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不敢写书评》一发，在各地读书人当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反响。武汉学者王成玉先生为此写了《书评一说》，言于拙文“读后深表同情，亦感同身受”；拙文的第一读者宋曙光先生评论说“还是要看书的质量和文化含量，水平不高的书不评，即使是熟人朋友的书”；石家庄《藏书报》编辑潘宝海先生也为此写了《可以写书评》，说拙文“是一位有底线的作者自述”，同时指出“纯色的书评还是可以写的，也是需要的”。

　　好的书评，确实还是需要的。其实，我在上大学时和到报社工作之初，曾经写过不少书评，所评之书多是自己想评的，自觉自愿，想写就写，因而不仅赖此认真地读了不少好书，而且着实锻炼了写作、评论能力，获益匪浅，受用无穷。直到现在，我还是鼓励青年作者和到报社实习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认认真真地写些书评。认认真真地写书评，首先能够认认真真地阅读文本，其次能够逐渐提高对文本的鉴别、分析能力，再次还能够学习和汲取所评之书的精华，这对年轻的读书人来说尤为必要。好的书评，是好的学术风气和文化环境的引擎；营造好的学术风气和文化环境，要从年轻的读书人做起。

　　好的书评，需要有好的书评家。而好的书评家，恰是当下所缺乏的。书评前辈萧乾先生认为，书评应具有“客观性、新闻性、服务性”，并指出理想的书评应符合四个条件：第一，评论之前首先要展示原书的概貌；第二，应避免空话、浮话、套话、废话，精炼是文章的来源；第三，以思想和智慧取胜，忌流于俏皮、浅薄和油滑；第四，和创作一样，书评的形式和内容应是相互和谐。这四个条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实际上讲的就是书评家的修养。现在很多“书评家”的书评写不好，除了不符合萧乾先生提出的这些基本条件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书评家所必需的修养。这种修养，体现在学术水平上，更体现在道德水平上。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文化浮躁滋生出的“红包书评”，使书评作者失去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书评成了“书捧”。

　　吴小如先生在《书评难写》一文中谈了自己书评生涯的真实体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文章才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然写书评仍感到很难。首先写书评不再像40年代一样，一切都是自愿的，而是碍于情面，徇于人际关系……”正是这种情面，这种人际关系，使那些恪守规范、坚持原则的书评家望而却步，同时使那些见好就吃、给钱就写的“书评家”如鱼得水。

　　写此文时，正巧看到最近一期《读书》上秦燕春先生的书评《“且待小僧伸伸脚”》，其中写道：“书评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种文体，也写得少，因为每次忍心为他人辛劳吹毛求疵的时候我都必须面对更为揪心的煎熬：同为作者的我，自己的著述又在何种程度上经得住类似认真的拷问。”这与拙文《不敢写书评》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其更为可贵之处，是在同时具有书评家和书作者两个身份的情况下，头脑中保持着的自省精神。书评家的修养，是包含着书评家的自省精神的。

　　多年来，大家一直公认《文汇读书周报》在推荐好书方面具有权威性，这主要是该报有一批具有自省精神和高雅品位的书评家做后盾。多年来，很多朋友都认为《读书》杂志不如上世纪80年代好读了，而我倒是觉得，该刊虽然失去了像张中行、金克木那样的通家及其妙文，但在推荐图书方面还是比较严格的，所发书评大都是由比较权威的专业人士写的，起码能够保证书评的学术水准。可惜，现在像《文汇读书周报》、《读书》这样负责任的报刊并不多，而充斥媒体的大量书评，都是在替新书及其作者裹上甜蜜的糖衣，涂上迷人的油彩。这样的书评，其作者或许只是想为新书捧场，别无他意，但这样的书评公开发表在大众传媒上，极容易起到变相广告的作用，常常误导读者，让读者买了不值得买的书，花了冤枉钱。书评作者成为“书托儿”，是学术的堕落，也是道德的沦丧。

　　1933年，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说过：“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凋谢的，所以现在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七十多年后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书的书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