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除非出差，我是绝不再戴手表了，麻烦，累赘，夏天出汗把腕子弄得又湿又痒，谁愿意受那个罪！可上世纪70年代，戴不戴手表，却是有没有身份的标志，很隆重的一件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某个公社有多少辆自行车，多少台缝纫机，多少台收音机，那是了不起的成就，俗称“三大件”，但即使在那样的时候，即使为了宣传的需要，也不提手表，因为手表仍被认为是奢侈品，普通人没有，只有城市里才提手表，俗称“三转一响”。

        我是1968年大学毕业开始拿工资的，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就梦想着有一块手表，便偷偷地开始攒钱，一边作思想斗争，一边和要好的朋友私低下商议，要不要买？

        为什么要作思想斗争呢？因为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想这些事，怕人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再说，还有家庭一关，家里穷了多少年，挣命儿拉账借债供你上学，出来了不为家庭多作贡献，自己先奢侈上了，像话嘛！朋友知道我的心思，一个劲儿鼓劲开导我，同时也为自己制造舆论，说这不是奢侈，也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工作需要，否则，上班迟到，下班早退了咋办？再说还要出差，误了车麻烦就大了。自己心里明白这都是借口，但还是愿意相信，因为拥有一块手表的愿望实在太强烈了。

        当钱攒够，思想也通了后，便进入了下一道程序——等待。手表，岂是寻常物件，那么高级的东西，随随便便就买得到，还隆个什么重。

        等待有三层意思，一是等商店有货，二是等单位分得票，三是等有票后轮到自己。这么一算，心里便有点灰，不知道这要等到哪年哪月？

        也许是精诚所至吧，我只等了三年，美梦就成真了，但不是按部就班，是在老同学的帮助下，走后门买了一块，把单位得票和得票后的轮流两道程序给跳过去了——真够幸运的！手表是“上海牌”，半钢防震，100元。全钢防震的120元，我认为太奢侈，没必要买那么贵的，一点都没犹豫就决定了——自己都佩服自己的果断！

        有手表的感觉真好！戴在腕子上，心里乐颠颠的，见人就想笑，胸脯也拔直了，脚下也轻了，走路特别有劲儿。白天怕袖子磨，走道儿左胳膊摆动的幅度都比右胳膊小，晚上怕尘土扑，弄块干净手绢包了压在枕头下。

        接下来就是和同事比谁的手表走时准。几个有手表的人碰一起，要互相问，你的快么慢？快多少？慢多少？一天一夜差一分左右是再正常不过的，差三分钟就算多了点，差半分的就算很准了，要是差十几秒，说话口气都不一样，那是很值得骄傲的。可是很可气，没有一块国产表能胜过进口表的。我记得下乡去时，有个小学教师有块小罗马表，是他父亲传下来的，解放前就买的，已经30多年了，表门子磨得毛毛的，但每天还只差两三秒。哎哟，我心里那个不服气！

        那块半钢上海表我戴了20多年，本来还能戴，后来记不清得了个什么奖，奖了一块50元的石英表，就换下来给了儿子。儿子正上大学，我跟他忆苦思甜，说我们上大学时根本不可能有戴手表的。儿子听了嘴直撇。不久毕业，马上买了块新的。我让他把我传给他的那块旧表再传给还上学的弟弟，谁知人家姑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给送了一块，于是那块传家宝只传了两代人就搁下了。

        前几年，有一次我不知怎么想起来，问我那块表到哪里去了？妻子这儿翻翻，那儿翻翻，翻出四五块旧表，就是不见最初的那一块。我问这些表都是从哪儿来的？妻子呛我，说这话该问我。我哪儿能想起那些破玩艺儿从哪里来的！妻子嘟囔，说尽往家里搬垃圾！我无话可说，当年的宝贝，现在竟成了垃圾，看来社会真的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