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长我三岁，上学时比我高一年级。二哥小时候长得俊，特别是那长长的睫毛，幽黑的眼睛，让人一看，就是一个聪明人。

      二哥学习好，运动会时跑得快，很受老师的宠爱。二哥爱劳动、铲地、打草、收庄稼，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二哥做什么都有窍门。三年困难时期，二哥到水泡子去刨鱼。别人认为不可能，因为水浅，泡子上冻到底，找不到鱼了。二哥却在水泡低洼处，层层刨冰，最后用扎枪头往外撬鱼，一揸长的鲫瓜子，一窝一窝的。好几次二哥都撬出半土蓝子，让我们在饥饿中尝到了美味。二哥在学校放学时，别的同学沿着乡村土道抄近往家跑。二哥却绕道上了山，回到家，背回一口袋牛粪，晾干了烧炕取暖。冬天的早上，天刚放亮，二哥就爬起炕，去全村的房前屋后和村外的大道上捡粪。冬天的夜晚，二哥则在油灯下帮助弟弟们抓虱子、补衣服。

      1960年的冬季,生产队里天天晚上开会，每家一个代表，让自报偷了多少粮食。原因是县、公社、大队多报了粮食产量，年底交不上去，就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让所有社员自报偷了多少粮食，然后从口粮中扣除。当时父亲、母亲有病，大哥在县城读书，只有二哥成了代表参加队里的会了。一连熬了好几夜，社员们谁也不说自己偷粮食了，说偷了，就意味着要挨饿。县、公社来了工作组，蹲点督办，说不偷不行。我家从来没偷过粮食(多数社员也是守法农民)，二哥挺着不说。有几位偷过粮食的，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不说不行，有的队的社员因偷粮食有被公安局抓走的。他们害怕了，率先“招了”，生产队当即给扣了三分之二的口粮，轮到二哥了，二哥还是不说。别人都说了，谁说谁回家睡觉去。生产队长看二哥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说:“回家跟你爹妈商量商量去吧。”三星打横时(那时农村没有钟表，夜间计时或到外面看星星，或听鸡叫)，二哥回来了。二哥跟妈说:“我已经看明白了，偷没偷队长他们都知道，偷的扣全家口粮三分之二，没偷的扣全家口粮一半。说不说，都得扣。”妈在心里盘算很有一会儿，说:“咱们没偷，那不冤吗？明年吃啥。”当时，我才十二岁，我也能算明白，每人一年三百六十斤毛粮，全家的口粮扣掉一半，后果可想而知。妈又说:“能不能再挺一挺，挺过去？”二哥说:“人家别人都说了，我，我太困了，挺不住了。”妈叹口气，说:“那就你报一半吧。”

      1961年，我家那里又受了灾。因没有粮食，刚长成的青苞米都吃光了。恶性循环，严重的饥馑降临了每个家庭。二哥就在这一年辍学了。一入冬，各家各户就开始了吃糠咽菜，吃苞米叶、苞米穰子用火碱泡软后磨成的面做的干粮。严重的营养不良，我父亲开始周身水肿。我上课的时候，连班长喊“起立”时，都很难站起来了。这时，屯里一些有经历的人说，不能这样等着饿死，吉林省通榆县一带有粮食，用东西去换吧。我家把在县城读中学的大哥找回来，让他加入了换粮食的队伍。每次坐火车出去一趟，能换回二三十斤的粮食。不记得大哥去了几次。但家里已经没什么东西可拿去换了。

      于是，我们打了二哥新买的一件蓝棉袄的主意。二哥把平时拣的粪卖了，妈把这钱给攒下了。二哥辍学下了庄稼地当半拉子，成了家里挣钱的人。妈为了奖赏二哥，用这钱去县城给二哥买了件蓝色的制服棉袄。二哥里边穿一件黄色套头长领线衣，外穿蓝色棉袄，人显得很精神。刨粪、跟包(即跟马车当装卸工)也穿着。回家的时候，先在外面用条帚反复拍打，进屋脱下来，叠好放在别人碰不到的地方。我想，二哥一定是把这件衣服当成宝贝了。用二哥的宝贝去换粮食，谁也不敢和二哥说。最后还是妈说话了:“小武子(二哥名温明久，字武臣，按家谱排下来的)，救命要紧，用你的棉袄，还算新的。值钱，换粮食吧，也许能多换点。”二哥不说话，沉默着。妈也没在往下说。我盯着二哥，二哥低下头谁也不看。许久，二哥站起身，转过脸，很不情愿地脱下新棉袄，眼里流下了泪水。没回头，把棉袄扔给了大哥，出去了。二哥又穿上了原来的那件破棉袄，一连好些天，看不到二哥的脸上有一丝笑容。我和他说话，他似乎很烦:“去，上一边去。”大哥远道回来了，背回了三十斤苞米，是用二哥的棉袄换回来的。

      二哥后来一直在家乡务农。二哥曾经有过外出找工作的念头。二哥在1963年曾报名参军，想到军队干一番事业，无奈被父亲拖了后腿，死活不允，害得二哥差点被开除共青团。二哥干活出众，人缘好，曾当了好长时间的生产队长。二哥喜欢读书，尤其喜欢看历史、时事政治方面的书。平时二哥很少说话，说起历史人物来，一套一套的，让人听得入迷。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二哥的孩子参加工作了，才过上了幸福滋润的――他年轻时所追求向往的生活。也穿上皮鞋、毛料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