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先生走过的101年人生历程中，与许多文化巨人结下真挚的友谊，他们像相互辉映的星座，由于这种互相辉映的光芒，使得他们各自的人生更加绚丽璀璨。巴金与胡愈之的友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918年仲秋的一个黄昏，在四川成都青年英文补习学校里，一个14岁的少年，在校园的一棵老槐树下，正捧读一份《新青年》杂志，他读得那么入神，那样津津有味。他读的是一篇介绍世界语的文章。这篇文章使他眼前一亮，他被世界语创立者“希望博士”的美好理想所深深吸引，读着读着，他眼前出现了一把开启世界大门的金钥匙……

　　这位少年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文学巨匠巴金。此后不久，他就开始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四川大学)开设的世界语班学习世界语。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接触这种人造语言，世界语为他寂寞孤独的生活洒下了欢乐的阳光。1920年冬天，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巴金，怀着求知的热忱，给上海《东方杂志》主编、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写了一封信，请教世界语的问题。当时他还不知道，胡愈之比他大8岁，是一个有着满腔热血的青年。不久胡愈之给这位远在西南的少年回了一信。除了回答巴金所提出的问题外，还热情鼓励巴金刻苦学习世界语，为社会的进步做贡献……胡愈之的来信，像一把火，点燃了少年巴金心底蕴藏的学习世界语，了解世界的火种。在胡愈之的鼓励下，他一边学习，一边奋笔疾书，为世界语的传播摇旗呐喊。第二年(1921年5月15日)，他在成都《半月》杂志第20号上发表了《世界语之特点》。胡愈之的上海来信，是他们终生友谊的开始；是世界语这个纽带把这两位文化巨人连在了一起。

　　巴金和胡愈之的第一次会面，却是在他们第一次通信后的8年。1927年1月，巴金离开上海前往法国留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春天，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因从事进步活动而遭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胡愈之被迫流亡欧洲。这年初秋，胡愈之也来到了巴黎。距第一次通信整整8年之后，巴金和胡愈之终于在巴黎第一次见面了。胡愈之紧紧握着巴金的手说：“在法国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早已拜读了你的文章。”巴金也为终于见到他从少年时就敬慕的胡愈之而激动万分。在巴黎拉丁区胡愈之的住所，两人多次倾心交谈，从国内国际问题到世界语，从文学历史到政治理论，从理想抱负到爱国忧民，这些思想交流撞击出的火花，点燃了两个青年人心中的火焰，彼此都感到受益匪浅。这是巴金与胡愈之的第一次握手。巴黎的会面和交谈可以说影响了巴金的一生。

　　巴金当时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旅馆里，房间里充满煤气和洋葱的气味，夜里听着从圣母院传来的沉重而悲哀的钟声，想到在上海的生活，想到那里苦斗的朋友们，想到过去的爱与恨、悲与乐、理想与现实，心如刀绞般的痛楚。为了安慰自己这颗孤寂而年轻的心，就在练习簿上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东西，不到半年的时间写出了小说《灭亡》。当胡愈之得知巴金写了小说《灭亡》后，十分高兴，他热心地介绍巴金与上海开明书店门市部经理周索非建立了联系。巴金将《灭亡》寄给周索非，并且第一次使用了“巴金”作为笔名。他原想用自己翻译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酬来自费印行，没想到周索非将小说稿送给了当时正主持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得悉小说的稿子到了好友叶圣陶那里，胡愈之又写信给叶圣陶，向他介绍推荐巴金。叶圣陶本来对《灭亡》就十分欣赏，读了胡愈之的信更为重视，马上决定在自己主编的历史悠久、行销广泛、影响巨大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从1929年1月至4月《灭亡》分四期连载。《灭亡》的发表使巴金名声大振，从此他走上了文学之路。

　　1928年12月初，巴金结束了他在法国一年零十一个月的留学生活，返回祖国。两年后一个仲夏的早晨，在烟雨蒙蒙的黄浦江畔，巴金与刚从莫斯科风尘仆仆归来的胡愈之第二次相逢。清脆的雨点和浦江的涛声，伴着他们重逢后喜悦的心声。巴金静静地聆听着胡愈之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种种新鲜事儿，以及他在莫斯科所经历的难忘的日子。巴金激情澎湃，热泪盈眶。从此，巴金追随胡愈之，为上海世界语活动的发展而积极奔走。他在胡愈之领导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并负责编辑学会会刊《绿光》，用世界语播撒革命火种。

　　胡愈之像兄长爱护弟弟一样，对巴金关怀备至，使巴金的世界语翻译迎来一个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他先后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三个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国境之夜》、《首陀罗人的喷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小说《丹东之死》，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幸福的船》，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的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从1930年至1933年，短短三载光阴，巴金通过世界语，翻译进步文学作品近30万字。

　　1932年前后，是巴金创作的丰产期，作品迭出。又因为持有不同的艺术观念，抱有不同的政治态度，所以受到某些激进文人和文艺批评家的攻击，污蔑他的写作是为了“贪图巨额稿费”，甚至把他列为“第三种人”。巴金愤而搁笔。

　　1933年新年，胡愈之利用他所主编的《东方杂志》，策划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其用意是要打破蒋介石对进步文化的封锁和围剿，正如鲁迅所说，“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这一举动，得到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的响应，茅盾、郑振铎、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邹韬奋等纷纷寄来稿件。虽然巴金正处在流言和攻击的激愤中，已经搁笔3个月，但一见好友胡愈之策划的征稿，他毫不犹豫地给予热情支持，是最早撰稿者之一。在“新年的梦想”里，巴金坦荡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接着巴金又在《我的梦》一文中，驳斥了种种谣言，他写道，那些诬蔑或误解他的人，“也许不会知道为了友情没有稿费也会写文章的事情”。为了友情，在承受误解和攻击的压力下，没有稿费，巴金也写文章；而同样为了友情，胡愈之为巴金及时提供了剖明心迹的机会和条件。“新年的梦想”这件事，是胡愈之和巴金在文学上彼此真诚帮助、互相支持的又一佳话。

　　解放后的1951年，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巴金和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共同筹划、组织、建立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胡愈之被选为会长，巴金被选为理事。他们再次携手并肩，重温他们青年时代的梦想，在新中国的文化土地上辛勤耕耘。

　　1966年，“文革”开始后，巴金是上海文学界最早被打倒的作家之一，他和祖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十年的痛苦和折磨。1977年，就在巴金刚刚熬出最艰难的岁月之时，他接到了81岁高龄的胡愈之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一封信，喜悦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可从你的文字来看，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的老友感到无比的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心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73岁的巴金在读老友胡愈之亲笔信时，这位曾驰骋文学疆场，历经人世间磨难的坚强老人，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人世间最真挚、最宝贵的友情，是两位老人从1920年到1977年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雨之后互通的心声。巴金在日记中写道：“愈之是我认识五十余年的老友，看到他的手迹，我很高兴。”

　　1986年1月16日，90岁的胡愈之在京溘然长逝。正患病并摔伤卧床的巴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和对老友的深深眷念，挥泪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些年我和他接触不多，不过在我患病摔伤之前，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和对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使我惭愧。作为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和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也是我的生活道路。不管用纸笔或者用行为，不管是写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

　　这段感人肺腑朴实无华的话语，寄托和表达了巴金对他的良师益友胡愈之无限怀念和感激之情。同时，也是巴金与胡愈之两位东方文化巨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真挚友情的写照。

　　时光过得真快，巴金先生离开我们也有5年多的时间了。在怀念巴金先生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胡愈之老人。

　　星座因互相辉映而愈加璀璨。这两位文化巨人，从1920年第一次彼此通信相识，到1986年生死永隔，在整整66年中，赤诚相向，肝胆相照。这样的精神财富，不但属于巴金和胡愈之两位文化巨人，不仅属于中国，更璀璨于人类文明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