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与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
1
赣西某地农村。
外来的贵州农民，在当地的砖厂从事着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在当地人看来是最累人的劳动。那些贵州农民，男男女女，男的粗壮，女的也粗壮，身上总是背着小孩，在砖厂劳动，也居住在砖厂，很少跟当地人交往，曾有当地人看中了其中的某个姑娘，但贵州人却不愿意嫁给本地人，说是会饿死去，因为据贵州农民观察，本地人不是在打麻将，就是在打牌，也不种地。
本地很多女孩也出去打工，但很少有女孩嫁到贵州。本地人也不愿意嫁给贵州人，说是会累死，贵州农民之劳累状况，实在为本地人所无法承受。当地人普遍从事着一种相对于砖厂劳动而言，有着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劳动。当地农村之经济状况，也远远优于贵州农村。
那些在砖厂从事劳动的贵州农民，都很勤奋，做事很卖力，一门心思的想着通过自己在砖厂的劳动多赚点钱。对于那些贵州农民来说，相对于农活而言，在砖厂的劳动，是有着一定的经济上的优越性的。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劳动相对于低技术含量的农业劳动的明显优势，这是那些贵州农民能够理解的一部分。
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劳动相对于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优势，是赣西某地农村的农民能够理解的那一部分。
2
赣北某地农村。
成熟的棉花，分缀于一棵棵的棉花作物之上，一亩地最高也不过140斤左右，采摘下来以后收购价为三元钱一斤左右。把施肥和打药等的成本减去，一亩地的棉花所能够提供的劳动收入不过为两三百元。但那是一种怎样辛苦的劳累啊！就是种上十亩地的棉花，也不过赚个两三千元。
看看屋后广阔的一大片棉花地，地里开缀了无数白色的、粉红色的棉花作物的花朵，心中会生出无限的悲凉。
对于一个从小没有干过什么农活的城里人而言，要是让他们去采摘那棉花，别说是采摘下来以后都只能卖到两三块钱一斤，就是给他们两三块钱采摘一斤棉花的劳动价格，他们也是很有些不愿意的。
而这些棉花，竟然都是由老人们种植并采摘的。
老人们种的柑橘，据说更是廉价。只能卖到两三毛，甚至是一毛钱一斤。也不是种的不好，实在是只有这样的市场价值。采摘的时候，钻在柑橘园里，又是往上爬树，摘那高处的柑橘；又是弯腰趴地，挑那低处的柑橘。如果是一个城里人来到此地，现摘现吃的，虽然出来的时候，皮肤就开始发痒，手腕手背都开始出现条纹状的红肿，但也可以说，这实在是一种乐趣。但如果是要将几亩地的柑橘树上的柑橘，全部采摘下来，将这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就实在是太累太累。一千斤的柑橘，就是好几千个。全部从树上采摘下来，非常的不容易。还得运送到收购点，而换来的，却不过是一两百块钱。
还有那亩亩相连的稻谷，且不说播种啊，插秧啊，施肥啊等等，就是单单把它们全部收割下来，并打好拉回家来，也是一种太烦累的劳动。简直难以想象，那些老人是怎样做到的。
或许大家都会认为，老人们那样操劳，是不必要的了。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有他们的苦衷。一方面，他们仍然舍不得那地，就是放不下那一大块一大块的地，他们不愿意让地给闲置，也不能让自己闲着。一辈子的田地里的劳作已经让他们恋上了自己的土地。一方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请人是请不来的。乡村是老人们的生息之地，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城市亦无他们所能适应的生活。
3
从现代社会被商业化的个人眼光看来，农村贫穷、落后，农民辛劳、苦楚、皮肤粗黑。农忙的时候，烈日当头。在烈日的暴晒下，再白的皮肤，只需要一两天，也会变的很黑。插秧割稻子的时候，一整天的弯腰劳作是很难受，也很难熬过来的；而打谷子的时候，手脚并用。双手抓抱传过来的一大把一大把的稻子，一只脚在机子的踏板上不断的使劲踩踏，就更是辛苦，那种辛苦也是语言所无法言述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还在坚持下去。许多城里人甚至对此感到费解。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那些人不会真正理解那种残酷的现实，直到他们自己也同样经历了同样的现实。
让城里人去做农活，他们肯定做不了。但是，作为农民的他们，就比城里人更能做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那都是受生活的逼迫。除了这个，还能做什么呢？很多农民虽然也读了几年书，但一到外面，普通话都说不好。除了做农活或本地的一些零碎的杂活，以及一些在附近的厂子里能找到的简单重复廉价的手工劳动，又能做什么呢？也只能期望自己的下一代不要再继续自己的命运了。后代，是有机会成为城里人的。城里人，其实也是农民的后代。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吃不了农村的苦。农村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在外地还好，一年能赚很多的钱；有的做的一般，但也能赚到不少的钱；但大多是不能跟城里人相比的。大多数外出务工的青年，都是做着那些最苦的、最累的、最脏的体力活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手工劳动，并没有多高的收入，也不能受到很大一部分有着优越感的城里人的平等对待与尊重，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能够读到大学的，真是少之又少。
在外面，要吃苦，但就是吃苦，也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向工商业转型，是唯一的出路。不能一代又一代的，仍然困系于自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却至今没有什么变化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农民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农民这个词是如此的沉重，几乎沉重到了掂量不起。要解决这个问题，却须将这个词从大多数人的身上抹去。在这个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代，一个被称之为农民的社会弱势群体正逐步融入其中，从一个需要繁重的体力付出的生存空间进入到一个不再需要繁重体力劳动却在非体力方面给人以更大压力的新的生存空间。
3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更高技术含量的和更高知识含量的劳动岗位将取代过去的农业劳动岗位成为世人之主要就业岗位。资本与技术结合为一体，强力推进着这一历史进程，它一方面带来了人类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一方面带来了一个全人类被资本所强力控制的人类社会。城市是一种人之资本化的生存状态，是人类为资本强力控制下的生存状态。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社会之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本质是人的资本化，是资本控制力作用于所有人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之后，我们将得到一个为资本所强力控制的人类世界。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过程。
在我们的时代，面临着农业经济产业从业人员之规模的变迁。这一变迁的历程，五千年来，从未出现过，却出现在这个时代。随着非农业经济产业的发展，农业从业人员占人口数目之比例，将出现“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对于这一个庞大的人群而言，这一历史性的变迁所带来的彷徨与阵痛，将丝毫不亚于欧洲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之于国人而言，这将是一个更为长久也更为曲折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将看到一个巨大的被吞噬着的群体，除了远离祖祖辈辈适应了几千年的传统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以外，他们别无选择。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转变已经开始，并正在加速。不可避免的是，人群将为此而痛苦、彷徨。
一个庞大的群体，流动于世间，成为游离状态、失语状态中的弱势边缘人，被排斥于社会主流话语之外，在喧闹的城市，丧失了表达和倾诉的权利，显得无比的弱小、卑微。
这是一个个个体依附性生存的时代。一个个的个体正在消失，不会再有个体。人们将依附于组织，依附于城市，依附于资本，彷徨一生，活在了不确定的状态中，累，辛苦，常年在外奔波，承受家人分离的烦忧，没有了安定的生活。
4
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必须要以农民的血肉和牺牲为代价。中国农民所面临的残酷命运，远远甚于二战以前的德国农民和圈地运动中的西欧农民，以及斯坦贝克小说之社会背景中的美国农民。这是一个社会道德与正义缺失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农民，尤其如此。作为中国主体人群的中国农民，根本就没有改变自身命运的选择权。全部弱势人群的命运，都被操持在强势人群的手中。
在地球物种的生存竞争中胜出的人类，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强势群体，其自身欲望的膨胀与利益领地的无限扩张给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所带来的是越来越小以至完全消失的现实。而在人类之间，对于那些作为弱者的群体，也将存在一个同样的现实。农民，这一庞大的群体，正是作为实际失业者的一个寻找工作的、苦苦挣扎求存的群体。
毛泽东死后，数量庞大的中国人迎来了后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上仅存的最为强大的国家力量，投身于旋涡式的经济强权之边缘，并逐渐逼近其中心。全球化的力量所向无敌、跨越所有国家界限，所遇到的障碍，不过是石头对于坦克的威胁。地球正被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抹平。地球财富资源面临新一轮、同时也是最后一轮的最为残酷的重新配置。商业化的力量遍及全球。中华民族的主体人群，被迫投身于庞大的世界性的生存竞争场地，不甘沦为在地球生存竞争中被打败、被淘汰的垃圾人口之同时，面临艰难的生存境遇。
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并远远高于农村人口。在一个非商业化的社会，城乡差别的出现只能源自政策之向城市的倾斜。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城乡差别的存在根源于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业生产方式对比于低技术含量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存在的明显经济优势。
农民进城了。
5
小农经济的效率低下，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农民更是身有所感。以英国等发达国家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就业人口，一千万还绰绰有余。多出来的那几亿人，在现代商业化的全球语境下，不过是国家的失业人口而已。事实上，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但在人口流动的同时，城市却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这一社会趋势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其变革领域涵盖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涵盖农村与城市。
在城市，出现治安恶化，就业形势严峻等等问题。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也出现了普遍性的撂荒问题，以及农业税尾欠的问题。由于农业税收取的难度的加大，收取农业税的潜在成本也在加大，数年内，在很多地区，收取农业税，成为基层政权的鸡肋，成为一个成本大于利益、弊大于利，而又不得不为的事情。更为突出的是：农业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干群矛盾与干群冲突的主要根源。趋利避害，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就国内经济形势而言，免去农业税，并工业反哺农业，为大势所趋。就国际形势而言，免去农业税，并以工业反哺农业，实为各国经济发展与变革过程之中的必然趋势，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但是，这两种政策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面对这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的社会大趋势，国家的几亿农民，可以去往何方？这才是农村之根本问题的实质所在。占中国人口之大部分的农民向现代商业文明靠拢并最终融入其中，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但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中的经济实体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遇却是远远不够的，而来自农村的庞大人口所具备的劳动素质，也是较为低下的。
资本密集趋势与技术革新进步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中国的整个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已经带来巨大的挑战和矛盾。随着工商行业的发展，农业占据国民经济的比重，只能是越来越小。从90年开始，在全社会劳动力结构中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开始出现了绝对量持续下降的现象。到90年代初期，农产品供给就已由过去的全面短缺，走向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的过剩。农业生产的趋势必然是集约化和规模化的,中国农业应对全球市场的竞争需要的是那种单个的农户和多个联合起来的农户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资本和技术投入。
一小部分的人从事着工商业，一大部分的人在有限的并还在不断减少的耕地上从事着经济效益和市场价值不高的农业生产，这就是国家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还要维持的国民就业结构。未来对于农民这一庞大的群体，只能意味着无数的多余的就连经济效益极其低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机会也要丧失的人口。而现实的他们，不过是一些以所谓支农惠农政策被国家圈系于农村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失业人口。
6
成为城市人口并实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代表社会之进步和农民生活幸福的取得。大部分城市人口，置身于高度商业化的生存竞技场，事实上面临着残酷的人生境遇，遭遇附着于人生的锁链与终身挣扎，遭遇从娘胎就已经开始的鞭驱和逼迫，遭遇而不自知的。这是一个人类正丧失其纯真的时代。
在乡村，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看到回家的外出的青年。这些青年，很多想着衣锦还乡，从不将城市当作为人生的归宿地。事实上，这些青年在外面，也不能总呆着，能够在外面最终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的，也是少数。年纪大了，就不能在外面了，要想到回家，也必须要回家。少数的赚了些钱，就回家做本，在地方上做点生意。多数的，没有赚到什么钱，回了家，还是仍旧务农。
对于很多怀抱着希望去到城里谋生的农民来说，家乡是被世代务农的命运主宰的他们的最终归宿，城市不属于他们。城市不过是很多的他们一时的流浪之所，所给予他们的曾经亦不过是事实上并不能优于当初农村生活的歧视目光下的生活。这世代务农的命运至少在他们这一代，并没有得到改变。他们也只有冀望于他们的下一代了，就像他们的上一代所冀望于他们的。而他们的下一代，也将象他们当初所做的一样，去到城市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那机会在他们的上一代寻而未获。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给大部分农民带来的，不过是对于一些可以随时去店里买来的必须的消费品，诸如农药啊化肥啊洗衣粉啊什么的，其他的诸如洗脸擦脸的什么的，对于他们就成了舍不得买也舍不得用的奢侈品了。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抗拒着这个时代，并停留在过去时代中的生活模式中。但这不会很久，这一切都将被抹去。与所有的时代一样，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发展史上必然要成为过去的中间阶段。
大变革的时代，来自于农民这一群体的个人的生存与感言
1
伟大的法国画家Jean-Francois Millet在1863年4月23日这样写道：我是个农民，是农民中的农民。同年，正是这个自称农民的人，在巴黎万国博览会的主要画展上名声大噪，从此被载入史册。其画作《拾穗者》和《晚祷》等等，描述了农民们的劳作场景和淳朴的乡村生活，成为了一百多年来世所公认的不朽之作。
当19世纪末的法国画坛巨匠们忙于裸体画作的时候，贫困潦倒的Jean-Francois Millet，离开了城市，来到了巴黎郊区，拒绝再画那些裸体画作，并找到了他最适合的艺术题材。
从此，他不会再是巴黎街头无数默默无闻的、穷困潦倒的小画家中的一个。
Jean-Francois Millet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讲述了艺术的成功之道，不仅仅在于对艺术本身的精益求精、孜孜以求，更在于社会的、历史的际遇给从事艺术的个人所留下的精神印迹的分量，如Jean-Francois Millet这一类了不起的艺术家会自觉的将这一印迹反应于其作品，作出最为直观也最为震撼人心的呈现。
2
2011年，我认真的读着农民作家欧阳杏蓬的书，读着书页中真实的、带上了足迹的文字，文字将足迹与心迹一道交付于人，无辩解，无张扬，唯宣示与表露，唯记忆与记录。文字平易简洁，口吻平淡收敛，但真实无法掩盖，真实的感情亦然表露无遗。
湖南与赣西，在地域上的接近，在文化上的接近，让人倍感熟悉亲切，感怀中不禁追忆到未成年生活中真实经历过的细枝末节与点点滴滴。
身处时代洪流之中和深处时代漩涡之中心点的人们，不可能不对此有着深刻的甚至是痛彻骨髓的感受。欧阳杏蓬的文章一方面展现了非为资本所控制的庞大群体中的个体转变为资本所强力控制的精神历程及其城市遭遇，一方面以记忆的方式展现了尚未为资本所完全控制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社会整体性的商业化将严重侵蚀并最终毁灭非机械化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的乡村社会及其独具文化特质的文化环境。欧阳杏蓬的个人记忆本身，即为长久生活于此文化环境下的个体对此的经验与感触，而其文字记录，是一种对此最为人性化的历史记录。这个时代还保留着无数有着如此文化特质且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乡村。但这样的乡村终将作为历史陈迹而远去。
有价值的文本，其历史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作为大变革时代的见证者，作为作为亲历者与忠实记录者的历史见证者，其通过自己的写作来保留下的一份人性化的历史记录，无疑具有其巨大的历史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
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用笔记录了一个庞大的失语的群体，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乡村正被遗弃。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终将成为历史性的记忆，而正在改变中的乡村形态亦似已成为文化的废墟，令人扼腕悲叹。我哀叹乡村文化的逐步丧失，惋惜于商业对乡村社会的毁灭性的侵蚀和影响。民国时代的作家们展现了广阔的乡村社会场景，但他们大多却是以一种轻鄙的眼光来描述的，只有如沈从文等少数作家能够以一种深爱和惋惜的心态去认识和对待。
忽然发现自己惊异并不适应于这个时代，这并非一个文人的惊异与不适应，而是这一时代的人们共有的一种感受，也是每一个商业时代之个体的普遍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