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的抗战影视剧作品中，一批表现少年儿童抗日故事的儿童影视作品特别值得注意，如《鸡毛信》《小兵张嘎》《战争子午线》《神秘谷》《两个小八路》等。这些儿童抗战影视剧从各个角度表现了少年儿童在战火中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胆怯走向勇敢、从单纯走向机智的成长历程，赞扬了这些抗战小战士们善于利用年龄特点巧妙地与日寇、汉奸周旋，协助八路军、新四军打击敌人的英雄行为，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最近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小小飞虎队》也属于典型的儿童抗战影视剧，但却成功进行了具有标志意义的创新和改进，以独特的儿童主体性视角，真实可信地表现了从少年儿童到成熟的抗战英雄的成长经历，较好地实现了民间性与传奇性的影视艺术演绎，实现了儿童视角叙述战争的趣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融合。

　　精神内涵与艺术特征：在突破中超越

　　毋庸讳言，历经从20世纪60年代《小兵张嘎》开始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历程，儿童抗战影视作品已经形成了其特定的艺术特征和精神内涵：一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狂欢式的游戏精神相结合；二是战争游戏中儿童作战能力的夸大、神化与儿童思想的成人化相结合；三是在“精神导师”的引领下儿童从以报家仇为动力走上抗战、最终发展为全民族解放而抗战的英雄成长历程；四是儿童抗战和成人抗战互为辉映、相得益彰的传奇化色彩等。这些特征已经成为儿童抗战影视作品高度模式化的标签。而《小小飞虎队》作为新典型意义上的儿童抗战影视剧，较之以前同类题材的影视剧、尤其是具有样板性质的《小兵张嘎》系列版本，以鲜活真实的儿童视角展开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在上述典型特征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突破，也为今后儿童抗战影视剧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思考。

　　首先，在狂欢式的游戏精神方面，从传统儿童抗战影视剧对残酷战争的过度游戏化处理到以限制性的游戏精神呈现出相对的历史真实性。当电影《小兵张嘎》中嘎子在西瓜摊抓胖翻译、缴枪、堵烟筒等细节，被尊奉成为儿童抗战电影游戏化精神的经典样板后，儿童抗战电影的游戏化精神变得愈加夸饰，并由2004年版电视剧《小兵张嘎》将其推向极致。大量战争游戏化细节出现在剧中——诸如在鬼子司令部和龟田比赛打弹弓、爬树、憋气，用枣刺扎车带，为了逼斋藤出来对着水井撒尿等，成为表现少年儿童战时童趣的一大法宝。但是这些严重违反历史真实性的游戏化情节，一方面通过简单的戏谑消解了战争的巨大灾难和抗战的艰苦卓绝，矮化了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神圣地位；另一方面，游戏精神的确包含了快乐、自由与幻想等元素，但我们的儿童抗战影视剧往往将快乐偏狭地演绎为感官娱乐，将自由与幻想偏狭地理解为随心所欲胡乱编造，以致走火入魔，一味追求闹剧效应，从而彻底解构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艰苦决绝的抗日战争历史。

　　针对这种创作现状，《小小飞虎队》一方面通过较为适度的战争游戏化处理，凸显了抗战过程中少年儿童的参与活动，刻画出儿童在战争中本能而自然的童趣和童真；另一方面对战争游戏化程度进行有效限制，仅仅表现那些在儿童性格、思想和能力以及残酷的战争允许范围内的游戏化细节，从而实现了战争游戏化与历史真实性的较好融合。

　　其次，尝试对“英雄成长”这一儿童抗战题材影视剧的核心主题进行符合历史真实性的表现。传统的儿童抗战剧无一例外都在着力表现少年儿童从家仇到国恨、成长为英雄人物的成长史——即从目睹家人遇害、为报家仇走上抗战道路、历经战争洗礼、最终摆脱幼稚和浅薄成长为英雄。如《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目睹母亲牺牲，坚定了打土豪杀敌人的战斗决心；电视剧《小兵张嘎》也从亲情入手激发孩子的仇恨意识，设计了嘎子亲眼看到奶奶被杀害、胖墩的父亲被日本人烧死、英子的爷爷奶奶又被鬼子残忍屠杀、佟乐的妈妈被龟田强暴等情节。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八路军连长、指导员等“精神导师”作为英雄成长过程中的领路人和启蒙者的存在必不可少——如《小兵张嘎》里罗区长和嘎子的启蒙与被启蒙关系。《小小飞虎队》虽同样以儿童的战争经历为线索，却有意削弱了儿童模式化的成长痕迹和夸饰得不太靠谱的英雄色彩。

　　《小小飞虎队》则在这方面力求突破这一模式以推进创新。小主人公大壮不仅有溺爱他的母亲和一心想培养他做变戏法接班人的父亲，还有疼爱他的姐姐，虽然最终其姐姐牺牲，但从剧情上来说，亲情与家仇并未实际影响到大壮的成长；虎子的父亲和小银的父母虽被鬼子杀害，但在这两个孩子的成长中也没有过多的渲染家族仇恨。而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表现三个小主人公所享有的家庭氛围和亲情呵护，尤其是表现三个家庭的家长总是慌张地到处寻找看似闯祸实则肩负重要使命的三位儿童，这种对家庭氛围浓墨重彩的渲染是以往传统儿童战争影视剧所缺乏的。

　　与此同时，《小小飞虎队》还有意淡化了英雄成长历史中“精神导师”的作用。在三个小主人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由于剧情以大壮、虎子和小银这三个“拜把子”兄弟想方设法寻找飞虎队老洪队长、传递情报为中心线索，所以传统儿童战争题材中“精神导师”的角色，在该剧中基本处于隐形状态。这导致了三个儿童完成任务的过程变得跌跌撞撞波澜横生，同时也妙趣丛生。

　　再次，努力纠正传统儿童抗战剧中对儿童智商和战斗能力的夸大、甚至神化所导致的对儿童思想性格成人化提升的弊端。在传统儿童抗战影视中，小英雄们往往面对残暴的日伪军毫不畏惧，用弹弓就可以消灭敌人，耍个心眼就可以玩弄日伪军，使个诡计就可以迷惑一支军队，甚至从开枪杀敌到指挥战斗无所不能，每一个都是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小战神”；同时，这些完成英雄化成长历程的少年儿童，每一个都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度的阶级觉悟，严守纪律、是非分明、战斗坚决，自觉地为人民战争服务，是“高大全”式的成人化英雄。然而，这种塑造方式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和生活真实，只能塑造出概念化的英雄人物，根本失去了性格可信度和艺术感染力。而《小小飞虎队》中三位小英雄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种种行为举动，始终没有超出儿童能力和性格范围的许可度，很多地方表现了他们作为少年儿童的胆小、笨拙、应对压力束手无策等特征。三人中“老洪”式的人物虎子虽然胆子很大，也会点拳脚功夫，但是爱吹牛，做事鲁莽；小银作为年龄最小的主人公，经常因为尿床被同伴嘲笑；大壮胆子最小，影片用大量的心理蒙太奇片段来强调渲染其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所承担的压力和内心的恐惧。该剧对三位小英雄的刻画，无论是战斗能力还是心理素质都没有超出同年龄少年儿童的正常范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三位小英雄的某些行为弱点进行了善意的嘲讽。

　　民间性与传奇性：继承中有新发展

　　传统抗战影视剧中的民间形象，更多带有鲜明的政治印记。例如在电视剧《小兵张嘎》中，尽管镜头一再出现白洋淀上颇为壮观的芦苇风景以及碧波荡漾的湖面，但是，观众并没有在这些画面里看到自由自在的白洋淀民间原生文化形态，相反，在白洋淀这个民间社会中长大的每个成员都仿佛是专门为了抗战才存在的，“打鬼子”不仅成了罗金保、钱队长为主的革命者和嘎子、胖墩、乐乐为代表的儿童的任务，同时也是当地老百姓高度一致的自觉选择。这实际上进行了一种人为的提纯或者说是拔高。而《小小飞虎队》则通过飞虎队的民间性和小主人公们家庭生活的民间性，烘托出广大民众——最普通的人民大众构成了中国抗战胜利最有力支撑的主题。

　　《小小飞虎队》中飞虎队的成人队员都来自民间，并且与之前表现飞虎队或铁道游击队题材的影视剧全力打造的共产党抗战组织不同，他们看上去完全像一个民间百姓的组织，其成员无一人着军装，指导员或政委等此类影视剧以往不可或缺的党的领导角色基本“不在场”；在精神方面，飞虎队的行动除受到上级组织的命令外，往往受到内心民间文化朴素道德的制约和召唤，如强调侠义精神等。另外，剧中三位小主人公的抗战行动一直受到所在家庭的制约和束缚。剧中对当地民间家庭生活的深入描绘，不仅使该剧呈现出浓郁的鲁西南农村民间文化风情，更实现了历史和战争的真实性还原和人性化叙述。

　　同时，在传奇色彩的渲染上，以往的儿童抗战影视剧着重将儿童的思想、行为进行传奇化的处理，将成人世界的英雄传奇故事套用在儿童身上，脱离生活实际；抑或夸大成人英雄的斗争经历，以传奇化的视角树立革命英雄的伟岸形象。《小小飞虎队》中也能看到这些传奇色彩的场面——如飞虎队员活跃在日寇控制的铁路线上、纵横临枣线、转战微山湖、撞车头、反清剿、扒火车如履平地都是传奇性的表现。但这种传奇色彩的强化，不是凭借政治性的拔高，而是在注重依靠生活化细节化的剧情推进与场景渲染的同时，借助于商业化元素和当下性元素的适度增加和有机整合等手段，增强故事的惊险性和悬疑感，使情节的发展曲折跌宕一环紧扣一环。

　　作为特定的时代产物，以《小兵张嘎》为开端的儿童抗战影视剧经过长时期发展，其逐渐形成并日益僵化的创作模式，在当今更注重战争反思、更注重人性创伤的反战影视剧创作潮流中引起了诸多争议和警醒。《小小飞虎队》作为新的红色经典改编剧，在把握当下时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对红色经典文本和同类题材影视文本创作模式进行更符合时代发展和人文化、人性化的改造和开掘，实现了战争悲剧与童趣童真、历史真实与民间传奇、红色经典与新的时代诉求的较好融合，为今后儿童抗战影视剧乃至儿童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带来了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