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几乎都是官员。受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的影响，在那时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批官员都曾是热烈的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的热爱和坚持，与传统的文人观念融合在一起，造成了当下中国官员写作的独特风景。但遗憾的是，由于政务繁忙，很多官员无暇聚精会神精雕细琢，在写作时很容易受到“文件语言”、官场语言的影响，往往缺少真情实感，语言缺乏感染力。

　　刘上洋兼具官员和作家的身份，他却将二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对于刘上洋来说，“官员身份”为他的思考提供了理论水平、知识视野和丰富阅历，但在写作时，这些都成为他写作的底色，丝毫不见“文件语言”的踪迹，可谓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而且，“从政为文两不误”成为他的人生目标。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往往都不是那些纯粹的文人所写的，而是出自那些集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人之手。”他的散文可以说兼具宏大的思考视野、深邃的思想深度和优雅从容的文笔。

　　刘上洋的散文集《高路入云端》便具有宏大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深度，可以称得上是大散文、文化散文。在他看来：“传统的散文，写的多是风花雪月、奇山异水、亲情人情和个人的经历感想之类，题材既窄又小，且表现手法也是精短小巧。‘小’，似乎成了散文的一种秉性、一个特征。这一方面使散文成为文艺创作的一支‘轻骑兵’，但另一方面又严重地制约了散文的发展。”“散文要崛起，就一定要跳出‘小天地’，让自己‘大’起来。”散文境界的“大”，是他的自觉追求。借用他的话说，他的文章可称得上是“既有宽广向上的人生气度，又有那种振聋发聩、使人深省的严峻理性”。他所写的游记，无论是写国外人文景观，还是写国内山川景色，都独树一帜，将之置于文化的历史深度加以考察，并从独特的思考出发，得出发人深省的结论。如《在埃菲尔铁塔上》，针对巴黎古典与现代不同风格建筑并立的“杂乱”，他并未停留于批评，反而对埃菲尔铁塔从建造之初遭受非议到成为巴黎的象征这一现象的思考出发，得出了“不要惧怕不协调，辉煌的艺术往往是在不协调中产生的”这一结论。

　　刘上洋散文的“大”还在于他充分挖掘了江西独特的地域文化，并将之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刘上洋的很多散文都以江西为描写对象，如他的名篇《高路入云端》、《滕王阁》等。江西是一个兼具深厚的传统文化、丰富的革命红色文化、秀美的自然景观的地方，在历史上曾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名人，这些都成为刘上洋散文写作的重要资源。值得一提的是，刘上洋在挖掘江西历史文化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赞扬，而是充满了理性思考。如他的名篇《江西老表》里，对江西人的性格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江西老表要在中国的版图上重新崛起，就必须彻底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彻底改造自己性格的劣根性”。如此大胆直言，如此自我剖析，并非一般人所敢做到，所能做到。

　　刘上洋散文的“大”还在于他并不回避主旋律，他认为：“散文创作的题材要大，凡是涉及重大题材的创作，散文不能缺席。”加之江西是红色圣地，他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置于革命历史的深厚传统中加以考察，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不落窠臼。在很多篇章中，如《高路入云端》、《一张小桌和一首名词》等，他都以毛泽东为描写对象，却并未以教条化的、结论化的语言来写，而是将他置于历史的具体场景中，亲切感人。如何弘扬主旋律？是用生硬的、干巴巴的结论式的语言一味地宣传，还是用生活化的、形象化的语言带领读者一起思考？刘上洋选择了后者。他的主旋律写作，并不让人觉得枯燥，反而让人仿佛亲临革命家经历的历史当中。

　　可以说，刘上洋是一个自觉的官员创作与“大散文”的实践者，他的散文荣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大散文”写起来并不容易，它要求大意境和大思考，这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力来支撑。在此书中，个别篇章存在着刻意求大、求深的现象，一些思考看似独树一帜却缺乏推敲，这就限制了作者散文艺术的深入，这当是散文爱好者所应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