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写一点关于母亲的文字，只因歌颂母亲的文章实在太多，而自己的母亲又着实普通，一如天下大多数慈爱的母亲，故而迟迟未有下笔。父亲过世后，母亲跟我一起生活，时间一久，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理解。忽地觉得，作为一个儿子，过去其实并不完全懂得母亲。

　　母亲，一位平凡的女性，却有许多不平凡的事，值得一书。

　　1

　　井冈山下的莲花县花塘乡，有一个叫“漫坊”的小村。1929年冬天，母亲出生在这个小村的一户刘姓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取名“冬娇”。那时，正是国内土地革命最为残酷的年代。莲花，这个小县恰处于红、白势力轮流割据的地方。                                   

　　母亲的生父，也就是我的亲外公，姓刘，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母亲也只是简单说过外公的事。外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因说话直率，被红军当作“AB团”成员误杀。当时，错杀的人很多。这是红军苏区时期的一大悲剧。解放后，人民政府给外公平了反，定为烈士。母亲说，井冈山烈士纪念碑上刻有外公的名字。母亲的生母姓樊，名叫冬英，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格刚烈的苦命女人。 

　　旧社会，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是很艰难的。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寡妇，最有能耐也难以抚养四个幼小的儿女。无奈之下，外婆把大姨送给了一户穷人家做童养媳。年仅两岁的母亲，被送去给本县下坊乡汤度村的一户贫苦人家做干女。二姨在冬天烤火取暖时，不幸烧伤，无钱治疗夭折。四个小孩，外婆只留下学理发手艺的大儿子——舅舅在身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母亲的养父姓贺，也是一个苦命的本份人。继外婆没有生育子女，她把母亲当着自己的亲生女儿。母亲的名字便由“刘冬娇”改为“贺小莲”。不久，母亲的养父因病去世，母亲的继母，迫于养家的艰难，招赘入门了一个弹棉花的手艺人，也没有生育子女，又领养了一个穷人的小男孩做养子。就这样，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个人组成一个家，艰难度日。

　　这些，都是我帮母亲填写履历表时才知道的。

　　母亲和其他的老人不一样，平时很少唠叨，也不常回忆儿时经历的苦难。偶尔一次，我好奇地问起母亲小时的事，母亲提起一次她跟邻居的成年人去吉安城贩卖鱼干的经历，伤心不已。

　　外婆为生计所迫，劝跟老乡去吉安，做点贩卖鱼干的小生意，懂事的母亲跟着去了。那年，母亲年仅十二岁。

　　解放前，莲花至吉安一百多公里的路，坎坷难行，狼叫狗吠，常有土匪出没。一个小姑娘跟在成年人的后面，风餐露宿，昼夜兼程，来回走了三天两夜。多亏邻居关照，往返三天三夜，总算没有掉队。回家后，母亲脚下的布鞋磨出两个洞眼，脚底胀满了黑血泡，挪一步肉如针扎。母亲赚来的几个浸透了汗水的银毫子，路上一分也舍不得花，一五一十地交给外婆。外婆噙泪数钱，母亲泣不成声……故事未有说完，母亲几声长叹，老泪盈眶。

　　从此，不再多问母亲苦难的往事。伤心痛楚的记忆应由母亲独自尘封，或许这也是做儿子应尽的孝道。 

　　2

　　“千年铁树开了花，万年的枯木发了芽”。1949年8月初，解放军洪流般南下，随军工作队派驻在莲花县的每一个村庄。工作队的到来改变了农村妇女的命运，也改变了母亲人生方向。在乡亲们的举荐下，母亲被南下工作队的一位女领导看中，担任了村妇女主任。不识一个字的母亲，凭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激情，发动群众支前，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很快成为组织培养的好苗子。

　　十九岁的母亲，宛如一朵长夜里煎熬的莲花，终于迎来拂晓的一刻。

　　次年，母亲正式填表参加革命工作，改名为“贺哓莲”。不久，加入党组织，选派去了吉安地区的基层妇女干部学习班，进行政治和文化的启蒙。从家里珍藏的一张的旧照片上，依稀可见母亲当年的风采。身着束腰的列宁装，衣袋别着的两枝钢笔和校徽一样的小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之后，母亲担任一个区的妇联主任兼区辖乡的乡长。

　　此时，外婆以母亲为荣，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寡妇得到了村里人的尊敬。

　　母亲说，刚参加革命工作时，外婆是横直不同意的。外婆胆小，忌讳阶级报复，怕受牵连，不想让一个姑娘家走家串户，四处忙碌，去做动员群众斗争地主的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外婆辛苦十几年把母亲拉扯大，希望母亲和其他农村女孩一样嫁人，生儿育女，可以收回一些聘礼。一下子被组织要走，好象是自家田里熟了的稻子被别人抢割了去，心里顿觉失落。                                                                     

　　母亲说，那个改变她人生命运的女领导是县第一任妇联主任，姓郑，一位南下干部，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爱人。当时，外婆对母亲好言劝阻没有作用，采取了夜晚栓门，不留饭菜的做法刁难母亲。母亲夜晚开完会归来，半晌进不了家门。软泡硬磨进了家门，又没了饭吃，饿着肚子睡觉，次日无力工作。郑主任知道后，要母亲带路，来到外婆家，说了一番大道理，外婆的思想疙瘩无法通窍。郑主任拔出腰间的小手枪拍在外婆家的饭桌上，铁着脸“骂”外婆阻碍革命，要通讯员要把她抓起来。“恐吓”的方法管用，吓得外婆哆嗦，哭了起来，保证再也不阻碍母亲的选择……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母亲特别内疚而又深感幸运。

　　母亲说，养母是个老实守旧的农村妇女，哪里见过这个场面。倘若领导不是这样恐吓，外婆很难答应。倘若母亲不是幸运地遇到那位姓郑的主任，命运将是重复一个农村养女的悲哀。

　　3                      

　　参加革命后，母亲迎来了新的生活。

　　母亲自由恋爱，嫁给了一位英俊、有文化、有个性，却缺乏仕途应变能力的热血青年——我的父亲。父亲是建国初期参加革命最早，提拔最快的青年之一。但父亲正直的品性，刚烈的脾气，给自己带来了人生的灾难，也给母亲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楚。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一起选调到地区工作。父亲在地委组织部门任正科级组织员，母亲在农业银行当副科长。上司都是那些或长征或南下的老干部。反右运动开始，父亲的耿直引起了个别领导的不满，好在父亲的作风过硬，家里三代都没有污点，主要领导没有画圈，才逃过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一劫。

　　很快，组织通知父亲下放，去当年彭德怀、黄公略打游击的吉安县东固山拓荒，担任了东山垦殖场一个分场的场长。母亲随行，安排在另一个分场劳动。

　　东固山，现在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当时的东固山，却是一片荒凉的虎豹豺狼经常出没的原始森林。

　　在垦殖场的日子里，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孩的母亲和父亲一样，年年都是总场的劳动模范。白天，母亲和男同志一道拓荒造林。晚上，母亲要照顾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女。当时的生活条件是那样的艰难，母亲肩负着一般的妇女承受不了的担子。不久，母亲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母亲因疲劳酣睡，两个女孩捂死在被子里都没有察觉。母亲含着泪水和父亲一起，在劳动的土地上挖了个深坑，掩埋了自己身上掉下的两块亲骨肉，继续投入火热的建设。

　　这段难忘的岁月，酷似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翁保尔抢修铁路的那一章描写的情景，共产党员以信念为支撑，任何工作都发挥了榜样的作用。拓荒建设中率先垂模，以苦为荣，毫无怨言。 

　　母亲说，她也有过骄傲的回忆。偶然的机会，吉安县的主要领导，也是父母参加工作时候的老领导，知道父母的情况后，又把父亲调入县委监委工作，母亲则分配在一个区里任区委委员兼妇女主任。这时的母亲有过一次幸福的经历。196年3月的一个日子，朱德委员长携带夫人康克清回到井冈山。作为县里唯一的基层妇女代表，母亲有幸参加了接见。据母亲回忆，当时规定参加接见的人不准主动和中央首长握手，不准随便说话，只能站立鼓掌。不料，朱委员长突然向母亲提问：你们领导对妇女工作重视吗？母亲由衷回答：领导十分重视我们妇女工作。朱委员长很高兴地说：“哦，你们的领导做的好。”……

　　母亲违反了纪律，却得到了县委主要领导的表扬。这是母亲最难忘却的记忆，母亲的记忆只是留在心里，很少和别人聊起，更没有写下点滴文字来标榜自己。

　　后来，母亲又生养下我和姐弟四个孩子。家庭经济十分拮据，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母亲的身体终于垮了，想回老家有个照应。经组织的同意，父母调回老家的县委工作。父亲在县委搞党务工作，母亲先后担任城镇党委副书记、县委机关保育院院长、县政府人民饭店经理，飘泊的日子总算安宁下来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隔不久，“文革”运动爆发，大陆开始了强权政治的时代。  

　　父亲又因耿直得罪了那位一手遮天的县委主要领导，全家被迫流放到更为偏僻的山村，母亲担任村里的支部书记。1969年，黑色的年份。一道“莫须有”的罪名将父亲关入了牢房，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最初连母亲都不知道丈夫已进了监狱。来逮捕父亲的人，说是通知父亲去县城开会。后来，听说父亲被人举报参加过“大陆反共救国军”，并是一个子无虚有的“88司令部”司令。母亲说父亲建国前就一心跟随着共产党干革命，如何竟成反革命呢？联想到自己生父在大革命时代的错杀，深深为父亲的安危担忧。现在看来近乎荒唐至极的事，在过去的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却可能发生。

　　往后的日子愈发艰难。仅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五个小孩。白天，母亲要和农民们一道下田耕作；晚上，母亲要参加公社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会。除了娘家亲人，其他的亲戚和昔时的同事都不敢登门。

　　月明星稀，乌鸦鸣叫。劳作夜归的母亲望着熟睡的五个未成年的子女，不知暗地流下了多少伤心的泪水。有人劝母亲改嫁，说父亲是永远翻不了身的。母亲没有啃声，带着大的只十三岁、小的只一岁半的五个子女，艰难生存。默默的期盼着光明的到来，没有向任何人低下过倔强的头颅。 

　　那时，我已有五岁，记忆的深处留下了痛苦和受辱的烙印。

　　几经搬迁的家，定格在一个老乡闲置的旧房子里。潮湿不平的黑泥地面，柴火熏得乌黑的楼顶，报纸糊着的窗户，一家人躬身于此，躲避暴风淫雨。

　　一个漆黑的夏夜，母亲的手无意触摸到一处冰凉，惊醒过来，发现是一条一米多长的蟒蛇，同眠枕边。怕它伤害熟睡的子女，母亲抄起床边防身的木棍将蛇打死。过后，房东大妈对母亲说，蛇是家里的保护神，是只能赶走不能打死的，打死会有灾难的。素来不信鬼的母亲，竟吓得上街买来冥纸烧香陪罪。可见，母亲此时的心理，已脆弱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个寒冷的晨冬，家里的门窗紧闭，房里弥漫的浓厚煤气。昏迷中，母亲意识到是煤气中毒，却无力动弹。极力呼唤睡在门边的二姐打开木门透气。二姐微弱回应：“妈，我也全身乏力。”母亲说：“孩子，你要用力开门呀！不然就要熏死全家”。懂事的二姐艰难地爬了过去，终于把木门打开。冰冷而清新的空气把瘫在地上的一家人刺醒。全家得救了，母亲和我们抱成一团哭泣。 

　　母亲太累了，承担不了五个子女的重压。又有好心人上门，劝母亲应把只有一岁半的妹妹送给别人，母亲痛苦地答应。没有和谁商量，也没有人可以商量。天黑夜沉，母亲哭了，怎能让女儿又重复自己的命运呢？清晨，母亲反悔了，死活不兑现昨天许下的承诺。妹妹终于还是没有送人。

　　隐约记得，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去过一次县公安局的监狱，给狱中的父亲送寒衣。楼道上，一个持枪哨兵在游荡，威严的眼光，令人不寒而栗。母亲在哀声托人说情，兄弟俩在操场上等候父亲的出现。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呆在里面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何在这里见父亲。父子见面，兄弟俩也只是按着母亲路上来时的叮咛，麻木地唤声“爸爸”。而今想来，那时的母亲承受的压力是多么沉重。 

　　八个月后，外来的解放军代表接管了父亲案子，打成反革命的父亲终于出狱。清楚记得，那晚全家团圆的情景。桌上摆满了好菜，有一大钵的红烧肉。哥和我夹了菜端碗在外面吃饭，哥把一块大肥肉扔到菜园里，我急忙进屋向母亲告状，却见母亲坐在父亲身边，只是宽容地笑。尚小的我不懂，平时严格的母亲为何如此宽容。 

　　“文革”过去了许久，家中每一个樟木箱的铜扣上仍留有被抄家时撬锁的印痕。我想，母亲的心灵深处肯定也存有磨灭不掉的伤痛。 

　　5

　　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结束后，母亲的伤痕渐渐平复了，过上了安详的生活。

　　母亲胸怀宽广，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家迁回县城后，邻里邻舍相处和睦。一些过去见了母亲唯恐避之不及的乡下亲戚，时常来家中蹭饭。母亲一如从前，热情接待，无丝毫埋怨或怠慢。见子女有些埋怨，母亲说：“不管过去如何，总是亲戚的，来了要接待。”与朋友交往更是如此。有一户邻居是父亲的部下，在“文革”期间做过一些“落井下石”的事。父亲心存芥蒂，不愿意与之来往，母亲闭口不提过去的是是非非，好象把那些痛苦忘却干净。这户邻居的儿子结婚，没有场所地举办仪式，母亲主动联系单位的会议室，帮助着操办，热情真诚，相处很好。

　　母亲非常勤劳，从小教我热爱劳动。早晚的时间，母亲带将公房后面的几分园土打理得平平整整，象一页书。栽上冬瓜、茄子、豆角、白菜，一年四季，菜蔬不断。母亲还把大门的走廊格成猪栏，养猪养鸡，聊补生计。放学后，兄弟姐妹一起跟着母亲整土、插苗、施肥、剪枝、收获，帮着母亲剁猪草、煮食、喂猪……掌握了一个农村娃应懂的农活。 

　　母亲心地善良，对弱者充满爱心。有家邻居，小孩较多，饭吃不饱，母亲知道后要我把收获的一个十几斤重的大冬瓜送去，解决了邻居几日菜肴。还有一户人家，他要母亲帮忙办事，中秋节前送来一只鸭子和一篮鸡蛋，放在家门口。母亲了解后，连夜把东西送了回去。怕原物送还引起误会，还另加上两封芝麻饼。母亲对那人说：“你家很困难，不能收你的东西。该办的事一定会办好。”那户人家感动得流泪，不停地言谢母亲的好。

　　相伴十几年的邻里街坊，没有谁不被母亲的善良、热情所感动。时至今日，那些老邻居，还经常叨念着母亲的好。母亲说，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

　　确是如此。八十年代初，政府允许干部建私房。家中子女都长大成人了，两间公房实难容七口之家。母亲思虑着为子女筑个自己永久的“巢”，免得四处搬迁。当时，父母一辈子的积蓄只有200多元，仅够买几根木料的钱。邻居知道后纷纷主动借钱给母亲。有户吉安县的老熟人，特地从百里之外送来200元现金。对于借款。母亲一一登记，和子女一道订立还款计划。就这样，母亲东借西凑了一万多元钱，买起了砖瓦等材料。父亲早晚劳作，亲朋好友大家出工，在一个荒坡上，终于搭起来了一栋自有的房子，结束了二十多年“无家”的流浪生活。

　　几年后，子女五人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剩下父母两老固守着老屋，等待一年一次的春节团聚。一九九五的重阳节，父亲去世。母亲跟着子女轮流生活，把家中的什物送给生活可怜的人，说房子也不管了。哥哥提出将房子处理，我没有同意。让母亲生前看到自己的老屋，换成一叠不带情感的钞票，实在有些不忍心。

　　而今老屋依在，借给了没有房住的人家。母亲说：“老屋不卖还是很好。大半生借别人的屋住，现在借屋给别人住，也算是一种回报吧”。   

　　6

　　母亲老了，乌黑的头发变得斑白，远远看去象沾了一头冬霜，双眼也失去了昔日的乌亮，患有白内障的双目有点浑浊，骨子增生扭弯了母亲的腰板，高高的身躯矮了许多，脚肚上隆起的动脉象爬满了蚯蚓……沧桑的岁月给她留下了劳累过多的痕迹。

　　晚年的母亲，心如无波的老井，显得豁达，宁静，淡泊。

　　七十年代末，政府对历史遗留的问题，大多了落实政策。由于种种原因，母亲的政治待遇始终没有得到落实。我几次带着母亲的材料，去找过老家的县委领导。那些年轻领导礼貌而圆滑地答复：“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过去的事很难办，要慢慢来。”说白了，就是新官不理旧事。当时，我有些气愤。母亲知道后，平和地劝道：“不要再提此事。我已是快要入土的人了，何必自寻烦恼。况且，和那些一起长大的姐妹相比，已经够幸福了！”

　　母亲的话，使我的心情释然，心中不平的垒块随风消去，对世事有些大彻大悟了。是啊，人在世界上走一趟很不容易，总有许多的事不遂人愿，要懂得知足，学会感恩，保持快乐。母亲今年满八十岁，身体依然健康，心情依然快乐，已是儿女最大的幸福了，其它的事情微不足道了。

　　7

　　我的文字实在太嫩，难以详细地记录母亲一生的坎坷，难以生动地刻画母亲意志的坚强，难以淋漓尽致地表达我的对母亲的敬爱之情。母亲的一生，诠释了一代中国女性苦难的深度与承重的力度。解读母亲的一生，我有了面对人生曲折的信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