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坛不大关心散文，偶尔有一点零星的文章，常常是文章作者凭感觉，感到散文创作有问题了，于是，他们就站出来，不着边际地放一通空炮，接着就开出“散文要紧密联系现实”之类的药方，始终形成不了众说纷纭的气候。但是，不久前，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权威的散文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对当前中国的散文创作一致认为，“当下的散文创作尽管繁荣，但给人以‘芜杂’的感觉”，于是“散文创作的‘遍地开花’的态势引起了不少理论家的忧虑”，说如此“很难作出全局性的掌握和判断”，他们认为，目前散文“写作缺乏规范”，因而造成了“给人以‘芜杂’的感觉”的局面。(见《文艺报》2010年9月29日)看了这报道，我确实有一点时空错乱，以为这会议是召开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又要散文在统一号令下整步走，去创作杨朔刘白羽这样的散文，从而改变“遍地开花”的局面，形成一花(或数花)独放的局面。既是权威机构召开的权威散文家理论家会议，又是通过权威刊物发表，并作为权威指导性意见向全国发出号召，影响就不一般了。对这些权威散文家理论家的意见，笔者有诸多疑问，集中到一点，是他们这种对当今中国的散文的估计，以及为散文发展指明的方向，符合我们中国当今的散文现状吗？

　　“遍地开花”是“文化自我”解放的必然

　　当今散文怎么样？必须先回顾一点历史。在建国初，散文创作在“工农兵”崇拜成为散文审美主潮的泛政治化趋势中，当时现炒现卖的通讯式散文主宰了文坛。单调的颂歌泛滥，虚假成风。面对这种状况，一些尚有艺术良知的散文家想改变这一局面，于是在60年代初，杨朔站出来倡导散文“当诗一样写”。这就出现了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兴旺一时的并主宰中国十余年的杨朔刘白羽的散文。笔者并不怀疑他们的善良的艺术动机。倡导散文“当诗一样写”，并不是想在泛政治化大环境中突围，更不想从根本上改变散文创作的状况，说到底，他们是想使散文唱得更艺术些，更动听些，更响亮些吧。结出的果实就是杨朔的模式化散文。那时的散文确实不是“遍地开花”，很容易被理论家进行“全局性的掌握和判断”。笔者之所以回忆这段历史，并表明态度，是因为以上权威们对当今散文的估价以及为我们散文指明的方向的理论资源有大部分应该就是来源于这段历史。

　　历史还在继续。“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其他文体，如诗歌、小说，都在彻底突变，独独散文一直在徘徊、犹豫。探索小说，探索诗歌，探索戏剧风行，散文就是不探索，赫然缺席。尽管巴金在70年代末，就大声呐喊，发表《随想录》，不惜凤凰涅槃，以忏悔的方式，彻底地焚毁昔日的自我，告别伪我，假我，站出来宣告“我是我”，把散文“当遗嘱写”。可是响应者孤，巴金成了孤独者。许多散文家失语。笔者当时也参加过不少散文会议，也写了一些文章，呼吁“解放散文”，提倡“乱步”，但是，散文就是不能“遍地开花”。

　　这段时期散文家的失语、缺席和沉默，主要是有这样两个心理障碍：一是对散文文体的纯粹的敬畏。当时连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重新出版，都遭到非议，相反，对杨(朔)式，刘(白羽)式和秦(牧)式的散文依然顶礼膜拜。二是“自我”的不独立，或是欠独立。长期的“奴在心者”，已经使“自我”泯灭，怎样说“自我”要说的话，成了散文家难以逾越的坎，更不要谈艺术地说“自我”的话了。直到文化散文的出现，散文创作的局面才真正彻底改观。

　　对于文化散文，尤其到了后来的发展，似乎非议颇多。笔者只想强调一点，他们成功地解决了“艺术地说‘自我’要说的话”这一难题，我们可以对他们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是就凭这一条，功莫大焉。文化散文包括两类，一类是以余秋雨夏坚勇为代表的文化批判散文，另一类是以王小波邵燕祥为代表的民间思想随笔。他们都站在文化立场上，用文化视角进行文化批判，诉说文化情怀，编织文化理想，从而使“自我”复活。这里的关键词是“文化批判”，现在之所以人们对文化散文的非议，就是有些所谓文化散文没有文化批判。余秋雨本人也放弃了批判。在笔者看来，没有文化批判，就是不能戴上文化散文的帽子。笔者特别要对当今文坛和散文界的散文审美趋向提出质疑。像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这样优秀的散文，居然和各种大奖无缘，太不可思议。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那些各类明星们的自我传记散文充斥了市场，笔者一直盼望着有作家能站出来，用他(她)的自我传记散文来终结那些带有商业炒作的小市民习气的所谓自我传记散文，净化一下我们文坛的空气。现在终于读到了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其独特的视角，颠覆了以往诸如知青文学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而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自我。大奖的评委们可以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并不影响它以独特的审美意义和姿态傲然在文坛上。

　　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评估散文的全局和态势，笔者坚持认为，“自我”是散文审美第一要义。这个“自我”，包括姿态，精神，气质，心志和情感等，如果当今的散文大部分能自由地艺术地说自己的话，抒写自己的情怀，就应该肯定，鼓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文体中，散文最能体现社会的进步，因为自我的独立，自由，尤其心灵的独立，自由，实在是决定散文的命运，而这正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之一。

　　“紧密联系现实”不是繁荣散文的灵丹妙药

　　在散文界还有一个现象，过一段时间，有人就要拿散文和现实说事，发出散文要紧密联系现实之类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我心里总有疙瘩，为什么以“紧密联系现实”为第一生命的报告文学，这近二十年来，尽是写历史上的事，翻历史老账，反而没人说话，偏偏对散文要用这一点来批评。

　　散文和现实的关系应该讨论。不得不又要提一点历史，在20世纪散文史上影响特别大的事，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鲁迅和林语堂的关于小品文之争。本来文人之间争论难免，也正常。鲁迅要散文紧密联系实际，加入现实斗争，成为“匕首”“投枪”；林语堂要散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林语堂等的散文被鲁迅嘲笑为“小摆设”。这场争论影响了散文近半个世纪。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条件地肯定了鲁迅，认为散文要成为“匕首”“投枪”，但是必须对敌人，对工农兵要歌颂。

　　散文和现实的关系是生动的，艺术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容易被各种含糊的词句，或豪言壮语政治化。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个演讲，说：“好的散文必须实现从‘我’向‘我们’的转变，一个好的散文作家，在提升民族的文化思想进步方面应有所担当。”这一句话就把巴金在《随想录》里提出的“我是我”，以及随之近三十年的散文为争“我是我”的努力付诸东流。这样的言论证明了，散文理论要向后看，确实还有人在。

　　从2008年开始的有人倡导的以“介入———然后在场”的“在场主义散文”，他们提出“内外珠连，根性真实，介入当下，表现本真”。显然，他们也是想对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作一种探索。他们在国内举行了评奖活动，林贤治的散文获了头奖。这一事实本身显示了“在场主义散文”的“介入当下”的“在场”是批判性的“在场”，那这个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看来，批判使散文最紧密最生动地和社会发生了联系，否认或忽视批判的所谓和什么什么“命运”相连，其面目令人可疑。同时“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有待进一步个性化。尤其对“在场”要从艺术上把它论透，切莫机械，僵硬。

　　散文和现实的关系也是感情的。就像人与人，有的人是一见钟情，有的人怎么也产生不了感觉。散文是非常个人化的文体，完全靠情感本色感染人。我们现在不是提倡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吗，恰恰我们散文界还在做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前几年，笔者从报上看到报道，某某协会授予我省的一个贫困县为“中国散文之乡”。大概当事者是想让散文紧密联系现实，使“我”变成“我们”，并发动全民来创作散文。笔者自然地就联想到1958年的发动全国来写诗。现在又有幸让笔者见到这一奇观。不知这个散文县这几年写出了多少散文，媒体应该关注。

　　“精”“气”“味”是散文审美的三大关键词

　　散文美在哪里？答曰：精，气和味。精，是神，是骨子里的东西。它显示了一个人的品。散文是情的艺术，最求品。神，理所当然和价值观念，意义紧密相关。《我与地坛》中，地坛是“废园”，文中的“我”，母亲，中年夫妇，“饮者”老头，弱智姑娘兄妹，长跑家，和“歌者”小伙子皆是弱势群体，也可称得上是“废人”。“废园”“废人”的血缘是“废”。但正是在“废人”身上，却又闪烁着一种共同的勃勃的永恒的精神：地坛“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片刻不息”的生机，母亲对我的痴爱，中年夫妇之间的一往情深，“饮者”的唯我卓尔不群的姿态，弱智姑娘的哥哥对妹妹的呵护，长跑家对荣誉的执拗，“歌者”对音乐的永不疲惫……所有这一切，在“我”对人生的劫难和思考中艺术地升华，废园不“废”，废人不“废”，“废人”在“废园”中诗意地活动着。正是在作者的诗意霞光映照下，“地坛”成了“灵魂”和“天地”融合起来的艺术圣坛，“地坛”成了神奇的地坛。又如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中的父辈对待生活对待苦难对待亲情，任劳任怨，执拗挺拔，在艰难困苦中的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浓浓的纯粹的感情，叹为观止，这才是中华大地的真正主人。神决定一篇散文的面目和命运。

　　气，和神相随。神不足，则气弱气衰，乃至气竭，反之，神足则气韵生动。孟子宣称，他善养“浩然之气”。他的散文以“气”浩然著称。诚然，气过盛，亦伤文，他的散文名篇《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就是为了论述他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许行辩论。许行是南方人，说的是方言。文章到最后，就骂许行是“南蛮鴂舌”。读到这里，笔者有些愤然，倒不是笔者也是“南蛮鴂舌”，这实在和论点正确与否，毫无关系，这就叫以势压人。气要有度。气生韵，生势，韵有格调，势有笔锋，从而使散文有“品”。气最“自我”，而不大可能“我们”。气最终能通过构思，布局和语言等综合因素凝成“自我”的气场，我所推崇的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和夏坚勇的《东林悲风》，虽然同是批判，前者是以激情式的“画外音”，使古今在活力四射中一气呵成，后者是悲愤中以叙带论地纵情纵势。在笔者看来，气是有先天的因素。

　　关于“味”。周作人早就提出散文要“有涩味与简单味”。他把“味”的诠释重点落实在语言上：“简单味”是“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自然，大方。“涩味”，是要“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这正是散文创作中的难点所在。陆文夫生前曾对笔者说，散文最难的是语言。难就难在既要有深厚的学养，又要有浓烈的趣味，这一切又要通过语言，艺术地化成境界。我们可以不以境界要求散文，但是，好散文必有境界。味就藏在境界中。如近三十年来出现的散文，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中的葡萄世界，陆文夫的《梦中天地》中的小巷天地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的地坛废园，你都可以从中品出独特的“味”来。

　　归根结底，散文是和作者的性情相联接，也可以说散文是性情的艺术。它会时时向散文作家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谁是我？魂归何处？近三十年的努力，“我是我”已经逐渐成为气候。正因为如此，笔者也就特别警惕，那些要想阉割“自我”的貌似正确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因为，我是我，是大势所趋，无法再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