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导读]读李怀荪的《湘西秘史》
八十年前，沈从文身处闹市，而满怀“乡愁”，以新颖别致的抒情笔调，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充满自然灵性而又不乏瑰丽神奇的湘西世界，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文化传奇。八十年来，时光流转，风云变幻，不管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评价如何沉浮不定，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边城已经走向世界，而湘西，也不再是湘西人的湘西。在八十年来的各种形态各异的文化版图绘制中，湘西已经成了一个言人人殊的文化符号。在这些文化符号表达中，其中一个比较显豁的主题，那就是对湘西文化蛮悍血腥的书写，而且这个主题，在晚近以来以影视文化为主体的文艺戏说中似乎更加得到了强化，即使穿插得有一些湘西民俗民情的流露，那也不过是些装饰，其乖谬之处随时可见。如此湘西世界的种种描摹，越发使得湘西世界的真容扑朔迷离。一些真正喜爱湘西文化，且对湘西文化研究颇有心得的作家对此十分忧虑。最近，一位年逾七旬的作家，在数十年湘西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的湘西本土生活经验，历时九年，终于完成了一部对湘西民族文化进行诗意建构的鸿篇巨著，它就是李怀荪的《湘西秘史》。 在我看来，李怀荪的这部皇皇百余万言的巨制，由于作者对湘西文化的长期浸淫，更由于他的匠心独运，湘西的民俗史、经济史、民族关系史等宏阔的历史文化内容，业已借助于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演绎，以及灵动舒展且带有地方风味的语言传达，真正实现了融文化于大美的创作意图。在继沈从文之后，他再次让世人在一个非常辽阔的历史时空背景下，触摸到了一段真正的湘西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
《湘西秘史》是一部大书。视野宽，规模大，历史文化内容厚重，是这部小说的首要特色。从空间上而言，它以湘西商业曾经繁荣一时的重镇——浦阳镇——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其艺术笔触所展现的视域，西至云贵商贸古道，东至沿海开埠重镇，北至汉口，南至民族杂居之百越，远远要比他之前的湘西作家笔下所表现的内容宏阔得多。也正因为如此，李怀荪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开放的。唯有开放，才能显现这个湘西世界是变动的；也唯有开放，才显现出这个湘西世界的文化并不是那么单纯，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时间上而言，尽管《湘西秘史》着力表现的是清同治六年至宣统三年这段差不多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湘西文化历史，但小说有时那些带有背景式的家族史回溯，却使这部小说所展现的历史时段分外悠长，所要承载的历史文化内容也格外厚重。
《湘西秘史》又是一部奇书。这是一幅真正展现湘西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的画卷。品读这幅画卷，我们既惊叹于那疯狂而神秘的湘西巫傩文化，也为那曾经发生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商贸传奇所震撼，更为那民族文化融合所显示出来的创造伟力所感叹。它是一幅形象的湘西民俗史，也一幅流动的湘西经济商贸的变迁史，更是一幅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融合史。在这幅瑰奇的画卷上，湘西民风民俗的地域文化色彩是十分鲜明的。例如在那水运还是交通运输主要方式的明清时代，湘西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辰河（沅水）日益成为云贵和外界商贸往来的运输大动脉，也是湘西人同山外进行商品流通的主要通道。依山傍水，由此形成了湘西人独具特色的生活态度和生命欲望。小说中的“护航神鸦之死”一章，就写得让人惊心动魄，击节三叹。当一只被当地人视为护航神鸦的乌鸦给一个滩师在无意中用抵篙打死之后，肇事者“如同五雷轰顶，顿时惊恐万状，面如土色”，马上一步一叩首去伏波庙向伏波王爷请罪；而两岸四乡的民众也闻讯“不约而同向伏波庙涌来”，要求严惩凶手，预备把肇事者用猪笼装起沉潭。湘西人由对水的敬畏，延伸到水上生灵的崇拜信仰，由此可略见一斑。另外，由于水上生涯的凶险，水手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也自有特色，一方面他们为了生计可以忍受日晒雨淋、长途跋涉的艰辛，另一方面似乎又视钱财如粪土，极端放浪形骸。而对于那些住在深山僻壤的湘西民众，有时也不免依恃山高地险，干些“吊肥羊”的勾当，这些“吊肥羊”的人，俗称“棒棒客”，一般也不伤人性命。这些都是充满原始生命欲望的自然之子。当然，作家着力表现的还是围绕小说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纠结，通过多姿多彩的湘西风俗民情描写来刻画湘西人的内在灵魂与精神。例如作为世居湘西已数百年的巨贾，张恒泰已经对边地文化的濡染很深，父子二人均是唱辰河高腔的行家里手，但他又是个儒商，诗礼传家古训依然在其身上发生作用，他对儿子张复礼日常生活起居管教甚严，当儿子与来自苗疆的使女廖阿春发生男女关系之后，他分外震惊、羞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廖阿春的父亲廖老六，在接到女儿出事的音讯后，也只是在“四更时分”把女儿接走，并不曾打骂阿春。这场少爷与使女性冲动后的后遗症，对两个年轻人后来的婚姻影响也有很大不同。张复礼的未婚妻刘金莲，作为另一商业巨贾的千金，在报复冲动之下，投入了知书达理、多才多艺的雕花木匠麻大喜的怀抱，但最终还是在家长的高压下与张复礼成了亲，可是二人却因此而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不断要咀嚼婚前不贞行为带来的苦果。廖阿春在被父亲带回家后，逐步认识到浦阳镇不是她安顿魂灵的世界，当她再次遇到钟情于她的打虎匠石老黑，便勇敢地向石老黑作了示爱的表白，并且向石老黑坦承了自己的过去，而石老黑却显得若无其事：“在这以前的事，我是不管的。难道你不晓得，我们苗家人都是这样。”作为打虎匠的他，甚至还不顾梅山虎匠的禁忌，用左手给了阿春最大的抚慰。小说在描绘这些不同民族青年男女在情感表达上的有差异的同时，也不惜花了很多笔墨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例如在“刘家窨子的哭嫁歌”一章，通过刘金莲出阁时的离娘饭、哭嫁歌等情节，就非常生动地让我们了解了湘西汉族在婚俗文化上对苗俗的吸收；而湘西人在欣赏汉地传来的《目连戏》“傅罗卜出世”时，争先恐后所上演的“丈夫抢萝卜分给自己女人”的节目，又充满世俗欢快的地方文化色彩。小说中的巫师拜星辰、打保福等傩仪，让我们看到了湘西人对于生命的眷念，总想借助神力能够使自己延年益寿；但在“巫师的葬礼”上，通过《辞世傩歌》，我们又感到湘西人那份送亡灵的哀恸之外，还体会了湘西人对生命轮回认识的达观。总之，小说围绕湘西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所展现出来的这些风俗民情，还有那让男女不顾一切产生爱恋的身身身身神药，让客死异乡的人回归的湘西“赶尸”等等传说，确实读者置身于一个迷离恍惚的湘西世界而流连忘返。
当然，表现湘西民风民俗，只是这部小说比较显眼一面。其实，作为一部充满了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作品，小说所要传达的远不止这些。例如对于湘西商贸经济文化的变迁，也是这部小说所要诗意表达的重要方面，而这恰好是以前描写湘西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所匮乏的。《湘西秘史》对于湘西商贸文化变迁的描绘，绝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不自觉的叙事点缀，对于立志通过一部大书来全景式反映湘西民族文化的作家来说，对于湘西商贸文化变迁史的再现，也是其写作意图中的应有之义。作者笔下的湘西，绝非经济蛮荒落后的地方，小说开篇通过江西客商的“上会”的活动组织，其规模、气势，就让我们对浦阳镇当时的商业繁盛刮目相看，而且这还不是浦阳镇最鼎盛的时期，浦阳镇也只是湘西商业繁盛的市镇之一，由此可见湘西明清时期商贸文化的发达。
《湘西秘史》还是一部充满叙事激情的书。这份叙事激情，体现在整部小说杰出的叙事智慧与高超的叙事技巧。小说以湘西浦阳镇两大商业巨头——顺庆油号和元隆木行——的儿女感情纠葛作为故事主线，以此相关的人和事作为若干副线，从而编织了一副人物众多、关系盘根错节的叙事网络。整部小说，以湘西汉族商业巨贾作为叙事视角，借助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对商业利益的追逐雄心，在商业巨贾的男女情感传奇故事之下，通过穿插商业巨贾们的经贸活动和节日文化活动，不断地拓展着小说的叙事空间，从而也不断地增强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异质文化的容量，这是对以前反映湘西民族文化的小说叙事的巨大突破。以前的湘西文化小说，或者以湘西土著为叙事视角，但由于其自身视野或活动能力的局限，所要展示湘西文化的容量也极为有限；而那些以外来观光客的身份写出的种种湘西文化传奇，其叙事的浮光掠影之外，难免流于猎奇，于真正的湘西文化不免隔膜。而《湘西秘史》的作者，自幼便受湘西文化的耳濡目染，成年后又因各种因缘际会，得以亲聆周立波、赵树理等文学名家的训导；在辰河戏的研究中，又对相关乡邦的文献进行过系统地整理、考索、钩沉；此外还走遍了沅水流域的山山水水，通过认真仔细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大量鲜活的湘西民族文化口头遗存，数十年如一日。可以说，经过数十年的浸淫，湘西民族文化已经成了作者自身精魂的一部分。正是凭藉这份深厚的地方历史文化功力积淀，作者历时九年，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湘西民族文化的诗意建构杰作。正如韦勒克所言，“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 李怀荪要着力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来源于经验世界又超越了经验世界的独特世界。这个独特世界是一个不断运动流转的湘西民族文化世界，这是他同以往那些表现湘西世界的作家有差异的地方，也是他对湘西民族文化建构有价值的所在。时间将会证明，《湘西秘史》是我们新世纪文学创作最为沉甸甸的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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