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已经作古30多年，不论他建国后在政治上有多少让人不可理解的做法，但是，他的天纵之才，他在古文字、考古、戏剧、诗歌、翻译等多个领域的巨大成就，都依然是今天的我们无法逾越的高山峻岭，让人崇敬和折服。

国学大师

郭沫若一生在多个领域和各个年龄段，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1928年到1932年的四年里，是郭沫若学术成就的最高峰。也正是这个四年，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

这四年郭沫若共写了40本书，有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有译著（三个语种），而且大多是经典名著，比如《战争与和平》，虽然他最后没有译完，而且还不在刚才那40本书之列。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像《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还译了艺术史、生物学等方面的著作。有生物学专家说，郭沫若译的《生命的科学》，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介绍经典著作的时候，其中就介绍了这本书，至今都是生物学的经典译著。

郭沫若创作的这些书不仅仅绝对数量多，涉及的领域广，而且质量很高。他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一本这个专业里公认的权威著作，中国现代史学史或者介绍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著作，没有一本不提到这本书，被称为“划时代的史学著作”。在这本著作里，他把中国的历史分段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至今依然是公认的权威时代划分。

在甲骨文研究领域，他更是权威的专家。此前郭沫若没有基础，他在日本搜集流传到日本的甲骨残片，从头开始研究。甲骨文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学问，当时只有两个半人认识甲骨文：一个是罗振玉，一个是王国维，那半个是写《老残游记》的刘鹗，他最早发现甲骨文，研究的不是很深，但他收集了很多，见多识广。罗振玉从接触甲骨文到发表成果用了九年，王国维用了六年，而郭沫若只用了一年!他研究甲骨文而发现了商王朝。由于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世界公认中国有三个半人认识甲骨文了。

同时，郭沫若也研究金文——青铜器上的文字，很快又成了金文大师。他又研究石鼓文，完成了《石鼓文研究》，解开了中国古代神秘的古文字之谜。

郭沫若在考古研究上更是让人折服。解放初期。湖南发现了一个古墓，里面有一大批竹简，这批竹简建国后首次发现的完整的一本竹简古书。发掘古墓的民工没有文化，把竹简抱出来的时候把竹简顺序全弄乱了，就好比把一本书每一行都撕开打乱了，当时的考古专家谁也排不起来。后来，有关人员请来了郭沫若。仅仅用了五天的时间，他就把自己从来也没有见过的这本竹简古书排序完成了。还有一个故事，后来在挖掘北京十三陵中的定陵的时候，大家听说说里面有很多要命的暗道机关，都不敢挖掘。一些专家画图画的都不一样，大家更不敢造次。郭沫若知道后自己画了一幅地下构造图，专家们一看，都觉得他画的最科学。结果，挖掘人员根据郭沫若的图进入定陵，内部构造与郭沫若所画的图几乎分毫不差。这两个故事至今在考古界依然被传为奇谈。

率性童真

郭沫若始终是一个饱受诟病的人物，很多人都批评他热心政治，追随领袖，爱情不专。鲁迅对他的公开评价是“才子加流氓”。但是，他在学问上的造诣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几乎中国二十世纪里最有学问的几个人翦伯赞、范文澜、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都十分钦佩他的学术造诣。

但是，关于郭沫若，所有的人在一点上都没有任何异议：他是一个天性率真、童心不退、浪漫风趣的人。

郭沫若早年开始写诗的时候，胡适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文坛才子。但是，郭沫若瞧不起胡适的新诗，而且多次公开抨击胡适。胡适知道郭沫若抨击他，也在不同的场合批评郭沫若。两人为此接下梁子。但是，胡适这个人毕竟是大家，还是具有一个文坛大家的胸襟。当他发现郭沫若的新诗越写越好，文章也做的越来越好的时候，就开始说郭沫若的好话。又一次两人共同在一个饭店吃饭，两人坐在不同的饭桌上。胡适在另一个饭桌上对朋友说，郭沫若的文章是写的越来越好了。这话让郭沫若听到了，他立刻跑过去，抱住胡适的头亲了一下。这件事，被当场目睹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下来，直到现在依然是文坛佳话。同时，这也足以看出郭沫若的率真性情来。

1925年是郭沫若人生中比较低潮的一年，他的生活状况非常紧张，过完年以后家里仅仅剩下15元钱，而家里却有4个孩子，他的日本夫人安娜也没有任何工作。恰恰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署名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信中表达了自己对郭沫若才华的仰慕以及对其诗歌的钦佩和赞美。信中说，自己会在杭州孤山梅花盛开的时候，在杭州的一个宾馆里包下房间等待郭沫若先生的来临。郭沫若拿不准这封信的真假，不知道是恶意的陷阱还是真正遇到了知音。他就与夫人商量怎么办。夫人说，你应该去赴约，不然，如果是真的，就辜负了人家的一番美意。可是，家里又没有多少钱了。夫人就给了他10元钱，让他从上海坐车去杭州赴约。郭沫若带着家里仅有的15元钱中的三分之二从居住的上海去杭州会见他的红颜粉丝了。到了杭州，一切真相大白，这是一个恶意的骗局，不知道是什么人戏弄这个天真的诗人的，他上当了。这件事，始终也没有人出来承认，成了文坛公案，但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的天真浪漫。

1945年，著名的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郭沫若、宋云彬、王琦等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吃饭的时候，郭沫若感觉廖的名字很有意思，就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郭沫若的满腹才情和浪漫性格也可见一斑。

郭沫若一生才情纵横，浪漫多情，童真可鉴，像这样的逸闻趣事还有多少不得而知。

升迁奇迹

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郭沫若那样，从中校晋升中将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

1925年前后，郭沫若由于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而名声鹊起，被邀请到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广东大学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郭沫若到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狠抓教育质量。他还在征求学生的意见时了解到，有些老师讲课的质量很差，学生很难接受，不愿意听那些人的课。郭沫若就做出了一个新规定，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学生选课少的老师离职回家，学生选课多的老师留下任教。这个规定，造成一大批老师离职。这些人就联合起来找校长攻击郭沫若，要么他们走，要么郭沫若走。可是，当时的青年学生都喜欢听郭沫若的课，尤其他的演讲，每一次都是座无虚席，演讲的时候课堂外都站满了学生，校长不允许郭沫若走，就坚决地支持郭沫若，一些人就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1926年7月9日，广州国民革命军10万人挥师北伐，部队正需要一位富有煽动力的宣传主将。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发现郭沫若的感染力太强了，就想把它招致麾下。但是，他很为难，给郭沫若的职衔太低他肯定不干，也委屈他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身份。可是如果给他的职衔太高，也不合适，因为军队的职衔都是通过战功取得的，其他将领肯定不服气。要知道，那时候北伐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和著名将领朱德、刘伯承、贺龙才是中将职衔。

邓演达很为难，就找担任北伐军司令的蒋介石商量。蒋介石很聪明，他指示邓演达，先把郭沫若招来，先给他中校宣传科长的职衔，明确告诉他，他的职衔晋升会破例。

其实，以郭沫若的诗人情怀，他对于职衔的高地并没有在意，他很愿意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洪流中去。7月20日，时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并于7月21日随总政治部离广州、过韶关、经长沙、临武昌，作攻克武昌的战前准备。郭沫若率领政治部人员组织敢死队、宣讲队，鼓舞士气，组织人员到民间四处征集木梯。郭沫若在南湖文科大学的校院内，向攻城勇士们作战前动员，士气高昂。

北伐军攻克武昌之后，郭沫若为了尽快将消息告知市民，写下“攻克武昌，活捉守将”八个大字贴在汽车上，然后自己坐在汽车里，请司机沿着大街小巷四处行驶。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此前的中校，晋升为中将，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军衔晋升最快的先例。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重返武汉，并在《新华日报》题词：“恢复十六年的精神，保卫大武汉。”1938年的武汉，再度成为革命运动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经陈诚呈请，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政治宣传工作。由于郭沫若巨大的文学与社会声望，当时知名的田汉、阳翰笙、傅抱石、徐悲鸿、胡愈之、洪琛、冯乃超、杜国庠等文化巨匠皆任职于第三厅，人们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他们依靠自己的影响力为民族抗战做出了贡献。

内心悲苦

郭沫若可以说是中国“文革”中仅存的文化大家，其他同时代的文化人几乎都去了牛棚或者蹲了监狱，或者命归黄泉，唯有他似乎依然风光无限地做着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和旗帜。

从一般意义上说，深得当时领袖赏识和信任的郭沫若，在那个狂热的时代里，可以说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却从反面向人们昭示，郭沫若内心深处，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悲苦。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也是他六个儿子中最有才华的孩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X诗社。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早晨，被非法绑架关押迫害致死，当时年仅二十六岁。

如所共知，郭沫若一辈子充当“歌德派”，因而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他却有两个儿子因不满现实而屈死。郭沫若的歌功颂德态度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却没有保全家人的性命。

郭世英一九四二年出生，在北大就读未满一年，就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起是“X诗社”。一九六二年岁末，郭世英与中学同学张鹤慈等人结成诗社。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

郭世英曾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对母亲诉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后来，诗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

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把他们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有关方面慑于郭沫若的地位，对他儿子从轻发落。

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五年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读书。他期待经过深造，重返农场。

殊不料不到一年“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郭世英忍受不了他们的非人折磨，从关押他的三楼房间里破窗而出，毅然赴死。

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儿子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的直接打击所致，郭世英之死则是对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的抗争。因为有着“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她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郭沫若竟然回答：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一代文化巨擘的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很多行为和人生态度。尤其当他临死的时候，竟然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的虎头山上！但是，毫无疑问，郭沫若从自己儿子的死亡当中得到顿悟和突然清醒。从儿子死后的次日，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闭门不出，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宣泄自己内心的苦痛。我们从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中可以看到老人家书法笔迹刚劲，一丝不苟，其内心的巨大悲苦昭然若揭！

郭沫若一生波澜壮阔，虽然这仅仅是他一生中一些小小的细节，但是，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依然可以领略到他超凡绝伦的人生画卷。

    鲁先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读者》《青年文摘》《思维与智慧》《特别关注》《现代青年》杂志签约作家，龙源期刊网签约专栏作家，教育部十一五课题文学专家，现居济南市。主要个人专著散文集《苍茫人生》《智者的幸福》《原上树》《点亮青少年心灵的人生感悟》《持续的敲门》《伴你读名著--水浒》《黎明的珠露》《幸福是游移不定的》等；合著散文集《心灵的独白》《爱是条温暖的河》《面包和鱼的奇迹》《站在高岗上》《感动》《收获灵感》等40余部。散文集《持续的敲门》获得第18届“全国孙犁散文奖”二等奖、2009年度冰心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