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得了一种怪病，遍寻良医均不得治。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上苍让我碰到了一位高人。那是一个想来有点传奇色彩的邂逅。在去北京的列车上。故事的过程在此不赘，单表结果，那就是折磨我多年的顽症居然被他治好了。许多亲戚朋友问我，那人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竟有如此神效。我说说来你们也许不会相信，他开给我的全部药只是一个词儿：安详。但事实确是这样。他说所有的疾病都来自非安详，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要想康泰就要长养安详之气。我问如何才能安详。他说安详有许多层次，获得安详是一生的事情。我请教他就我而言当下应该怎么做。他说，读安详的书，做安详的事。我问哪些书是安详的书，他给我介绍了七八部。当我听到《论语》《老子》《庄子》《六祖坛经》首先出现在他的书单中时，心中大为震动，我没有想到这些平时再熟悉不过的经典竟被他配在这味汤剂里，以安详的名义。最后，他特别给我介绍了一本书，名叫《了凡四训》，这倒是我此前从未听闻过的。他还叮嘱我，每天用于阅读这些书的时间不能少于两小时，是否读懂并不重要，关键是读，一遍遍地读。病急乱投医，带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按他的书单开始读书，不想身体果然渐渐好起来；两个月后，折磨人的病痛基本消失；半年后，我成了一个让大家羡慕的健康人，生活和事业也顺起来。

我首先开读的是南 怀瑾老先生讲的《论语别裁》，后来直接读原著，反复地读，读着读着，从前觉得十分枯燥的文字出味儿了，活起来了，好像能够感觉到心里有一扇扇窗户打开了，那种渐次亮堂起来的感觉真是美好。后来的一天，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孔圣一生所做的事大概就是教弟子如何找到安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能我这样猜度有些大逆不道，我想那个“三十而立”，大概就是初证安详；然后他又修行了二十年，通过不惑，知天命，才达到“耳顺”境界，应该是无漏安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究竟安详了。再看有关孔子家族的报道，几千年绵延不绝，我想这可能就是安详的绵延不绝，他的子孙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万贯安详。那部《论语》本身，就是一个大安详源。由此推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绵延不绝，也是安详的绵延不绝。又想，四大文明古国中，两个追求速度的国家都灭亡了，而两个追求安详的国家却存下来了。总之，有那么一段时间，对安详很着迷，也对有关安详的一些方法论很着迷。再后来，当安详能够被随时“操作”时，我发现它的另一面是一种全新的快乐，一种从前没有体会过的快乐，一种能够感觉到它的长度、宽度和厚度的快乐。

有许多全新的感受想让大家分享，没有缘由。也有许多在传统儒学家看来可能非常“反动”理解想就正于大方之家，于是便有了以下这些文字。

　　                                     “反动”是个褒义词

     众所周知，孔子的核心主张是仁。那么到底什么是仁？千余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定论。在我看来，它和“反动”大有牵连。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怎么理解？关键在“克己”。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两个字非常简单，就是战胜自己，而战胜自己的什么？众说不一。我的理解是，自己身上什么最难以管束就战胜什么。比如各种感官享受，比如贪嗔痴慢。假如我们把这些难以管束的东西称为生命的惯性，那么“克己”的过程就是战胜生命惯性的过程。按照圣哲的观点，人的成长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不断被污染的过程，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而且彼此“性相近”，只不过因为“习”而“相远”。这种“习”在我看来就是生命的惯性，它来自欲望，来自后天的污染。因此，“克己”就是一个往回走的过程，克服生命惯性的过程，“反动”的过程。因此，“反动”在古代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它的出处我没有考证，但应该是老子的“反为道之动”。老子非常喜欢婴儿，他说你看那初生的婴儿成天啼哭却噪子不嘶哑；你看那小拳头紧紧攥着，连大人都掰不开；你看那小鸡鸡成天挺着，却丝毫没有不雅的感觉。一切看上去都是美不可言，为什么？因为他是当初，当初最美，当初也最有生命力。婴儿脑海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没有过分的欲望，没有房子、票子、车子、位子和美女，包括自我实现等马斯洛讲的人的五种需要，在小肚子吃饱的情况下，他更多的是处在安详和自足里，可谓大自在。

　　把一个成年人“克”成一个准婴儿状态，那个境界，应该接近于“无我”，应该接近于孔子心中的“仁”。我们想想，当每一个人都达到“无我”境界，心里连自己都没有了，还有私欲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按照非此即彼的公理，那么一个心里没有自己的人，肯定只有苍生，只有别人了。试想，假如社会上人人心中都只有别人，这个社会还能不和谐吗？因此，我一直认为，物质的极大丰富不可能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前提，因为物质的丰富是没有止境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都达到“无我”的境界、“仁”的境界时，才有可能实现。

　　但这个“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古人把人的这种后天“习气”形容为“飓风”，一点也不过分。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某件事是错的，不合道的，但就是忍不住去做，那个惯性真是太强大了。“习相远”，正是这种像飓风一样的“习”，使我们的“性”不再“相近”，因而人心不古，因而礼崩乐坏。为此，孔子才要我们“克己复礼”，才要我们向回走。

　                                          　两个指标

　　在“克己”方面，颜回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颜回了。《论语》中有多处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大家最熟识的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甚至这样在子贡面前夸颜回：“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连他自己都不如他，这个评价够高了。但我特别看重的却是另一句赞美：“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孔子赞扬颜回的两个依据是“不迁怒，不贰过”。孔子认为，他的三千弟子中，能够做到这两条的，没有第二个人了。孔子为何如此重视“迁怒”？当年读《论语》，读到此处，还不服气呢，心想如果“不迁怒，不贰过”就可以是一个贤者，一个君子，那做一个贤者一个君子也未免太容易了。后来有了生活阅历，才发现孔圣简直是太伟大了，才发现是否动怒是衡量一个人修养的极重要指标、极重要的尺度。贪、嗔、痴是佛家说的三毒，三毒中治其他两毒相对容易，唯治“嗔”难，因为当一个人还“嗔”的时候，说明那个小我还在；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还有“我”在，就会有“嗔”在，“嗔”之于“我”，可谓如影随形；我们看那个“嗔”字，是一个“口”把“真”吃掉了，就是在你“嗔”的时候，是假的在做主，是鸠占鹊巢；再看那个“怒”字，是心被奴役了，被什么奴役了？被小我，或者说是假我，或者说是魔。所以孔子在《为政》篇中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直到六十才“耳顺”。就是说，他从十五岁开始“克己”，一直克了整整四十五年，到六十岁的时候才“耳顺”。什么叫“耳顺”，“耳顺”就是荣辱不惊，就是别人赞美你的时候，你开心，别人诅咒你的时候也开心，所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能够把右脸给他，别人把痰吐在你脸上你也能够说声谢谢。在众多需要我们“克”的惯性中，最难的是面子——脸皮关。当一个人能够在别人侮辱的时候不发怒，说明他的脸皮关已经过了。士可杀，不可辱，说明受辱比受杀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受辱是一个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的概念。释道两家说如果“杀身成仁”为“仁”，那这个境界还不究竟，还是一个限量境界，还有一个“杀身成仁”的“求”在。如果一个人不是为了苍生，不是为了大众，而仅仅是为了那个“仁”而杀身，还不圆满，那还是一个贪，还是一个自私，只不过它更隐蔽，仍然需要“克”。甘地说，真正谦逊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谦逊。可见这个“克”是一个了不得的功夫。再比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子贡所言还是小我，还暗藏着有求，还在有为里，还在执著里，还有一个对比的外在对象在，是贫时不怎么，富时不怎么。而孔子所言则大平常心了，是向内用功夫了，贫时向内求乐，富时向外施爱，仍然是乐。是贫时怎么，富时怎么。一个是否定，一个是肯定，功夫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耳顺”，说明那个人的小我已经没有了，大我也没有了，既然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不可能有那个动怒的了，自然也就没有那个“怒”了（有一次，佛陀在树下禅坐时，一位婆罗门气急败坏地上前大骂佛陀，随侍在旁边的阿难听到后心里很不舒服，可是佛陀却如如不动，非常平静。婆罗门见状怒不可遏，用力吐了口水在佛陀的脸上，扬长而去。回家的路上，婆罗门想起刚刚的粗言恶行，相对佛陀的平静，感到很羞愧，于是决定向佛陀忏悔。佛陀笑答：“昨天的我，已经过去了；未来的我，还没有到；当下的我，刹那刹那生灭，请问你要向哪一个我道歉呢？”佛陀认识到世间万法本是“缘起缘灭”，所以能以平常心去对待婆罗门无礼的谩骂，这便是因见性而得到的菩提之忍，是由于深刻体悟到自性、法性本来空寂，本是不生不灭、便无所谓忍与不忍了，以至于在境界当前，能够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而当一个人没有我的时候，心里只有众生了，只有众生了，那就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作为决策者，肯定也没有失误了，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了。所以，只有成为一个君子，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决策者。

生活中，迁怒伤身；工作中，迁怒误事；治理国家中，迁怒甚至可以亡国。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刘备就是一个，当时举兵伐吴，就是典型的迁怒，结果被火烧连营。司马懿就修到家了，诸葛孔明以女人衣羞辱他，他也不动怒，不发兵。周瑜就不行，被诸葛亮气死了。所以最后得到天下的是司马家族。当然，这是演义中的三国，但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一种人生境界的理解。1993年7月，中国“银河”号货轮驶向科威特，美国硬说货轮上载有化学武器，派出军舰跟踪，飞机拍照，还强行登船检查；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2001年4月，美国军机侵入中国南海领空，明目张胆地收集情报，还撞毁中国飞机。面对美国一次次挑衅，中国既予以谴责，又采取克制态度。这无疑是颜回之学在新时期的成功传承。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慈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佩服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他说，美国是头号经济强国，是中国最大的外部投资来源，中国如果奉行对抗性外交政策，经济增长就会中断，民众的生活将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国专注于自身崛起的努力之中，是妥善之策。因为中国必须为经济发展赢得长久的国际和平环境。

不迁怒如此，不贰过就是更高深的境界了。先哲认为，人的一生要完成八万四千个功课，才能圆满毕业，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上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意味着有一个功课永远完不成了，所谓不圆满，就是指这个。假如太阳在它的轨道上稍微打一个盹，那这个太阳系就要出问题。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时间，有历法，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永远“不贰过”的太阳。手表是我们每个人的必需品，但是很少有人想过，它是太阳“无过”的成果，因此，那永不停歇的滴滴答答声，其实是对太阳的礼赞。因此，古人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人生。当然，人非圣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一个错误犯了，立即改掉，就没有错误，如果不改，就是两个错误，如果再犯，那则不是用倍数能够计量的了。故而有曾子在《学而》篇中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实这个“三”，我认为传统的解释还是讲错了，他并不是说我一天要三次反省自己，而是时时刻刻，看自己是否在道中，在仁中，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说，如果你一顿饭的工夫离开仁，那你已经不是君子了，就是罪人了；一个人只有时时刻刻在仁中，在道中，才能做到“不贰过”；否则就会给自己留下“非仁”的缝隙；而只要有缝隙，强大的狡滑的生命惯性，就会乘机而入；所谓“留下一个缝，黄金捅个洞”。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不贰过”，说明那个人心中已经是一片“仁”的晴空了。而一个人只有处在一种绵延不断的仁中，身心才能得到大滋养，对于外界，也才能随处结祥云。就像打太极拳，如果一套拳打下来，你能够做到“意”始终不断，身心就会感到通泰；假如“意”断掉，你就会觉得身心特别难受，比不打还难受，就像身心被什么分割了一样，打过太极拳的同志都知道，要从“坚守”过渡到“不守而守”，再到“随心所欲”，需要一个慢长的训练过程。而颜回能够做到不贰过，就意味着他人生的太极拳已经没有那个“断”，而是“不守而守”了。先贤们为了训练觉知，有许多办法，比如头顶一碗水长时间站着，比如在悬崖上走钢丝，假如你有一丝杂念，前者就会洒水，后者就会葬身深渊。而我们的一生，又何尝不是顶水而立，何尝不是走钢丝。而依佛陀关于觉悟的第次，当一个人能够“不贰过”时，他的知觉应该是到了“圆觉”的境界了，已经超越了“过觉”了。过觉的大意是指，当一个错误或者错误的念头发生，自己能够马上意识得到，这时一个人已经能够自己“牧牛”了，不需要别人时时刻刻盯着了，这个境界已经很了不起了。过觉上去是圆觉，圆觉上去是妙觉，妙觉上去是正等正觉。可见一个人能够“不贰过”，之于觉悟，已经快要登堂入室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类比，因为他们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法。

前几天看中央电视台采访深圳爱心大使著名歌星丛飞，他有一句口头禅：停不下来了。就连好事做到一定程度都会停不下来，何况坏事，所以历史上有许多腐化堕落分子，从他们的交代中我们知道有些人也是有过回头动机的，但是他停不下来了，所以孔子说一个人要有“慎终追远”的功夫，就是说当一件事没有发生时，我们就要察觉它，把握它，所谓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因为你种下一个因，肯定就有一个果，肯定就要你去收场，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把错误消灭在起心动念那里。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治是必要的，但法治是不究竟的，你在墙上弄上玻璃，只不过是提醒小偷翻墙时更加小心而已。因此，管理和教化要从开头做起，要从那个“因”上做起，让那个念头一升起就被照灭。我们老祖先创造的这个“照”字真是好，勉强说就是你的自觉要像日月高照，不要让心里有瞬间的暗影存在，丝毫的杂念升起，一旦升起，就照灭它。用“照”“灭”之，真是妙不可言。我们想想，一个人心中连一丝一毫的杂念都没有了，他还能够去犯罪吗？

　　                                        一个标准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矣。”许多年来，在“吾道一以贯之”的理解中，大家更多地把重心放在“贯”上，但在我看来，它的重心应该是“一”。这个“一”，应该是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它是孔子之道的总纲领，就像释家一样，修行的法门四万八千种，但最基本的还是那个“不二法门”，也即“一”。因此，通过这个“一”，儒释道三家相见了，也相通了（《黄帝内经》中那个修身养性的最高法门“抱圆守一”的“一”，大多专家把它解释为“身体”，我觉得还是讲错了，它应该是和儒释道三家所讲的“一”相等或者相近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默契只能在孔子和他的高足曾参间达成，要给其他弟子讲，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也有可能既“失人”又“失言”。果然，孔子出去后，师兄弟们围着曾参问“吾道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矣”，这是一个无奈的勉强的说法，但也道出一些“道”的意思。我们再看“忠恕”二字的会意，“忠”者“中间的心”，不左不右的心；“恕”者“如心”，我想这更应该是对一个觉悟者的当下状态描述：不左不右，不偏不依，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就像那个源头上的没有被污染之前的“心”，它大概接近那个“一”那个“仁”了。因此，我坚决相信汉字绝对是圣人所造。我们看那个儒字：社会需要的人，非儒，多余人也；禅：别的都没有了，包括妄念，只剩下心了（如果一个心还有附加条件，那就不是“禅”，不是“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性”）；佛：已经不是人了，无我了；道：首人（第一个人）走的路（首人是谁？），最初的那个道路，那是一个大宇宙原则，或者说是一个人首先要走的路，或者说是一个人必须要走的路；忙：“心”的死，意即人在忙乱的时候，“心”已经不在现场，亦即“亡”，因此“亡”了“心”的那个状态，就是“忙”；慈：现在的心，当下的心；再看“安贫乐道”，只有安贫才能乐道，只有乐道才能安贫。真是让人不由得拍案叫绝。因此，曾子用“忠恕”来表述“夫子之道”，虽然达不到拈花境界，也算得上大高明了。

假如我们把它拿到现实生活中经世治用，不妨可以理解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事实上，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设身处地，恐怕已经离君子不远了。当发动战争者能够站在难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世界上的战争可能会少掉一些；当开发者能够站在自然的角度考虑问题，生态失衡的状况可能会改变一些；当包工头能够站在民工的角度考虑问题，拖欠工资的现象可能会少掉一些；当管理者能够站在被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当被管理者能够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做事，对抗肯定会大幅度下降；当丈夫能够站在妻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妻子能够站在丈夫的角度考虑问题，家庭暴力肯定会大幅度减少，离婚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当父母能够站在儿女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儿女能够站在父母的角度考虑问题，真正的父慈子孝才会发生；当老师能够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学生能够站在老师的角度考虑问题，真正的尊师重教才会发生。

慈悲，差不多应该是“夫子之道”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准。

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无著是第四世纪最著名的印度瑜伽士。他进入山中闭关，专门观想弥勒，热切希望能够见到弥勒，从他那里接受教法。无著极端艰苦地做了六年禅修，可是连一次吉兆的梦也没有。他很灰心，以为他不可能达成看见弥勒的愿望，于是放弃闭关，离开了闭关房。他在下山的路上走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人拿着一块丝绸在磨大铁棒。无著走向那个人，问他在做什么。那人回答，我没有针，我想把这根大铁棒磨成针。无著惊奇地盯着那人看；他想，即使那人能够一百年内把大铁棒磨成针，又有什么用？但又一想，人们居然能够如此认真地对待这种荒谬透顶的事，而自己在做真正有价值的修行，还如此不专心，于是调转头，又回到闭关房。三年又过去了，还是没有见到弥勒的丝毫迹象。现在我确实知道了，我将永远不能成功。因此，他又离开了闭关房。不觉间，到了一个巨大得几乎要碰到天的岩石下，看见有一个人拿着一根羽毛浸了水刷石头。无著问，你在做什么。那个人回答，这块大石头挡住我们家的阳光，我要把它弄掉。无著甚感讶异，对自己的缺乏决心感到羞耻，于是，他又回到闭关房。可三年又过去了，仍然没有一个好梦，这下子他完全死心了，决定永远离开闭关房，在下山的路上走了没多久，他看到一只狗躺在路旁，整个下半身已经腐烂，布满密密麻麻的蛆。无著的心中一阵难过。他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拿给狗吃。然后蹲下来，要把狗身上的蛆抓掉。但他突然想到，如果用手去抓蛆的话，会把他们抓死，惟一的办法就是用舌头去吮。无著于是双膝跪地，看着那堆恐怖的、蠕动的蛆，闭上他的眼睛，倾身靠近狗，伸出舌头。下一件他知道的事是舌头碰到了地面。他睁开眼睛，那只狗已经不见了，同样的地方出现了弥勒，四周是闪闪发光的光轮。

终于看到了，无著说，为什么从前您却不示现给我？弥勒说，你说我从前不示现给你，那不是真的，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但你的业障，你心上的灰尘(所以才要“时时勤拂拭”)却让你看不到我。你十二年的修行，慢慢溶化掉一些你的业障，因此你终于能够看见那只狗。今天，由于你难得的慈悲心，业障完全消除了，你就能够以自己的双眼看到我。如果你不相信这件事，可以把我放在你的肩膀上，看别人能不能看到我。

无著就把弥勒擎在他的右肩上，到市场去，逢人便问能看到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人们说。只有一位托钵僧说，你把一条腐烂的老狗扛在肩上做什么。无著终于明白，是慈悲的力量转化了他的业障，打通了他和弥勒的通道。于是五体投地，向弥勒顶礼。弥勒就传给他无上的瑜伽法门，使他成为四世纪印度最著名的瑜伽大士。

在此，我更愿意把这个故事看作一个寓言，一个象征。它告诉我们，慈悲是一条道路，一条通往光明，通往真理的惟一通道。

什么人最快乐

　　有一次，孩子问我，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快乐？我说你说说看。孩子说有人说得到爱情的人最快乐，有人说得到财富的人最快乐，有人说得到权力的人最快乐。我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用孔子的一句话向他作了回答。“子曰：不仁者，不可心久处约，不可心长处乐。”可见仁是大快乐之源。

　　我还要帮孔圣加一句，不仁者，不可久处美，因为“里仁为美”，住在仁里最美，最享受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尝过了那个大快乐，一切小情小调就没有多少诱惑了，一切痛苦于他也是小菜一碟了。在《述而》篇中，孔子的弟子是这样描述夫子的：“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者，舒展状，夭者，灿烂状，既舒展又灿烂，大快乐啊。

     看完《论语》，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句子：大快乐者孔子。他对万事万物看得是那么开，他是那么随缘，自在，通情达理，活泼，不执著，不僵化，申申也，夭夭也，活活泼泼，开开心心，那么讨人喜欢，让人看着心生欢喜，所以有那么多弟子愿意终生跟着他，像颜回，为了常和夫子在一起，居然愿意吃粗食，穿布衣，住在高危的房子里，而不出仕，如果他是一个僵化的老头子，不讨人喜欢的老头子，大家会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吗？

　　孔子师徒在前往楚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粮食吃完了，只能以野菜充饥，后来野菜都没有了，弟子们都愁苦不堪，孔子却兀自在那里抚琴，更让弟子们受不了的是那琴声无比的欢快，了无愁情怅绪。子路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想，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情弹琴啊。子路听到孔子在心里说，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才对。子路说至少不应该在现在寻开心吧。孔子说真正的君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他的开心的；或者说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他的开心，包括无饭吃，无房住，甚至被杀头，那才是君子。这是我的演绎。真实的情况是子路站起来向孔子提问：君子也有贫困的时候？孔子说这要看你如何理解贫困，一个人如果不能处在道中（里仁），或者说与道无缘，或者说错过了道，那才是真正的贫；而一个人如果因为挫折降低自己求道的志向和追求，那才是真正的困。简言之，无道为贫，失道为困。子路听了夫子的话后，一边惭愧得流泪，一边把琴从孔子的行帐里抱出来，说，夫子，你接着给我们弹吧。于是，在陈蔡之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随着夫子的琴声，响起了众弟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合唱。从中，我们听到了大富有，大快乐，尽管，他们一个个面如菜色。这个“窈窕淑女”，我想不是别的，就是“仁”，就是“道”。

　　一个人得到快乐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长处乐”，永远处在快乐中，在任何情况下都处在快乐中，无条件的快乐。

　　孔子为什么能够久处乐？

　　心理学家说人的痛苦都来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其实说得更准确些，是来自物质企图和现实的矛盾，来自想住华屋而不得，想食美味而不得，想泡美妞而不得。试想，当一个人把他的生活目标定位为孔圣说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那他的人生还会有多少烦恼呢？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了印度之后，谁都不想见，就想见一下大乞丐第欧根尼。他听说第欧根尼一贫如洗，却是天下最快乐的人。第欧根尼奉行的是大减法原则，他不要房子，不要老婆，不要钱财，甚至连衣服都不要了，最后手里只剩下一只讨饭钵了。这天，他生命中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导师出现了，那是一条到河里喝水的狗，他无比震惊地发现，有一条狗到河里喝水，居然不用钵，他就把那件最后的家产扔到河里去了，狗不用钵能够喝水，我为什么不能？这个攀比真是精彩到家，第欧根尼把此视作自己的最后革命。扔掉钵之后，他高兴地在河边手舞足蹈，把那条狗都惊呆了。现在，他终于成了一名地道的无产者。

　　一天，亚历山大在海边找到了第欧根尼，看见第欧根尼赤身裸体地躺在海滩上晒太阳，他以一种无比优越的救世主的语气问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先生，请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他的部下说，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不想第欧根尼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说，在下没有什么要劳驾您，只是请您往开挪一挪，不要把我的阳光挡住了。亚历山大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他的心里又分明是羡慕和尊崇。杀人如麻的亚历山大带着几分恭敬离开了第欧根尼，他给自己说，如果说我的快乐和富有是河，他的快乐和富有则是海，下辈子，我要做第欧根尼。这个画面真是有趣，包括展现两人内心的那一面。一个是世界的超级富有者，一个是世界的超级贫穷者，但是这时，超级富有者却主动在心里打起了白旗。造化就是这样平等地爱着他的每一个孩子，和亚历山大比起来，第欧根尼的确是穷，但是他却没有被人谋国的烦恼，没有被人谋妻的烦恼，没有被人谋财的烦恼，没有被人谋命的烦恼，他可以在任何地方闭着眼睛睡大觉，但是亚历山大就不行，他即使睡觉也要睁半个眼睛，他有太多的事在心头。若无闲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日月。他的心头有太多太多在第欧根尼看来的闲事，他有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妻子怕被人偷，他有这个世界上最多的财富怕被人窃，他有世界上最大的权力怕被人夺。尤其可怜的是，他想放弃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他穷到连想做个穷人都不可能了，他怕一旦失去手中的权力就有人要他的命，他贫穷到连停下来的一点点可能都没有了，是真正地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了。现在，你说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就是圣贤和英雄的区别：王者征服天下，圣人征服自己；王者享受大荣耀，圣人享受大自在，各得其所。一个人只有彻底达到无我境界，才会得到无漏快乐，当然，我这样称许第欧根尼，并非教唆世人无所作为，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成为第欧根尼，我的担心肯定是多余的，但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第欧根尼，特别是在一个被欲望和速度磨擦得火星四溅的时代，第欧根尼的“反动”无疑是一味清凉剂。

　　如果说第欧根尼的喜悦来自于大无为，那么孔子的喜悦则来自大有为。无为和有为，通过那个“大”相通了。甘地说：“只有永不停息的信念才能换来真正的休息，拥有从不懈怠的激情才能最终抵达无法言说的平静。”孔子虽然马不停蹄地在大地上奔波，但因为他的无我和忘我，大地变成了他的海滩，信念变成了他的阳光，马蹄声变成了他的风。如果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在孔子身上有一个和第欧根尼扔掉讨饭钵一样的无比经典无比优美的动作在不停地发生：世人心中的那个小家，那个安逸，就像第欧根尼手中的钵，被他一次次扔到生命的逝川里去了。于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为此，把人们从欲望中堵住是无用的，当人们找到以比欲望更高的那个享乐时，欲望肯定会自动终止。对此，佛陀看得最清楚，和法制比起来，和极大的物质满足比起来，开发那个更高的快乐更有利于生命和社会的和谐，你要让贪官不贪，就必须让他找到一个比贪更快乐的东西，那才是治贪的根本途径。

　　孔子能够久处乐，还因为他的大无畏。“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宋国有个叫阳虎的人，为非作歹，引起公愤，被追缉，这人长得非常像孔子。一天，孔子在匡被宋人误认为是阳虎，欲围而杀之，形势非常严峻，他的弟子都吓坏了，但孔子却从容如常。他说，你们放心，他们杀不了我的，因为自文王之后，文化衰落到现在，如果上天有意要让礼崩乐坏，那我该死，如果上天不想断绝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那我就死不了，何其坦然。知人者智，自知者圣，这是一种大看破。甘地说，奉献者不必为自己担忧，把一切担忧留给神，奉献者甚至不会为明天储备粮食。何其相似尔。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风水，什么山环水抱必有气一类，因为常听老人说人物出在坟里，为此，把能够找到的有关风水的书都看完了，谁想最后却发现，压根就没有风水，只有德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下瓜绝对收获不了豆，你种下豆也绝对收获不了瓜。所谓有福人不睡无福之地，如果功德配睡在福地，死后各种因缘自然会让你睡到那个地方，不具足，即使睡到龙穴上，也会因为地震什么的，让你出局。

     有段时间也喜欢占卜，在当地都小有名气了，但是最后还是放下了，同风水一样，一个人的命运是卜不出来的，还得靠你去奉献，去积功累德，还是“瓜豆原理”，所谓善易者不卜。所以五代时的冯道说：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这话真是好。试想一下，当一个人超越了幻想，超越了企图，超越了担心，超越了对技术的诉求，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能不快乐吗？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各国都排斥孔子，生怕他夺取政权，唯有在卫国，卫灵公、南子、一般大臣，都对孔子很好，孔子的弟子听了谣言，认为孔子可能要当卫国的国君。一天，冉有给子贡说，夫子是否真像大家说的那样，要在卫国做王？子贡去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宁为帝王师，不为帝王位。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误读孔子，认为他一生在为出仕奔波，事实恰恰相反，他的不出仕不得志是故意的，他如果想当国王，那太容易了，在当时小国寡民的情况下，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有像颜回那样的道德家，子路那样的军事家，子贡那样的外交家（当时有人问楚王，楚国有这样的人才吗，楚王说，一个都没有）。但他就是不那样干，他是故意在大地上奔走，他故意不如意，他的身影，让我想起和他遥相呼应的佛陀，那个不做国王要做苦行僧的佛陀。

　                                       　什么人最有魅力

    看《西游记》，一个问题冒出脑海，妖精为什么最爱吃唐僧肉？问孩子，孩子说，因为吃了唐僧肉能成仙。为什么吃了唐僧肉能成仙？孩子说，唐僧吃素，身上有一股芳香味。我说那妖精为什么不去吃花，吃牡丹，吃玫瑰，吃菊，吃荷，而要千方百计地吃唐僧？孩子回答不上来了。我给孩子说，唐僧是吴承恩给女人设计的偶像，是借妖精表达他的价值观。他告诉人们，一个男人的真正魅力来自于心灵，来自于觉悟，来自于安详，来自于他内心的正净和强大。释家言，境由心造，相由心生，一个没有污染的灵魂所生之相，当然会让异性倾倒；一个连接着源头的心灵所生之相，当然会让异性渴望；当年，许多波罗门追随释迦，理由是释迦的相好。同时，吴承恩还告诉读者，一个没有信念或者说是没有信仰的男人，是不值得女人爱的，一个没有定力的水性杨花的男人是不值得女人爱的。唐僧能够受到妖精拥戴，正是因为他无求于妖精，也无媚于妖精，他修的是称法行，无所求行，更难得的是报怨行。你看，那妖精害得他那样苦，可就在悟空举起金箍棒灭掉她的时候，他反而让悟空手下留情，多难得。作为一个女人，不爱这样的男人还爱什么？无疑，唐僧和妖精都是一种象征。事实上，历史上有许多有品位的大家闺秀包括公主（像太平公主）都喜欢仁者，说明在那些有品位的女人心目中，仁者是最有魅力的。我没有考证孔子的感情史，但是可以肯定，他有无数的异性崇拜者。孔子周游到卫国，卫国的美女级权力人物南子妃就想方设法地要见孔子，并且不惜放下她骄傲得像孔雀一样的架子，就是一个例证。

　　                                        什么人最成功

   “克己”功夫到家者，印度为最。大家熟知的佛陀是一例，达摩初祖是一例，“圣雄”甘地是一例。而把仁的修养成功用于经世致用者，“圣雄”甘地是一个最为突出的典范。就衣食住行而言，他坚持穿自己织的土布衣衫，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是素食，从来没有桃色新闻，三十五岁就彻底禁欲，蹲监狱像做客。今天，英国人说，甘地你被捕了，他什么话都不说，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没有一点怨尤，颠颠地跟了去；明天英国人说，甘地，你被释放了，他也没有多少兴奋，和进去时一样地开心走出来。印度教和回教打起来，他绝食，二十天不吃饭，直到印度教徒说国父你吃吧，我们再也不打了，回教徒说，国父你吃饭吧，我们再也不打了。看到两家确实和好了，他才喝下绝食二十天之后的第一口橙汁。多么伟大的一位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最终，他用他领导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不动一刀一枪，硬是把英帝国主义从印度大地上赶出去，可以说是一个以“克己”制胜的特例吧？

原来在课本上学“圣雄”的非暴力，以为不动刀动枪才是非暴力，及至后来看了“圣雄”的著述，才知道暴力的外延十分宽广。偷人是暴力，说谎是暴力，不守信是暴力，浪费是暴力，包括不敬业，甚至不作为，等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孔子让我们“克”的东西就是“圣雄”指的那个暴力，而他所讲的那个“仁”应该和“圣雄”的“非暴力”是一个等量概念。

转录两个故事：

甘地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他勤奋刻苦却反应迟钝，记忆欠佳，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成绩平平。他生性腼腆，胆小怕事，是个诚实规矩又很怕羞的孩子。但是他的身上却有许多别的孩子没有的非智力亮点。一天，一位督学到学校视察，让学生听写5个英语单词来测验他们的拼写能力。甘地写出了四个，可是第五个却怎么也想不出来。正在他皱眉挠头、冥思苦想的时候，站在一旁的老师用脚尖轻触了他一下，暗示他去抄身边一个学生的写法，可诚实的甘地却低着头，不为所动。结果除他以外，别的学生都写对了。督学走了以后，老师批评他：“单词你不会，我让你看看同学的，这你也不会吗？”全班同学都嘲笑他。可是甘地却没有不高兴。他认为自己做得对。

孩子们非常喜欢甘地，经常来找他。有一次，一个小男孩看到甘地的穿着，非常伤心，他竟然光着上身。“您为什么不穿一件长袖衫呢？”小男孩忍不住问道。“我哪里有钱买呢，孩子？”甘地亲切地说：“我很穷，买不起一件长袖衫。”小男孩心中充满了同情。“我妈妈针线活做得可好了，我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我让她给您缝一件衬衫，好吗？”“那你妈妈能做多少件衬衫呢？”甘地微笑着问道。“您需要多少件呢？一件、两件、还是三件，我妈妈都能做的。”甘地想了想说：“可是我的家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孩子。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穿上衬衫，那怎么行呢？”“那您需要多少件呢？”小男孩眨着眼睛继续问道。“我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孩子，有四亿兄弟姐妹。”甘地注视着小男孩闪亮的眼睛说道：“直到他们都有衬衫穿，我才会穿。好孩子，你的妈妈能不能帮所有人都做一件呢？”小男孩的眼中充满了疑惑，他想：“四亿兄弟姐妹，妈妈可做不了这么多。可是，为什么要所有人都有衬衫穿，甘地才穿呢？”

曾经，敬爱的周总理在我们心中只是一个可亲可敬的表情，一个人民公仆的符号。及至年长，知道了一些历史深处的隐情后，一个“鸿儒”的形象渐渐在心中矗立起来。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此不表。后来的一天，当我读到这样一个历史的片断时，禁不住泪湿衣襟：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这是非常罕见的事。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国家的元首去世，为何没有这种待遇？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转身就去，广场上的外交官们哑口无言了，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敬爱的总理的高尚品格是多么举世无双。

   仁会遗传

有一个大秘密孔子没有讲破，那就是仁的遗传学意义，当一个人到达仁的境界以后，除了自己快乐，还有什么好处？孔子自己没有回答，但是别人替他作了回答。据载，当年孔家向颜家求亲，颜父一听是孔家，立即同意了这门亲事。颜母说，女儿的终身大事，你也不去考察一下，至少应该面视一下当事人。不想颜父说，不用，孔门乃积善之家，不会有错。颜父的话果然应了验，后来孔门出了一位圣人不说，而且家道两千余年不衰，现在家谱已经记载到第七十几代，仍未衰相。当然，孔子是大济世家，肯定不是出于求得善报才去行道，但是对于世人，特别是讲究现实功用的世人，这个秘密不应该不让它公开。据研究，人的遗传基因中有一种类似于计算机芯片的东西，自动记载着人的善恶，并且按照一定的程序定时结算，阶段性地或者永久性地公布一下，那就是报应；被奖励者鸿运当头，被惩罚者运气扫地。这种结算有时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有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只要你活着，就不能逃脱它的监控。有许多生命科学家已经发现，接受别人的良性祝愿可以改良人的细胞组织，而一些非常的大祝愿可以改变人的细胞组织，当一个人在万分感激的情况下，发出的感激会把一种类似遗传密码的东西发送给施恩者，这种东西，就是人们所说的好运制造者。窃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祝福吧？古人肯定是看破了这一点，过去的那些郎中，四处行医，一不收钱二不收财三不留名，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一秘密的。有人考证过全国不少高考状元，居然有一半他们的祖上是被世人传颂的教育世家。

报载，新加坡有一老太太，今年已经一百一十岁了，还能像小孩一样翻跟斗，好像不知道老是怎么回事似的。她的一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收养孤儿，办孤儿院，一百岁时，政府不让她工作了，给她发津贴，“勒令”她在家休息，可是没用，公差前脚走，她后脚又溜到孤儿院去了。报载，宁夏某县有一位名叫田振业的老人，八十岁时被大夫宣判“死刑”，不想八十四岁了，还能骑着自行车上街，截止此年，他已经有十四个孙子考上大学。据知情人讲，这位老人一生行为特别，有许多关于他的“段子”：当年给中学当出纳，煤油照明时代，一天傍晚，校长端了两盏灯去盛煤油，其问为何，校长说，一盏是爱人的。他说你爱人在小学，你到小学盛去。我们可以想象，校长如何尴尬。电力照明时代，上自习停电了，其把蜡烛依剩余的自习时间按比例切成半截给教师分发，教师们气得叫“田半截”。集资办学期间，盗贼半夜来偷木料，他为了追回一根松木椽子被小偷打得住院。许多辍学的学生被他悄悄叫回来，悄悄地接济，学校和教师却一概不知，直到后来这些学生考上大学了，工作了，人们才从他们的文章中知道田振业老人的这一善行。更让人不可接受的是有许多过路的乞丐，都被他收留过夜，翌日走时，还打发盘缠。等等。同这些“段子”一样，人们也传颂着在他身上发生的许多奇迹：骑自行车从几十米深的渡口掉下去，换了石头，也要摔碎，不想他翻起来扛了摔得稀巴烂的自行车没事似的回家；把新房子让给年轻教师，自己住危房，有天夜里，在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房子塌了。等等。

　　前段时间，有朋友强烈地推荐一本书，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书都可以不看，唯独这本书不能不看，说他的孩子原来是个问题学生，五毒俱全，看此书后，焕然一新，脱胎换骨一样。我问是什么书竟有如此魔力，他说《了凡四训》。又是《了凡四训》，当年那位高士推荐给我，因为书店没有卖，就作罢了，这次就想知道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了。上网一查，原来是明神宗年间一位名叫袁黄（号了凡）的大进士给自己的儿子写的，果然了得。他对“仁”的遗传学秘密做了革命性的阐述。古人讲，错过是罪，就我多年的阅读经验，不敢说“书无未曾被我读”，但也读了不少了，但我觉得，这本书的确是不能错过的。宋儒朱熹有一首诗讲得非常好，他说“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我读过此书的感觉是，以前我们的教育大多都是“枉费推移力”，如果让孩子们自己读了此书，就可以“中流自在行了”。话说回来，如果让世人懂得了“仁”的遗传学秘密，那么也可以“中流自在行了”，社会也许可以不必要那么多警察了。

                               “学而时习之”和“学习”无关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什么意思？解释很多。有人说学习并且常常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有人说让仁德的思想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不是很快乐吗？我的理解是拿“仁”到生活和工作中去实践，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古之“习之”者举不胜举。范仲淹、岳飞、辛弃疾、文天祥、谭嗣同、林觉民等等。他们一个个用生命的耀眼弧线划亮了儒学的天空，众所周知，在此不谈。这里我想说说《四库全书》中记载的一位大儒赵清献。赵清献名忭号阅道，官至监督御史，人称“铁面御史”，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谥清献，其诸多事迹中最让我动容的是“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请问我们有谁敢把自己白天所做的事情悉数告之天地？因为俯仰无愧天地，所以才有“晚年学道有得，临终于后人诀别，神志不乱，安坐而殁”。有研究者取证，人在临终时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一生的所作所为会在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像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许多人的大恐惧大慌乱大痛苦都是在那时发生，赵阅道能够安坐而殁，是其“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功夫对他的应现和表彰。设若我们的每个官员都能够将“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因此，我在多个场合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道德才是第一生产力。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说难道“仁”离我们很远吗？只要你想“仁”，那“仁”就在你身边。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办公室里聊完天回家时，听到女厕所里的水哗哗响，我连着问了两声有人吗？里面没有人应，就冲进去关掉水笼头。出来朋友笑我，你也不怕人家说你耍流氓啊，我说听着水这样哗哗地淌，我心里就难受。朋友说你又何必，大家都在浪费，靠你一个人能给地球节约多少水。我说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我可以管住我自己，当我把水笼头关上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快乐的，我已经知足了。在如此顺便的情况下，收获了一份快乐，何乐而不为呢？有段时间，我每天上班时总是背着一个大包，知道里面是什么吗？是一个饭盒。别人买早点都用一次性塑料袋，我不用，我不用并不是担心它是医院里的那些废旧垃圾做的，而是不想通过我的手给地球增加一个癌细胞。那段时间，我动员爱人买菜也用布包，但是坚持下来很难，但难就不意味着你要放弃，你可以在别人用两个时用一个啊，你可以力所能及地去做啊。

    这是“习之”吧？

每到一些单位和学校去讲课，讲台就成了我“习之”的一个好去处。

　　我的一位学生分配到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参加工作不久，他来给我说，现在的每一个工程，如果严格地追究，质量过关的不多，大多时候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给他讲了吕洞宾的故事。当年吕洞宾的师父给吕洞宾教点石成金之术，当他得知这金子五百年后还会变成石头时，他给师父说自己不学这法术，师父问为什么，他说这不是叫我坑五百年之后的人嘛，师父高兴地说洞宾你考及格了，就把最上乘的法理教给了他。我说你在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可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造化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让你替他把关，你就要有一种吕洞宾的精神。这位学生听了我的话，严格执法，坚决爆了一桩豆腐渣学校工程，代价是不久就被调离质量技术监督局。他来向我诉苦，我给他说和那些在自己的岗位上混一辈子的人相比，你的生命已经被你自己点石成金，哪怕只有一次，但你已经尽力，造化会因此奖励你。曾参说：“为人谋而不忠乎？”现代人说：“把敬业当成一种习惯”。作为人，你已经是一个君子；作为公务员，你已经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学生释然。不久，他在另一个岗位又干出了出色成绩。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我常给儿子说，我不要求你一定要考第一名的学分，但我必须要求你争取第一名的人格。我常拿先贤的“无以恶小而为之，无以善小而不为”教育他。他说事实上他也想做好事，只是没有时间。我说你不做坏事就是做好事，再说，你可以在顺便的情况下做好事啊，比如，喝完饮料你总可以把易拉罐扔在垃圾箱里吧，上完公厕你总可以把水笼头关上吧，到公园你总可以绕过草坪吧，到大街上你总可以做到不随地吐痰吧，遇到哪位同学有困难你总可以力所能及地帮他一下吧。等等。有时，饭不可口，他不免会发些小脾气，这时，我说：“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儿子会面生愧色，把掉着的脸子放下来，拿起筷子吃饭。平时，儿子讲起他们同学谁谁的父亲在如何重要的部门，如何日进斗金。我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儿子神情中的艳羡也会去之大半。等等。儿子没有想到，孔子的每一句话，都是说给他的。

　　初中时，有位老师来家访，听得出她的最高教育目标是教会学生竞争。我说我的要求正好相反，我不要求你一定要给我带出来一个状元，我希望几年后你交给我一个懂得敬畏，知道廉耻，具有爱的能力、感恩的能力、回报的能力、快乐的能力的产品，而不是一个考试机器，竞争的机器。

　　儿子没有让我失望。高中分文理班时，被班主任争抢，我把他看作是“习之”的成果。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就文化工作者而言，我们编发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稿（片）子，就是在“习之”。我也常给同事讲，一部（篇）文字垃圾被签发，要比洪水猛兽还可怕，其罪业和印数成正比，和读者成正比，有一千个读者就等于你种下了一千个恶因，有一万个读者就等于你种下了一万个恶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就等着收获等量的恶果吧。电影《英雄》里有个情节，音乐可以杀人，我觉得不是演绎，音乐的确可以杀人，文字也可以杀人，当我们每天看着安详的文字，就心平，而只有心平才能气和，而气，在中国就是原始生命力。恶劣的文字通过眼睛，种在心田，无异于毒药。所以，作为出版工作者，真应该以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姿态供职。

    作为一个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我在应宁夏人民出版社约请编选拙著《大年》和《点灯时分》时，一改从前哪篇都舍不得的优柔寡断，毫不犹豫地删去了那些可能污染人心的文字，结果受到大家欢迎。在北京召开的《大年》研讨会上，评论家一致的评价是它温暖、智慧，特别是干净。有评论家说，读了《大年》，才知道作者是一个不忍心把世界弄脏的人，这让我惭愧，事实上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已有相当一段时间，每有新作诞生，我都先让儿子看，我把能够拿给儿子看作为我写作的一个标准之一。现在有人把拙作《大年》和《点灯时分》当作枕边书每晚给自己的小孩读，有学校把它作为辅助教材，有心理医生把它作为心灵鸡汤推荐给患者，我觉得这是我的无比光荣。

　　我想这也是“习之”。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按照党章要求自己，就是在“习之”；作为公务员来说，敬业奉献就是“习之”；作为国家来说，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习之”；作为世界来说，不以强欺弱，和衷共济，就是“习之”。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