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平先生的《可耻而又可悲的生活》一文对田耳的小说《湿生活》颇多非议，最主要的一点是认为小说中人物的形象过于猥琐，不合乎“典型”的中学师生的形象。
       这种典型论听来令人颇感亲切和熟悉，我们都知道当代文学中曾经流行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光辉论调，工人阶级形象必定是高大全的，知识分子形象必定革命意志不坚拉革命后腿的。这种典型论删除了历史的诸多细节和脉络，注定遭遇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失败。王先生的典型论与这种阶级典型论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也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在王先生看来，当代教育并不存在田耳所说的诸多问题与病象，总体情况应该说是良好的，因而田耳的叙述让他觉得不“典型”。但是，从田耳的创作谈中，我们也知道，这篇小说是有其现实底本的，包括男生爬入女生宿舍耍流氓、男老师议论女学生发育状况等都来自作者的现实经验。作家的本事不就是能从现实的偶然片段中探测到时代的深层真相与精神病灶以引起人们疗救的企图吗？按照王先生的逻辑，面对此种现实，作家要耐心等待，等到病象普遍流行时才下笔。恐怕到那个时候，作家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
       或许，王先生认为这篇小说太灰暗了，缺少正面形象。但在我看来，小说中的正面形象就是作家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在小说中无处不在，王红旗从一个优秀学生变成杀人犯，皎皎从一个纯朴的少女变成庸俗的女人，“我”也就是姚志从过去的诗人变成一个众人和自己眼中的“湿人”（湿在当地方言中意为白痴）。最大的悲剧无疑是小说题目所寓含的“诗生活”变成了毫无诗意、充满混乱、无聊与暴力的“湿生活”。这种“湿生活”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侵染学校这块传统的圣地，使里面的老师和学生都无法幸免时代的精神贫血症。小说由此隐含了鲁迅《狂人日记》以来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在我看来，《湿生活》不愧是一篇出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之手的杰作，因为它弥漫着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可以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所欠缺的就是这种批判精神与悲剧意识。如果说贾樟柯通过电影《小武》发现了小县城普通人的精神与生存困境，田耳则通过小说语言对这一主题做了更深入的阐发。因此，可悲的不是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们不敢正视问题的存在。唯有正视，我们才有重建精神秩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