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第三条道路•四川诗

                                   ——燎原访谈录



                              胡亮 燎原



    在山东威海，笔者拜访了燎原先生。燎原，本名唐燎原，一九五六年生于青海，在陕西关中度过少年时代，现为某报社高级编辑，著有《高大陆》、《西部大荒中的盛典》、《海子评传》、《地图与背景》，编著有《重读诗人•昌耀诗歌精品赏析》、《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等，是中国当代少数几个杰出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批评文本往往另辟蹊径而又能直指穴位，张扬活力而又能恪守法度，倚重史料而又能捕捉灵光，鸟瞰全景而又能洞烛幽微，“以其不凡的学理性和文献性，确立了在当代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点上透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最佳角度”（“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大奖组委会《燎原诗论的获奖理由》）。其语言方式充满想象力和独创性，可用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序时所写下的那段名文来概括：“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正如李贺之母所叹息而至于愤怒的，燎原的批评写作，也是一种“呕出心乃已耳”的写作。在燎原那里，笔者常常发现一种比他的批评对象更为阔大和华丽的光芒。下面，是笔者在燎原书房与他的一夕对话。

    H：今天我参观了威海，天风海涛、绿树红瓦，真是一个迷人的所在。联合国授予 “最佳人居环境”，威海当之无愧。

    L：我最大的感受并不是这个；而是空旷和寂寞。

    H：山东半岛上的这些海滨城市，不过是世俗享乐主义者们的天堂罢了。你的寂寞是必然的；当然，这种寂寞也会成就一种孤峰绝顶般的写作。你的《昌耀评传》进展如何？

    L：已经完成，并交付出版社。

    H：你的《海子评传》以“扑向太阳之豹”的形象还原给我们一个激烈的、破碎的、痛楚的海子，你以与传主生死相随般的笔触，完成了一部典范之作。正是对《海子评传》的反复阅读，让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对于《昌耀评传》的期待。

    L：《昌耀评传》是一部更重要的书。

    H：是因为作为诗人，昌耀比海子更重要吗？

    L：那倒不是。海子是一个通灵的天才，在他的诗歌、尤其是他那些显得仓促的长诗中，到处都是光芒和唯他独知的天机。当然他也不是纯性灵的，他对荷马史诗、圣经、古兰经和印度两大史诗的吸纳让人惊异。以他20来岁的年龄而言，那几乎是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神会。

    H：这不是对某种“知识”或“思想”的接受，这是一种相遇。这些书如此轻易地唤起了海子体内的潮汐。

    L：说得很好，但还是回到昌耀吧。《昌耀评传》与《海子评传》相比，有几大不同点。首先是语言：我接受一些朋友的建议，提高了语言的通用性和普适性。

    H：《海子评传》一书，你采用了一种常常从意想不到的角度突然掘进而又能立马获得某种准确性和深刻性的语言，一种韩愈式的语言，生僻、奇崛、随时准备越轨。这种语言方式是少数有准备的阅读者的盛宴，当然也可能成为大多数人所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L：所以得有适度的变化。《昌耀评传》的第二个特点，我是把昌耀放在青海的社会人文历史、地理山河气象、土著民俗文化等等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研究的。对于青海而言，昌耀不是一个“他者”；青海甚至就是昌耀的“马孔多”。由匈奴人、土谷浑人、蒙古人和藏民族于迁徙散荡中沉淀在青海的独特的文化风土习俗，如同地气般浇筑在昌耀的诗歌内部。这一点，许多的批评家搞不明白，但我熟悉这个。

    H：这也许正是昌耀与海子的另一不同之处。海子，大家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乡村的、人类的、世界的。海子的乡村，与叶赛宁的乡村也许并无不同之处。而昌耀，很明显，他与一块特殊的土地血肉相连。

    L：《昌耀评传》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与昌耀人生命运轨迹密切并行的社会政治风云这条线索。你可以在这本书中读到很多准确的、来自文献资料的历史时代背景。事实是要说话的，比如昌耀成为右派的过程，以及在祁连山等流放地的经历。它实际上是当年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轨迹。

    H：我知道你为什么说《昌耀评传》更重要了。

    L：昌耀有一首明确标明1961年至1962年写于祁连山的诗——《凶年逸稿》，副标题是“在饥馑的年代”。

    H：昌耀从一开始就出手不凡、卓尔不群。他更早的一首诗，《高车》，“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完成于1957年，从诗歌的各项指标考察，今天看来都是一个奇迹。

    L：他那种矿石般的语言成型很早，可能与他青少年时代就阅读了希克梅特、勃洛克和聂鲁达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凶年逸稿》，却是昌耀在1980年代初修订过的。

    H：所以说，虽然昌耀在写作之初就有许多先知先觉的惊人表现，但他主要不是一个五、六十年代的神话；更多的，他是一个八十年代的神话。

L：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准确的认识。

    H：另外一种观点，当然也是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昌耀受了鲁迅《野草》的影响，似乎还是很大的影响。比如，虚无主义与搏斗精神相融合的思想方式、借助梦境讲述寓言的结构方式和古奥滞涩的造句方式。

    L：的确如此。不过，昌耀的写作与鲁迅的写作只能说是不谋而合。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昌耀竟然是到了一九九零年，才在地摊上“兴奋”地用2角钱购得了“久觅无处”的《野草》。当然，这次阅读，对昌耀构成了更大的引发。

    H：高质量生命的遇合。两者在所谓“散文诗”文类操持上体现出来的相似性缘于他们之间天然的对称性。昌耀之所以为昌耀，绝不是“赶学比超”的结果。

    L：在昌耀这里，从来就没有“散文诗”；他认为，他所写下的，都是“诗”。

    H：昌耀是诗人中的诗人，他的文字是诗中之诗。

    L：我注意到，在一篇文章中，你曾经这样描述昌耀，“放眼当代诗人，只有昌耀先生具有这种君临语言王国的仓颉式气度：接受字根、单词、短语、句与句群的投诚，进行大规模的个性化整编，随心所欲建立新秩序”，对于昌耀，这样的认知无疑是精确的。我在《昌耀评传》中援引了你的这个说法。

    H：我是唐突圣贤了。昌耀先生逝世后，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再三默诵《慈航》罢了，“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而你，为他的诗文总集写下了堪称经典的长篇序言。昌耀已经逝世七年，现在回头看看，你认为当代诗人中还有比他更重要的吗？

    L：北岛还写诗吗？我觉得北岛很重要。

    H：国内出版的几种北岛诗集，均收有他九十年代的作品。不过，已经不能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了。坦率地讲，很多我读不懂。能够长久地在我心灵里激起回音的，还是他早期的作品。思想者北岛，似乎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复杂技艺的迷恋者。

    L：是这样？

    H：但是昌耀坚持到了最后。他的绝笔，《一十一枝玫瑰》，“三天过后一十一枝玫瑰全部垂首默立/一位滨海女子为北漠长者在悄声饮泣”，凄凉哀婉，感人殊深，就成稿于他“从医院三楼的阳台朝着满目的曙光纵身一跃”的前八日。昌耀、北岛之外，其他诗人呢？关注过“第三条道路” 吗？你觉得这一提法意义何在？

    L：我觉得这一提法没有意义。

    H：你不认为“盘峰论剑”之后，诗歌界迅速地二元化了吗？从彰显自我的角度讲，论剑双方都成了受益者。过度的喧闹对过度的沉默构成了遮蔽，第三元的写作更趋边缘。

    L：杰出的诗人谁也遮蔽不了，被遮蔽的都是应该遮蔽的。我并不觉得现今有哪位重要诗人被埋没了，只是觉得一些明星诗人名不副实而已。

    H：一个真正的诗人必定不会在乎镜头与版面。写作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事情都是对写作的干扰和损伤。可是，读者有权力知道一个相对完整的“当代诗歌”。为了叙述和认识的便利,“我们既有对事物进行大致分类的必要，也有只能对事物进行大致分类的无奈”。“知识分子写作”也好，“民间立场写作”也好，“第三条道路”也好，莫不如此。写作本身并不需要这些名目，是文学史叙述的策略需要。“盘峰论剑”已经诱导或者说规定了一些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诗歌史叙述，比如向卫国的“现代性汉诗诗人谱系学”《边缘的呐喊》、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L：大家可以自行其是。

    H：“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可以丰满和完善当代诗歌史叙述。一批保留了个人的棱角，坚持着一己的探索，不与任何人相似的独立写作者，包括余怒、海上、马永波、瓦兰等等，有了被集合的可能。当然这种集合不是诗学意义上的“向右看齐”，而是对二元叙述的简单化补救。

    L：我更愿意谈谈具体的诗人，对于“第三条道路”诗人群体，我的阅读虽然有盲区，但大致上还是了解一些。树才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吧，他很全面：诗歌、翻译、评论、编选，但没有“第三条道路”他也在大家的视野中啊。安琪的“任性”写作，来自庞德的启动，显示着一种混乱而锋利的才气，这是建立在文化反应基础上的写作。她最近的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受力开始从人生阅历中迸发出来。

    H：于是有了《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L：其他的诗人，好像从来也没有被遮蔽过。比如车前子，曾经知名度很高。

    H：带给他光环的事件是围绕《三原色》展开的激烈争论。然而迄今为止，我都认为这是一件游戏之作。《三原色》的最大意义也许在于借助这样的语言方式和结构方式对当时保守、顽固的诗歌力量构成的叫板，一种“故意空洞”的后现代主义姿态对“一贯正确”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叫板。尽管如此，我所喜欢的还是他另外一些作品，比如《一颗葡萄》、《日常生活——一个拐腿的人也想踢一场足球》。

    L：另外一位，凸凹，近段时间名字的曝光率比较高，组织策划了许多诗歌活动，在成都地区非常活跃。马莉，《南方周末》的编辑，当然不会轻易被遮蔽，但近年来我很少读到她的诗歌。至于你说到的莫非、庞清明、十品等，由于各种原因，我还没有建立起切实的作品阅读印象。倒是曾经和树才、莫非等诗人一起入选过《一九九九•九人诗选》、后来又加入“下半身”的尹丽川，她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对伪道德进行的调笑和蔑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作品有一种很强的爆发力。

    H：我即将完成的一本专著《元批评：第三条道路》就是要集中论述“第三条道路”诗人群体。“元批评”，是我杜撰的一个术语，意指一种初始化的批评，高度依赖阅读的批评，作品所成就的批评而不是相反。

    L：你的批评写作很机智，相关的艺术背景占有面积也很大。你把自己定位为这个“圈子”的发言人，觉得有义务彰显他们，这是你对自己的设计，但我看重独立批评家的立场。在我目力能及的范围内,与当代最好的诗歌和最好的诗人相遇。圈子最终都会瓦解的，最后留下的只有诗歌和诗人。你当然可以有自己关注的重点，但如果把视野放得再开一些，就会有另外的眼光和感受。

    H：我能够用于诗歌批评的时间很少，只能干很少的事。

    L：我觉得你的批评似乎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少“苛刻”。

    H：对于批评而言，“苛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伊沙、沈浩波们的所谓“酷评”文风，我是不喜欢的；但是他们即使是吹毛求疵，也往往能够一针见血，那种铁面无情，是我所不及的。

    L：“酷”与“苛刻”并不是一码事，“苛刻”是在严格恪守准则和法度的立场上谈论问题。

    H：是否缺少“苛刻”，也是我经常反省的一个问题。我想，我对诗人们写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说得过于隐晦了，我似乎更愿意去寻找那些粗糙石头中的美玉。我的批评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对这个时代的承担还不够，这个时代所有的荒谬与悲哀……

    L：林贤治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强调的就是时代担当，虽然强调得有点过头，评价尺度过于简单，但却有一种穿堂走风的粗涩冲击力。

    H：关于“元批评”，我准备写一个系列，下一本书考虑《元批评：诗人之死》或者《元批评：八十年代四川先锋诗歌》。

    L：“八十年代四川先锋诗歌”，这是一个更好的选题。自八十年代中期莽汉主义以来，四川像火山爆发一般，向整个诗歌版图空投了一大批炸弹般的杰出诗人，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和面貌，的确该有一部准确记录那段历史和群体生态的书。

    H：钟鸣的巨著《旁观者》、敬文东那篇奇特的博士论文《抒情的盆地》，都还没有完整地叙述这段历史。他们仅仅叙述了与他们自己密切相关的历史。

    L：是吗？我没有读到过。

    H：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仔细清理，重新估价。比如非非主义诗人群体中，单就理论原创性而言，没有人能够超越蓝马，可是周伦佑的光芒远远压过了他。

    L：你可介绍一下对八十年代那批四川诗人现在状况的感觉。

    H：翟永明一直保持着不衰竭的创造力，“黑夜意识仍然贯穿于诗中，性别处境也仍然是我关注的主题。不同的是我不再仅仅局限于身份，而是关心性别在不同历史和不同的生命状态下的真实，以及它给写作带来的意义”；廖亦武甚至在监狱里也写下了一批桀骜不驯的诗歌，他自印了一本非常丑陋的诗集，《古拉格情歌1990-1994》，一种粗糙的写作，但是让人震撼，其中有一首诗，《接见》，写到他此前未曾谋面的女儿来探监，“这是监狱，我不能/再逼近了/她惊恐万状地后缩/我的女儿，这只卷毛的小动物/肯定看见了剃光脑袋的猛虎”。

    L：这是我乐意认可的两位诗人。

    H：当然，一些诗人兴致发生了转变，石光华成了美食家，以《我的川菜生活》作者身份频频参加各种美食节；钟鸣转向一种奇特散文的写作，并以文物鉴赏、收藏和交易在另外一个圈子里暴得大名；柏桦带领着他的研究生，静悄悄地挖掘着“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史意义；李亚伟配合他的母校，原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编辑出版了《西华诗选》，算是莽汉主义的一个回顾展；还有一些人，比如尚仲敏，已经成为商场上的成功人士，把诗歌的智慧游刃有余地运用于提升投资回报率。

    L：四川的诗歌江湖质量很高，许多诗人都自命不凡，他们也应该自命不凡。我与四川的缘份不错，与一些诗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交往。我的许多文章，也都是在《星星诗刊》上刊发的。我在成都看到过一句成都的城市形象广告词——“一个来了之后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这个牛吹得真是妙极了，但我起码百分之七十地认同这个说法。 

     H：子夜已过，今天扰你很久了，就此打住，希望有机会再聊。欢迎你再来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