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7日深夜或8日凌晨，有五位作家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杀害，他们是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和李伟森，我们称之为左联五烈士。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里回顾了与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更以无比深沉的感情悲悼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尤其是那首七律诗，更是将自己的悲愤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当年老师教授此文，我很感动了一回，且清晰地记得老师所讲的背景。国民党为了配合其对苏区的军事围剿，也疯狂地实行文化围剿，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左联五作家就是这种文化围剿中被枪杀的。他们为进步文化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背景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多年后，我为人师，教授此文，同样也把这背景兜售了几回。现在发现，这纯粹是一种误导。

       我不由想到《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并由衷感慨，原来如此。其真实的历史细节是，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租界秘密举行，鉴于对时局和政策的分歧，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是米夫和向忠发等人，米夫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向忠发是当时党的总书记，后来被捕叛变，这一方是领导派和权威派。另一方是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伟森等人，结果闹得不欢而散。为消除分歧，统一思想，几天后又到上海静安寺路一所花园洋房里开会，后称花园会议，但仍没有达到目的。于是罗章龙等人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也就是后来历史决议中所说的“第二中央”。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上海三马路东方饭店开会，罗章龙、史文彬临时有事未能到会，会议由何孟雄主持。当会议结束，代表们准备离开，整个会场已被英租界巡捕和中国警察包围，与会代表全部被捕，其中包括我们的几位左联作家。

       至此，我们已经了然。左联五作家，不是参加左联文化活动，以红色作家的名义被害，而是参加“非委”会议被捕牺牲的。五人中李伟森（李求实）地位最高，他曾担任过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和《上海报》主编，他是“非委”常委兼少共书记。其次为冯铿，她是候补中央委员，文联秘书，其他三位是委员。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有人向王明报告，他竟表情冷淡，并说了些十分过激的话，说他们是咎由自取，右派反党分子，是在从事反党活动中被捕的。当大家提出设法营救时，王明予以阻止，说由他和中央商量，江苏省委不要过问。2月8日何孟雄等24人在龙华英勇就义后，潘汉年主张追悼纪念，又被王明阻止。

       至此，我们再次了然。他们之死，多少染上了点党派纷争之嫌，他们是被视为非主流而遭排挤的，这与后来许多人遭排挤、遭报复，如出一辙。如果当时中央能宽容为怀，真正从党的利益出发，怜人惜才，实施有效营救，或许不会牺牲那么多同志。即使营救不了，都壮烈牺牲了，我们予以追悼和纪念，肯定他们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和贡献，也能使烈士安眠。可他们是背着不明不白的污蔑，被推向刑场，殒灭于敌人的枪弹之中。

       两年后，袁殊拜访冯雪峰，他们出于良知和责任，以读者问答的方式，在《文艺新闻》上刊出了《在地狱或在人世的作家》《呜呼死者已矣》两文，还刊登了五作家的遗像，五作家遇难的消息才大白于天下。鲁迅先生闻之，立即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这也算是他们在作鬼二周年之际，得到的第一笔悼念吧。先生“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之诗句，今天重读，又当有另一番情味；诗句中包含的深广的愤怒，远不是我们当初理解的那么浅显，那么单一。

       直到194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将林育南、何孟雄、李伟森等二十四位党的重要干部提出来，肯定了他们的精神，但只提到三个人的名字。如果这算是正式追悼和追封的话，已经迟到了十四年，但迟到总比不到好。若他们亡灵九泉下有知，也该能欣慰和长眠了。

       我们知道历史需要真实的背景，更需要真实的细节，但很多时候却掩盖了其背景和细节。尽管掩盖的目的和用意是好的，但仔细想想，完全没有必要。诚如左联五作家，即使不是烈士，不戴这顶桂冠，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但就这一点，也是值得悼念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五作家同时被害，应是震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事，焉能舆论默默，媒体默默！再说作家之所以被人敬重，被人缅怀，不是靠政治光环，而是靠他们的作品。这使我再次想到鲁迅先生的伟大，想到先生对这几位被害作家的定调，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一句看似极平常，也不高调的话，却是对左联五作家再好不过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