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了，我最大的忌讳就是吃羊肉泡馍。不是不想吃、不喜欢吃，而是不敢吃。因为我怕勾起心底的伤痛。

　　但我最终还是没有挺住。前些日子，我只身出差来到古城西安时，又一次被大街小巷扑鼻的羊肉泡馍的膻香熏醉，晕晕乎乎坐进一家馆子里，要了一碗羊肉泡馍。不大工夫，漂着油花的一大碗羊肉汤端上来了。手里的饼子还没掰完，我的口水就和着泪水流了下来，30年前吃羊肉泡馍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日子，我的家乡河南是那场浩劫的重灾区。土里刨食的农民，天天昏头昏脑地跟着开大会、喊口号。土地荒芜了。幸亏生产队长有心计，死活逼着大伙儿在“革命”间隙抽空栽红薯。红薯这庄稼费工少、收获多，春天栽下去一棵苗，秋天就能给你大堆的回报。

　　快过年了，为了换点油盐酱醋钱，父亲和我拉着一车红薯赶往20里外的镇子上去卖。

　　那天，卖完红薯已经日头偏西了，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大口大口地吐酸水。父亲知道，吃红薯吃坏了我的胃，不忍心再让我吃那随身带着的红薯馍，便慷慨地说：“儿子，去吃羊肉泡馍。”父亲的话音一落，我高兴得差点喊毛主席万岁！

　　走进羊肉馆，我在一个靠墙角的桌边坐下。父亲买来一大碗羊肉汤和一个白面烧饼说：“儿子，你先吃。”我顾不了许多，三下五除二掰完饼子，低下头便狼吞虎咽起来。

　　当我抬起头时，却看见了让我至今都隐隐作痛的一幕：父亲站在旁边的桌子前，拿起别人吃过羊肉汤的碗，从别在腰间的提兜里掏出又黑又硬的红薯馍，掰了大半碗，然后排队去加汤。加完汤，父亲端过来坐在我的对面，也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霎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让父亲看见我的眼泪，我把头压得低低的，不声不响、十分艰难地咀嚼着那碗羊肉泡馍，很久都没有抬头。

　　走出饭馆时，我突然发现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不吃羊肉泡馍，不准加汤。否则，抓住罚款1元。”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父亲明明知道1元钱就是4碗羊肉泡馍，可他为了喝上一碗羊肉汤而又不被罚款，就用别人吃过羊肉泡馍的碗去加汤。因为碗边上还沾着一圈油花子，打汤的师傅不注意是发现不了的。

　　从此，我很久都不吃羊肉泡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