诗人被当作唾沫制造者或段子发明者，提倡长诗有其积极意义。
   诗歌原本就不以长短来见短长的。但一位诗人如果能写出长诗，无疑是好事情，证明他不仅有爆发力还有耐力，不仅会百米冲刺，还能跑马拉松，是称职的长跑运动员。长跑，属于比较专业的训练了，业余选手很难胜出。同样，短诗属于轻武器，百步穿杨固然是本事，但射程更远的是重武器，譬如火炮。优秀的长诗，应该有精确制导炸弹那样的航程和命中率，甚至可以有像核武器那样的威慑力。一个时代的诗人都把目光投向长诗，就像准备进行军备竞赛，谁不希望自己的武库中能有一枚原子弹？
   所有人关注的都是长诗之长（篇幅上的），常常忽略了另一个要素：重。它应该是重磅炸弹，是万吨货轮。它无法承受的是轻而不是重。构思一部长诗，你必须找到压舱之物：无论题材上的，思想上的，或情感上的。光玩形式、玩技巧可不行。你不得不考虑到内容的问题。短诗是轻量级的竞赛，花拳绣腿也容易蒙混过关；长诗是重量级的，是硬功夫，硬碰硬的。它越来越严峻地考验着一个人各方面的积累：你是否有实力发动一场立体化的战争？
   长诗之长，本身就构成客观上的难度，以划分专业选手和业余票友。这还只是形式上的，更大的难度一定来自内容，“写什么”将和“怎么写”同样重要。平地起高楼，可比挖一孔窑洞难多了，需要足够的建筑材料和结构能力。长诗，在考验着它的作者的知识储备、情感储备、智力储备，运用技巧的能力，以及耐心、耐力。它是一座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巴比塔。哥们，你能把它托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