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那里，仿佛就是一幅成都风情画

　　喜欢听流沙河先生讲话。不知他会不会普通话，反正从来都听他讲地道四川话——本地人大概还能分清是标准成都腔。他讲话语速不快，一板一眼，舒缓有致。他讲究语调，强弱相济，长短搭配，起伏之间形成乐感，如舞台道白一般，听起来，悦耳，舒服，且有趣之极。

　　回味他的说话语调，是一种快乐。

　　有一年，我带一个摄制组到成都拍摄关于巴金“回家”的专题片，请流沙河出镜对谈，他带我们走进寓所对面的大慈寺。他瘦得出奇，轻得出奇，走路快而飘逸，担心一阵风如果刮来会将他刮走。我们找到一处楼阁，他坐在游廊旁的石凳上，阳光把树枝碎影撒落满满一身，与清癯面孔相映衬，煞是好看。摄影师审视镜头，不由赞叹，对我说：“你来看，太有镜头感了！”

　　对着摄像镜头，流沙河回忆八十年代巴金最后一次回到成都的印象：

　　“他住在西门外金牛坝宾馆，我们去看他，弄一个椅子让他在中间坐。那个时候他说话非常宏亮，大得很，身体很好。”

　　“我记得一件事情，一个人对他说：你的脸色非常好。……回答四个字：虚火上冲。巴老说这句话，是表明不爱听别人当面吹捧他。我们大家都笑了。”

　　说到“大得很，身体很好”一句，语速尤慢，“很好”二字，拖着长长的调子，颇有绕梁三日的袅袅余音。“虚火上冲”，他重复了几遍，一个“冲”字，尾音拐弯上扬，再戛然而止。摄制组是吉林电视台“回家”栏目的，他们都是东北人，事后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听人讲过这么好听的四川话。方言，却好懂，有味道，普通话难有此种韵致。

　　采访完毕，流沙河带我们穿过凉棚，走进院落里的茶馆，我们喝茶聊天，听他摆龙门阵，听周围饮茶者摆龙门阵，好不自在。

　　那天，流沙河与主持人对话时，我站在一旁，一边听，一边欣赏。阳光碎影下，听地道方言，看清癯面庞，他坐在那里，仿佛就是一幅成都风情画，四川文化的一张名片：从容淡定，风趣幽默，更有少见的飘逸。

　　■既入世颇深却又散发出超脱世俗的灵气

　　流沙河擅长自撰对联，炼字酌句时见巧思，对仗颇为工整。如将此联送人，再以大楷书写，书法结构谨严，笔锋刚柔相间，获赠者欣喜不已。多年前，他曾送我一副对联：“诵爽快书临沧浪水，拂光明镜观灿烂星。”此联恰可概括他的诗文、思索、人格，带给我的感觉。

　　流沙河首先以诗为世人所知，也因一组散文诗而在一九五七年惹祸上身。读他回忆成为“右派”之后种种辛酸遭际的回忆，再看当年发表的作品《白杨》，不由感叹，他似乎早早以这首诗，概括其性格特点，为自己的人生走向确立了一个标杆——“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半个多世纪俨然已过，从青年至暮年，由诗而文，由营造渲染诗意而转为解读庄子、说文解字。他挖掘文化传统，却非单纯的怀思古之幽情，他点点滴滴记录历史亲历，更着眼于冷静的反思。在当今文化界，流沙河的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文人，一个既入世颇深却又散发出超脱世俗的灵气。

　　他的诗，不重激情，不重想象力与浪漫色彩，与他的从容、冷静风格相协调，他堪称为“以理入诗”的佼佼者。自然，这“理”是与“情”的拥抱，理、情交融而营造出诗的意象。喜欢他八十年代所写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他在诗的题记中写道：“台湾Y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于是，“蟋蟀”成了他笔下丰富的文化载体。从大陆跳过海峡，落在台北院落的那只蟋蟀，夜夜唱歌。在流沙河的妙思中，蟋蟀的吟唱，从《诗经》一直唱到宋词，从故乡四川唱到台湾。他点染出几千年蟋蟀之唱的浓郁诗意，历史思虑与亲情渲染，尽在其中：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做笼/想起呼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剩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细节铺陈与具象层叠，委婉之间，融进诗人多少情思？历史的反差就在这样的诗句中，形成了感伤——一种含有历史思虑的抒情。

　　■以幽默面对那一时代的诸多荒唐

　　不过，读流沙河印象最深的，不是感伤，而是幽默。

　　幽默一直被认为四川文化的一大特征。少时看川语版电影《抓壮丁》，一连串因谐音而引发的笑话，让人忍俊不禁。四川人爱摆龙门阵，故事生动处恐怕不只是在于情节，而更在于叙述者是否拥有语言的幽默。一九八八年，成都《晨报》副刊开设一个专栏，拟名“现代笑话”，由流沙河牵头，提笔设计版式，题签栏目名称，一时云集四川文人，如曾伯炎、王尔碑等，各人写亲闻亲历，热闹非凡，随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将之结集出版《高级笑话》一书。由此可见，在四川文人中，幽默是群体性的一大特征。当然，这话说得也许有点儿绝对，郭沫若、阳翰笙、巴金、艾芜、周克芹等人，走的并不是幽默套路。

　　流沙河写过一篇《尴尬二十四》，其中一则如下：

　　五十年代初，参加革命，犯了错误，当众宣读自我检查，心头紧，舌头笨，竟将表态句“回到人民立场”误读成“回到国民立场”。听见周围哗笑，急改口，殊不知又错说成“民国立场”，立刻招来痛斥，乃自掴其脸焉。

　　一时的口误，却将历史转折之际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得生动无比。

　　回忆“文革”经历，不同人自有不同表达方式，流沙河选择了幽默。

　　以幽默的笑、含泪的笑，面对那一时代的诸多荒唐、荒诞，在这一特点上，流沙河的写作与于光远的《“文革”亲历记》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于光远也是以一连串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趣”，来表现历史的沉重。他以“胜利者”为小标题，讲述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一次，批斗于光远大会在位于木樨地的政法学院召开，凭票入场。他只身前往，却没有票，门卫坚决不让他进去。见状，他故意坚持，说：“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可还是要进去。”一番你来我往争持不休，引起围观。他又说：“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结果可想而知。

　　流沙河所写《文革故乡怪事记》起始两则如下：

　　鲁迅照片：抄家拿走玻璃板下照片，说是照的家父抱着婴年的我。我不忘父仇，照片是铁证。不知那是鲁迅与周海婴。照片一隅有鲁迅手书“五十与一”。家父清癯，貌似先生，事出有因焉。

　　用狗头撞领袖：国庆二十周年近矣。某日，我与历史反革命六人奉命搬移一幅毛主席像，像高一丈五尺，斜凭高墙，刚画好的，须移到院中去。六人面向领袖，提抬像框底边。我遂自告奋勇，独立像后，撑抬像框横梁，移到院中，风吹像斜。我思保卫有责，急用贱头死死顶住。终因力弱，顶不住了，像乃从我头上压将下来，轰然仆倒在地。惊魂未定，头颅已洞穿领袖胸部矣！……国庆前夕，这幅毛主席像经多人努力得以升悬于东街丁字口。路过其下，仰视背面，犹见三尺缝合痕迹，令我心悸。

　　怪事之怪，若非流沙河亲历，人们恐怕会认为这是向壁虚构的荒诞。

　　幽默从来与智慧同行。流沙河无疑是一名幽默高手，他在《Y先生语录》、《南窗笑笑录》等书中呈现出这一才华，将他称为智者，实至名归。

　　■他的书把知识、阅历、性情、敏思融为一炉

　　的确，对于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流沙河而言，历史感已成为血液的一部分，落笔之时，自然而然流淌而出。诗歌与回忆录自不待言，即便撰写说文解字之类的小品文，亲历的生活细节也作为历史积累，被他随时调动出来。在《流沙河认字》一书，他这样解读“膝与屈膝”：

　　膝字若作动词，其义便是屈膝。出现于抑字与印字的结构里。篆文抑印二字结构相同，不过一正写一反写而已。恐怕最初本是一字，今之摁字是也。看篆文抑与印都是用爪(手)摁头，使之屈膝。距今四十年前搞文化大革命，这类场景到处都能目睹。那时被揪斗的各类分子都尝过这苦头，看了这两个字应该“倍感亲切”。抑字训摁，好懂。印字也训摁吗？我说可能。印最初是动词，即今之摁，到汉代兴用印章了，才转成名词的。于是一字分化为两个字，一作抑，一作印。抑印双声，可以对转，暗示同一语源。

　　旁征博引，耐人寻味。一个字，一个动作，也是流沙河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于是，学理性极强、易于走向枯燥的语言学范畴的挖掘、解读，也就多了鲜活气息，多了文化的另一种厚重。

　　《流沙河认字》一书让人眼界大开。谁能想到，他将错就错，把陷入逆境后的那些日子，以苦读《说文解字》来消磨时光，来充实自己。其实，这也是一个智者掌握自己命运的过人之举。读此书，我不由联想到另外几位熟悉的前辈，他们正是在逆境中靠对知识的钻研而消磨时间，让生命不苍白，不虚度，无意或有意，为日后的文化创造而奠定坚实基础。文史专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成为“右派分子”后，仍痴迷于收藏与研究，几十年的孜孜以求，才使之晚年厚积薄发，填补文化空白。诗人绿原先生，因“胡风集团”案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其间，懂英语的他，又开始借助词典自学德语。后来，他成为了翻译德国文学的一个权威。

　　同样的人与事，可以举出许多。他们是生活中的真正强者，不屈服于外界压力，不因陷入逆境而自暴自弃。作为文人，他们有自己的坚韧，有把握命运的方式。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因这样一群人的存在，文化才在岌岌可危情形下依然延续着，历史场景才不至于完全被政治所戕害。这是他们的万幸，也是文化之幸。

　　《流沙河认字》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既是一个博学而精于考据的文字学家，也是一个涉笔成趣的文学家。在他这里，知识、阅历、性情、敏思，互为映衬，交融一体。我想不出，当下中国文化界，还有谁具有这样的综合才能，可以写出这样一本精彩的书。

　　■与黄永玉通信，高人过招各显才情

　　曾见过一张一九八三年诗人们的合影。这一年，中国作协举办“文革”后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获奖者艾青、公刘、张志民、李瑛、流沙河、邵燕祥、舒婷、傅天琳等，是人们熟知的诗人。与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位并不以诗人身份为世所知的人，他是画家黄永玉，以《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获奖。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第一次跻身于诗人行列。

　　这也是流沙河与黄永玉的第一次见面，诗将两人连在一起。一九九○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多人合集《讽刺幽默诗选》，两人均入选其中，可见其诗风有相同之处。

　　时隔二十多年，两人有了一次精彩的通信。

　　二○○八年，吴茂华大姐给我来电，询问黄永玉先生近况和地址，欲与之联系。她先驰信问候，后又趁赴京机会亲往万荷堂探望。

　　十月十九日，黄永玉致信流沙河，其中写道：

　　我在北京常常想你。只是失脱了地址。遇到四川来人，和你不识但知道你，只告诉我说：“没听说他死！”就算这混蛋话，也让我快活至今。你身体如此不堪，而能活得如此大方，这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精灵式的活法。历尽艰辛，人鬼不分的生活，(还存在怕不怕死的问题吗？)从动物学角度上，生命极限上来看，研究你，极有可能让一个科学家端回一个诺贝尔奖。

　　从茂华来信上知道你在搞古东西，我也略有所闻，是觉得可惜和不赞成的。我曾开玩笑地说过，画家不可不看书，但不可多看书，书看多了，很有可能成为理论家的危险。你危险不危险我不晓得，但为你的散文和诗可惜是我的心情。或者也不尽然，出现一种世上绝无仅有的鬼声啾啾的理论又未尝不是一种奇观？

　　我觉得我的画不怎么样！就好像鲁迅讲丑角在台上高叫失火引得观众大笑一样。叫得越急，笑得越厉害。但我要靠它养活家人和另外的行当，只好陪着大家大笑而葬身喜剧之火之中。你们喜欢我就画，并且念念有词说：“放松！放松！莫紧张！”老实说，画画上，我的劳动态度算好的。一位反右后不知下落的亡友说过，“劳动若可以改造思想，牛老早成思想家了”。我只是劳动好，不甘心空耗光阴，怕对不住饭。

　　我从小也苦，漫长的苦，但不能和你比，和你比，就显得卑下。我那时候是由于抗战，跟广大的民族受苦，有民族自豪感陪着；和你的那种身受的东西不一样。

　　求主，求菩萨，求穆罕默德让你长命！过得人样一点！

　　十一月二日，流沙河回信写道：

　　你总是使我吓惊，算来聆听謦欬仅有两次，使我吃惊却有四回。第一回是二十五年前，领了奖章下台坐在堂厢，我问奖章上两个V并成W是何意思，你说W.C。随口而出，脸不带笑，真是庙堂下的老怪物，专长解构神圣。第二回是拜读杂感一篇，你说一副手套是办十个人的学习班，四川话说这个老几的肚皮太滥了，只有山精木魅才想得出来，如此转弯入彀的比喻。第三次是前不久屏幕上见你在地上抱膝打滚。天哪，这样的文人我还是初次目睹其放诞如阮咸的巢饮和龟饮，我一辈子从未有过如此不仪之举。第四次是前日下午拜读四尺横幅“共此灯烛光”的巨画，惊讶不忘旧雨，都什么年代了啊，还这样看重友情。小老弟我的灵魂如撞钟轰轰回响许久。久耽于人伪，殊不料黄大哥有此一杵撞来，要想不吓惊岂可得乎？我再有九天就是七十七岁满了，比大哥小几岁，世故倒比大哥多，真该忏悔哟！难得见到少小离家闯荡江湖阅人多矣八十几了犹怀赤子之心如大哥者。我比你只小几岁，经历却短了很长一截。上世纪四十年代，你就泅入人海了，我那时却呆在中学校做老夫子学生，完全不懂社会。入五十年代，进报社，转文联，在成都混到老。八十年代热得可怕，满目光明歌赞改革，后来才察觉我正唱得劲起声高之际，他们也不通知我一声，都悄悄跑出去先富起来。接着又是……，心伤透了，胃疾气翻才想起去找庄子投诉，若不是漆园叟开导我，恐怕真气死了。给自己赌了咒再不去凑热闹，两届作代会都告假不去了。我一生软弱胆小没出息，复何言哉。

　　久别的黄永玉、流沙河两人，谈往事，谈近况，点评对方，惺惺相惜。一来一往，纸上好一番“较量”。用“较量”一词形容，是说两人把信写得潇洒而风趣，颇有摆开擂台，高人过招，各显才情的阵势。

　　流沙河书赠黄永玉一副对联：“天命难知须率性，人生易老要开心。”率性，开心，这正是两位幽默之人相似的生活态度。文人相知的深浅与否，有时其实并不在于来往的多少。书画互赠，往来通信，是佳话，也是证明。

　　我与流沙河先生虽无深交，却一直欣赏与敬重之。适逢先生八十大寿，特草就此文，以作恭贺。说不上印象记，更非深入研究。闲读，漫说，仅此而已。

　　今年春天，流沙河先生新送我一幅墨宝，上书“宁静致远”佳句。年届八十，淡定而从容，他步履轻盈地走进这一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