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纪念海子的活动之多，一方面证明海子的影响力，一方面表明诗歌现象已经行至一个更加明显的社会化的阶段，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存在这样一种心理动机：海子本身只是一种纪念符号，犹如二十周年本身一样。在这场盛大的纪念活动之中，可能还存在着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事实与社会启蒙的追念，以及对理想主义从颓败到复苏的转变而做的努力。令人欣慰的是某些传媒机构和某些知识分子以及某些诗人之间不约而同的默契，对以海子为表征的诗歌现象从狭义的诗学层次的探究到广义的某种深度的拓展都起到了应有的综合效用。而随着时日的迁延，随着历史理解以及阐释能力的不断强化与深化，对海子无论是作为一个诗人本身，还是作为一代诗人的象征，都将给予更为真实而精准的界定。

　　《海子诗全集》的出版几乎应时而生，今后不仅将会再版，而且会不断编纂下去，犹如莎士比亚或者但丁的全集，一年一部不太现实，几年一部几乎不可能，那么十年一部或者二十年一部还是可能的。这次出版的《海子诗全集》，是对之前《海子诗全编》的一个发展，而以后不仅会有新版本的诗全集，而且会增加新的类型，比如校点本或者注释本之类。而且还会出版海子的书信集，评论集，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全集或总集。对于研究者来说，拥有这样的诗全集，意味着拥有可以信赖的文本依据；对于更多的阅读者来说，它的全貌足以彰显海子的写作历程和心理结构，其中包含着他的变化以及他的调整或者更多的追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的出版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否则，评价海子的诗就容易流于表面化或者人云亦云。从文本出发始终都是一个必要的甚至是首要的批评角度。
　　海子的影响可以分为社会影响和诗歌影响两个部分。随着海子的诗进入公众视野的效率的提升（包括进入正统的教育体系），随着海子传奇的逐渐传播（包括个别的不恰当的关于诗人之死的热议），海子的社会影响渐渐触及人心。至少在大众看来，海子本人是诗人的象征，而在一些见多识广的读者看来，他代表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诗人的正面形象，虔敬，热忱，单纯，勇于为诗艺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缺点与弱点大多被有意忽视或故意强调，而对他优长的认知尚存不确与不足之处）。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包括诗人在内，大多以荷兰画家梵高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为楷模，海子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说他的牺牲渊源有自（包括兰波与荷尔德林），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海子的人生实践及其诗歌之美，渐渐成为八十年代之后众多诗歌青年的楷模，这固因海子的魅力所致，也是青年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心理与生理的双重选择。海子及其作品一边吸引更多的青年投入诗歌写作，一边赋予他们的存在方式以某种悲剧性的历史格调——这是符合青春或者纯真的燃烧特征的。而从诗歌影响来看，海子对抒情诗的独特贡献渐渐获得了专业性的承认，并使某些没有找到个人方向的青年拥有了模仿与追随的对象——尤其他诗歌的纯粹性，他笔下光芒四射的乡村，尤其以麦地为核心的意象系统——这些呕心沥血的艺术幻觉在更多的读者眼里已经成为一种物理真实。而海子对长诗的构想与实践，并未引起广泛的与之匹配的思考——我本人曾经犹豫不决，这可能是因其本身的某种难度与文化构成的缘故，只有少量的当代认识达到了诗学的高度，并将继续形成更新的启示。至于夸大和缩小海子影响和价值的争议也是非常之多，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有机的与无机的缘由。公认的内行认识是：以骆一禾为代表的认识框架大体还是合适的与中肯的（而骆一禾逝世二十周年却只有稀疏的回应与发人深省的冷漠）。严格地说，影响和评价本身都是一个活的存在，它们的构成，它们的细腻，都是需要仔细搜集、甄别与分析的。而且影响的有效与可能并不是全体，而只是一个精彩的局部，甚至是某一个体。
　　今天中国诗坛与当初——海子生活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多元性已经是一个基本的认识，虽然在实践之中仍旧差强人意。再比如诗歌的发表空间扩大或者突破了某种封闭性的限制，主要是由于互联网的作用——互联网一方面提供自由的传播空间，一方面粉碎传统载体的垄断地位，或者说互联网使之回归一个更为恰当的位置。再比如，交流方式的变化几乎是革命性的，八十年代只比杜甫时代略强一些而已，当面交流非常之少——只有个别诗人才有机会参加笔会，或者出差异地的可能，与心仪的同行分享彼此的孤独与技艺。大多数诗人只有借助通信才能建立一种交流机制，而通信对时间的理解与互联网明显不同，犹如立体派与写实主义理解时间的差异。现在是即时的，而且是更有效的，直接的，当然缺少当面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还有就是内容上的。过去的阅读太成问题，所以那个时代对于读书的狂热程度，现在的人恐怕难以想象。一个是书少，自不必说，还有一个就是视野之窄，这也是纪念八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理由，它是一个开端，或者用一个较重的形容词来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开端。这么少的书，通过借阅、互相抄写得以传播，后来就是用复印的方式，或者油印的方式。而外文资料之少，更是可以用可怜描述。现在有了这么多的译本，这么多的购买原著的机会，甚至轻易就获得了在互联网上旁听耶鲁诗歌讲座的喜悦，有画面，有声音。过去写得不好，或许可以抱怨书少，抱怨视野——那时写得好的几乎都是提前看到某些书的诗人——而现在可以抱怨的恐怕只有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才能。那时的诗人正因书的少而精，可能由此而建立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个人修养模式，而且彼此之间具有相仿的知识结构——看看这些诗人的书架上那些八十年代的藏书名称就明白了。
　　诗歌内涵的变化更大——只说一些更高层面的诗，比较低的暂且弃之一边，因为它属于伴生现象——首先是经验的处理方式变得更丰富了，这是九十年代叙事诗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中文诗的抒情传统之盛，才造就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潜力空间，现在这个方式仍在向更深的深度掘进。其次是处理的材料已经由人的自身，肉体和精神，以及自然，向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扩散，这不是单纯的介入社会底层生活和公共事件以及重大政治活动可以囊括的，而且与之对应的是技艺也由最初的粗陋向更为细腻有效的综合方向发展。技艺甚至技术本身终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导致的灵肉对立、技术与精神对立现在仅存挣扎的魅影，诗的定义终于恢复到语言艺术的准确位置，即它的技术是必须强调的一个指标，否则，再好的想法也只能烂在肚子里表达不出来。
　　纪念海子，其实就是纪念诗歌，然而诗歌并非逝者，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上升期，所以纪念之语无非一种修辞。从纪念海子的活动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热情，更大的安慰，只不过之前缺少这样的机会。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荣耀属于海子，更属于诗歌。至于诗人之间的人事矛盾和团体之间的复杂性，不过是一种存在而已，在之前的文学史中也非鲜见。国外同样如此。只不过，关注点存在差异，注重松散团体的利益还是关心诗歌写作的质量？这是一个重大分野。一个杰出的诗人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攀附者，只有披着诗人外衣的类似政客的名利之徒才对利益感兴趣。

                                                   诗里梦里都是我们的娘

　　所以重读海子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人对待艺术态度的前后变化，为什么一个活着的海子与一个死去的海子获得了不同的价值认定？人还是那个人，为什么死前死后两个待遇？如果社会略有悔意，那么施及悔意的人物恐怕不止一个海子，还有更多的活着的诗人，更多的其他领域的创造者或者为公众甚至为某一位个人的权利而努力的律师，或者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人士。其实，避免海子死后才被承认的类似不幸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大多数活着的诗人，对一些已经写出杰作的诗人，对一些以诗人身份做出有益于社会改良的诗人——那些对诗缺乏真正兴趣而且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或者视而不见，或者不以为然，或者因为某种苛刻而复杂的心理，认为他们不值得尊重。当代中国拥有尊重活着的演员的传统，而没有尊重活着的诗人的传统，这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呢？诗人处于可有可无的社会地位，而且因其个性之真，弱点之明，缺点之陋，甚至人性之恶，包括某些诗人庸俗的自我格局，势增使之沦为笑柄的机会。其实，这些在大众之中的普遍存在并不会引起社会的过分在意，而那些杰出的诗人，无论写作还是道德，还是某种牺牲精神，当代并不匮乏，只是大多不能进入大众的视野，甚至学者与媒体的视野。他们不是所谓的甘于寂寞者，只是生性孤独而已，一切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个人选择而已。大众从纪念海子之中获得真正的教训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国文化决定的。所以不改造中国文化而强求大众改变，是非常滑稽的。而某些诗人确实存在让人觉之羞耻之事，这是必须努力澄清与修正的阴影。
　　当代诗意的缺失未尝不是海子悲剧的来源之一。一个消费的时代，诗歌的命运无非就是点缀的命运。所以重读海子可以引导大众重新建立审美的人生方式——需要摒除海子式的燃烧生命的高速与激烈，而对消费的人生方式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需要金钱，需要消费，但是金钱与消费不是人生的一切。审美，保持每日的精神愉悦，才是一种接近终极的人生方式，富裕的物质生活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有其美感，贫穷的物质生活才能在其挣扎之中获得一种基本的人性力量。然而诗不是万能的，尽管不少同行将其视为信仰，但它并非信仰，只是一种审美方式，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将它当作理想主义的化身或许可行，但是将它等同于理想主义本身则有失恰当。诗只是一种与个人有关的，独立的保持人性与想象的文体形式。其他的责任恐怕得由其他的事物承担，这就是说，写诗是一种有限的工作。这是重读海子的一个前提。只有尊重这个前提，才能促使写诗在有限的实践之中抵达永恒的意义。

                                                                                                                                2009.12.12.

                                                                                                 原载于2010年1月10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