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恍然,母亲已离开我们十周年了。
母亲就是佛
有一天,在看到一本印有佛教典故的文章,看后黯然泪下。文中讲,从前,有个叫杨黼年轻人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相当贫困。后来,年轻人由于苦恼而迷上了求仙拜佛。母亲苦劝几次,但年轻人依然故我,对母亲不理不睬,甚至把母亲当成他成仙的障碍,有时还对母亲恶语相向。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听说远方的山上有位得道高僧,便想去向高僧讨教成佛之道,但他怕母亲阻拦,便偷偷离家出走了。年轻人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险,终于找到了那位高僧。高僧听完他的自述,沉默良久。当他向高僧问佛法时,高僧道:“你想得道成仙,我可以给你指条道。吃过饭后,你即刻下山,一路到家,但凡遇到有赤脚给你开门的人,这人就是你所谓的佛。你只要悉心侍奉,拜他为师,成佛又有何难?”年轻人听罢大喜,遂叩谢高僧,欣然下山。第一天,他投宿在一户农家,男主人为他开门时,他仔细看了看,男主人没有赤脚。第二天,他投宿在一个富有人家,更没有人赤脚为他开门。他不免有些灰心。第三天,第四天……他一路走来,投宿无数,却一直没有遇到高僧所说的赤脚开门人。他开始对高僧的话产生了怀疑。
快到自己家时,他彻底失望了。日暮时,他没有再投宿,而是连夜赶回家。到家门时,已是午夜时分。疲惫至极的他费力地扣动了门环。屋内传来母亲苍老颤抖的声音:“谁呀?”
“我,你的儿子!”他沮丧地答道。很快地,门开了。日盼夜想儿子回来,惊喜哭泣的母亲大声叫着他的名字,把他拉进屋里。就着灯光,母亲流着泪仔细端详他。这时,他一低头,突然发现母亲竟赤着脚站在冬日冰凉的地上!一刹那间,灵光一闪,他想起了高僧的话。他突然什么都明白了。年轻人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内疚的说,娘您就是我的佛……
我苍然泪下,这个迷途知返的学佛人的身上,看到了我的化身。自己何尝不是一个现代版的“别亲学佛” 逆子,用母亲的话讲,小时候我很乖巧听话,十分粘母,在10岁前完全是她的乖儿子。
依稀想起、模糊又逐渐清晰的,记忆起童年的往事。也不知道是否是三岁时,母亲为我过生日,买来糖果、钢笔、玩具等,按照陕南风俗的说法,在孩子不懂事、未醒事时为其过日子,看他最终要抓什么东西,就能判定他长大干什么,应验中国老话“从小看大、三岁自老”。尽管看到满桌好吃好玩东西,第一本能主要抓吃的,玩的,但看姐姐满脸不高兴,就顺着她的眼光抓住了钢笔把玩。姐姐兴高采烈的拍起了小手,母亲惊喜的一个劲亲吻我。独子的我,本已是母亲的太阳,希望;但这一无主观意识的抓笔行为,更被她认为儿子定将是人中龙凤,是个有才能的人,但随着我的一步步成长,文不成、武不就的儿子,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且人生的道路坎坷异常,母亲充满了失望、遗憾。
母亲用《二十四孝》及佛教典故为育儿经
童年,父亲常年工作在外,我们姊妹三人与母相依为命,幼小时,我好奇心特别强,那时没有幼儿园,除过外公给我讲一些从评书人那里听到的《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薛仁贵征西》等评书外,就是母亲给我讲一些故事,没有文化母亲却能给我讲《安安送米》、《木莲救母》等,每次听到这些只感觉故事中母亲很可怜,故事中的小哥哥、大哥哥们很了不起,对母亲很孝顺。每次母亲故事讲完,总要问我一遍什么,我每次回答都令她很满意、高兴。随着岁月流失、推移,但总以为这些启蒙故事都已忘却,但至今还有记忆……
从十岁开始,我与母亲的话语越来越少,也不喜欢听她的讲话。用母亲的话,十二岁以后,儿子不是原来的儿子了,脾气暴躁,开始顶撞她了,反驳她了。
可怜的母亲,她那曾想到,儿子进入青春发育期,接受新事物快,开始形成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家庭观、社会观了,不似幼儿时,灌输什么东西均全盘接受,而是开始了有选择、批判的,按照自己心智、身体成熟的程度接受事物了,尤其反感絮叨、说教。
但在母亲逝世的十周年里,经常性的忆起儿时母亲给我讲的《安安送米》《目连救母》等故事,而且大致故事情节记得很是清晰,母子连心,母亲留给儿子的烙印,并没有随着岁月流失淡忘、消褪。
闲暇,查阅资料得知故事根本缘由,《安安送米》典故来源于东汉时候,广汉郡孝泉属地 (今四川德阳市孝泉镇),有一姜姓人家,儿子姜诗, 品高行佳,为人正直,深得县名士庞盛的赏识,将女庞三春许配给他,并向朝庭举荐。不久,皇上下诏,任命姜诗为江阳(今泸州)县令。其为政清谦,几年后,姜诗父亲病故,姜诗夫妇侍奉母亲愈加勤勉,体贴入微。后来,庞三春生下了一个男孩,姜诗给他取名叫姜石泉,小名安安。
姜母(安安奶奶)眼睛患病,见风就烂。有天夜里,姜母梦见神仙,告诉她孝泉临江的水有清目治病的功效,可以治愈。姜母醒来,把梦中情景诉说给姜诗。姜诗是个孝子,为治母亲眼疾,当即挂印而去,全家搬至江边。安安稍长后,因家里经济拮据,其奶奶、母亲矛盾尖锐,关系不和,奶奶逼着其父姜诗一纸休书,把其母庞三春撵出家门。
安安放学回家得知母亲被休,痛哭流涕,朝思暮想。邻居告知其母迁居在白衣庵。安安想去看妈妈,又觉得妈妈孤身一人,生活艰难,便决定给妈妈送米去,让妈妈吃顿饱饭。安安借每天都要带上米在老师家寄吃一顿午饭的时机,在上学途中,路过土地庙,安安就抓上一把米,放入口袋,磕个头,藏在土地爷背后。说也怪,安安的米,鸟儿不啄,老鼠不吃,仿佛被安安一片孝心感动了似的。
几个月后,安安看米存得不少了,就偷偷地到白衣庵看娘。母子相见,又惊又喜,涕泪纵横。安安把米递给娘,让娘高兴。但娘脸色沉重,说:“安安,我们家里的人,历来是不偷人家的东西,人穷要有志气,我宁愿饿死,也不吃偷来的米。”安安见娘一脸愁容,这时庵主走过来,把安安带来的米捏出来,放在手掌上,捻开仔细瞧,对安安的娘说:“你看这米,颜色深浅不一,有陈有新,不像是偷的,你可别冤枉了孩子。” 安安这才一五一十地把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转悲为喜,高兴的是有了这么一个孝顺、懂事的孩子。她抚摸着安安消瘦的脸庞,心里一阵酸楚、激动,母子俩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这段佳话,人称“安安送米”。后来安安汲水,溺死,东汉建塔纪念。
《目连救母》源于我国的《佛说盂兰盆经》典故。其叙述佛陀(佛祖)弟子-目犍连尊者救亡母出地狱的故事。有一天,目犍连尊者在七月结夏安居打坐时,突然想起生身的母亲;因为母亲在世时对人、处事都非常的坏,他很担心,不知道母亲往生(逝世后)后,灵魂现到底会落在何处?目犍连急于想知道他的母亲魂在何处,于是进入定中(修禅坐定),借着法力,看到一处很恐怖的地方,就是地狱。
在地狱中,目犍连尊者看到被行刑的罪人,各样刑具都有,每一个人(鬼魂)都非常可怜,非常苦啊!再走到饿鬼道的冥界中,他看到的饿鬼都是:瘦骨嶙峋、脖子细长、干如柴枝般的手脚,都在哀嚎、饥饿难耐,那种境界令人惨不忍睹。当他看得十分不忍时,忽然看到日夜思念的人—母亲。
他的母亲也如饿鬼道的众鬼一样,愁容满面、泪水涟涟,饥饿煎熬,目犍连尊者看了内心异常痛苦。目犍连问她的母亲受了 哪些苦报?她的母亲说:我饥渴难耐,没有水、没有食物;肚子里似火在烧,我急需水、食物!目犍连尊者在佛陀的弟子中号称神通第一,他立刻使法,变出一钵饭、一壶水,恭敬地送到母亲面前。他的母亲十分欢喜,急忙伸出无力的手来接,忍着颤抖和痛楚,将食物拿到嘴边,想先喝口水再吃饭;可是,饭与水才一到嘴边,她的口中就吐出一团大火,瞬息间水干了,饭也变成了焦炭。
目犍连看到了这种境界,痛心、无奈,尽管他的神通广大,但是母亲的业障如此深重,让他无能为力,因此带着万分的失望从定中醒来。
当他出定后,赶紧去请教佛陀,在佛陀面前恭敬、五体投地礼拜说:佛陀!我心里很痛苦!我的母亲曾种下什么业?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救她呢?他泪水涟涟地诉说。
佛陀(释迦牟尼佛祖)说:众生的业力(在世时自己的行为-佛教语)确实是自作自受啊!你的母亲在世时造下了贪、瞋、痴的恶业;她贪图别人的劳力与财力而造业;除了贪业之外,且有憎恨心、妒忌心,时时诽谤造业。她心中的瞋火(嫉妒‧猜疑之火)旺盛,生前也不懂得尊重三宝(佛、法、僧)、不肯修行,反而毁谤三宝,这样的痴业(在世的罪孽)使她无法得救;自己造的业必须自己承受罪报,业如须弥山,任何人都对它无可奈何啊!」
目犍连尊者听了佛陀的开示,心里觉得很无奈,但他仍请求佛陀给他力量,教他如何救度自己的母亲。他的一番孝心,令佛陀感动,佛陀说:要救你的母亲,光凭你的神通是不够的,因为你的母亲业障太重,必须靠许多有修行且已证果的僧众(高僧),将清净的福业累积在一起,用心力一起回向来帮助她。
目犍连尊者说:我要去哪里找这么多有清净福业的人(得道的高僧)呢?
佛陀说:这倒不难!从四月结夏安居(梵语,佛教术语,也称为雨安居、坐夏安居、安居,指的是在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的三个月期间,出家人集结在一起修行的制度,在这期间僧侣不允许随意外出)到七月期间,许多清净的比丘(和尚)专心致力于去除烦恼,增长智慧,在这段期间已探讨了真理,透彻了妙法,这些僧众就具有最清净的福德;如果能请这些人同心合力为你的母亲祝福,那么她就可以得救了。
目犍连尊者听了,内心非常欢喜,他就向每位僧伽、比丘一一顶礼请求。佛陀又告诉他:你应该为你的母亲造福,在七月十五日当天,也就是解夏(农历七月半)那一天举行供僧与大家结善缘;以这分清净心加上欢喜心,共同为她祝福,这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唯有这股力量才能转她的业(转世、脱苦海)。」
于是目犍连尊者,在七月十五日那天,准备了很丰盛的素斋,并且在每一位比丘面(和尚)前准备了一盆清水,并亲自奉上让比丘们净手——因为印度人是用手抓饭团吃。他用最虔诚的心来供养,这一场供养非常的殊胜庄严。之后,大家的心力凝聚在一起,同心为他母亲祝福,因为每个人平时勤于修行,福德具足,这股福慧、欢喜凝聚的加持力量(法力)确实非常大。
目犍连尊者在当天晚上初夜时分,于定中看见一位很庄严的天人从远处飘飘然而来,向他顶礼,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母亲。她向目犍连尊者答谢说:蒙受你的力量和孝心以及众多尊者的慈悲愿力;更承受佛陀的慈心加持,我已超越饿鬼的境界,现在要生天道了。目犍连尊者见到此一境界,非常高兴,出定后赶快去向佛陀礼谢,也向所有的比丘顶礼。
目犍连尊者孝心殷切,又承受着众人的慈悲、智慧及清净福业的帮助,他的母亲得救了,目犍连非常的感恩。---这也就目犍连尊者为在地狱中的母亲及所有灵魂,进行超度(脱离地狱的日子)日子,逐在中国形成传统的冥节(鬼节),俗话讲“七月半,鬼乱蹿”,大家要在这一天为已亡故亲属祭祀、祈福。
这就是母亲用《二十四孝》、《佛说盂兰盆经》的典故给儿子的启蒙教育,人生在世,孝道第一。看到这我泪沾衣襟。
对儿子的溺爱
母亲朴素的育儿经,并没有塑造出一个引以为骄傲的儿子。相反是儿子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后,一年回家一两次,与她的话语不多,交流越来越少。我总认为母亲没有文化、没有什么思想。曾因有一次为一件什么事,感觉到母亲说的话不合适,我顶撞她说,妈,你咋是个“糊涂虫”!。母亲很是接受不了,这就是自己吃苦受累,百般呵护,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从生下来一尺三寸长,一把屎一把尿,好吃好喝喂养大读书、参加工作的逆子,母亲骂完后,痛苦对我说,儿呀,猫不嫌家穷,狗不嫌母丑哩,你翅膀硬了,开始嫌弃妈了……。母亲为此伤心痛哭了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尽管我最后认错了,但从那以后,母亲也很少再和我多说什么话,她知道儿子不愿意听她讲话,有时就和我坐一会,一言不发,也不问,很平静,直到得病……去世,都是这样。
后来母亲将此事给姐妹讲,姐姐和妹妹说,妈,这都是你惯坏的结果,重男轻女,儿子是你的金宝贝,吃,吃的家里最好,什么都是他挑剩下才给我们。我的恶劣行为成为姐妹到母亲面前喊亏欠的口实。
七十年代的岁月里,农村施行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管理体制,集体劳动、分粮,无论是黑市(实行管制无市场)、家庭粮食都颇为紧张,商品粮全国实施粮票供给制。当时,家里仅母亲一个人是劳动力,她的工分不足养活我们姊妹三人,那就由父亲从铁路上邮寄工资折扣工分钱,补足缺少部分的钱,我们才把自己口粮拉回家。分到的口粮也仅仅够吃,但是还要精大细算,家庭总是要来亲戚朋友的。为此,但凡做饭时,不论是蒸米饭、煮稀饭均要搭配红薯、土豆、南瓜,减轻大米、面粉等细粮的消耗。我是自小从来不吃杂粮,只吃米饭,每次,母亲在米饭蒸熟后,首先拿起我的小洋瓷碗,将锅顶部的白米饭盛上一碗给我后,不顾姐、妹的哭闹,用锅铲将整个锅内食物搅拌,把米饭和搭配的杂粮混在一起,她们吃。这种严重偏爱儿子现象,一直延续到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土地到户,整个农村的粮食都出现存储,富余,粮食完全过关,母亲才结束这种现象。
直到现在,姐、妹,提起都说母亲太偏心,太溺爱儿子,说我每次不吃面条,在做面条时,首先是给我炒一碗油炒米饭,蹲放在灶头(保温),那是儿子应享有的特权,对姐、妹来讲,那对她们来讲是奢望。这似海深的母恩,无知的儿子却是漠然受之。在母亲在世时并没有丝毫感悟,回报。真是应验了一句古话,“娘心在儿心上,儿心在石头上”。
自我迷途对母亲的关爱缺失
由于我自己是在铁路建设单位,流动性大,工作、生活环境均很差,更困难的是一年四季在外,照顾不了家人,也侍奉不了父母,什么时候均是单打独斗,打拼天下,鉴于在这种单位的劣势,在处理个人婚事方面,首先是选择具备有能力做生意的姑娘,能利用起来家里临街门面房的优势做媳妇,以此来改变靠死工资吃饭,经济拮据窘迫的局面;也能照顾父母。但就因这种思想,也为我自己埋下了人生败笔和耻辱。也给母亲留下无限牵挂和担心……
在处理个人婚姻的那个时节,有人给我介绍护士、电厂职工、企业会计等,我都因各种借口结束,就这样,加之一年回家一二次,个人问题就一拖再托,直到二十七八,在偶然朋友聚会中结识了,我遇到的第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妻子,这个在我心目中至今都感觉到十分恶心的女人。在那种阴差阳错、万般无赖、无地位无房、无钱的大龄青年的心态,在众亲撮合、家人的催促下,成就了本不该走到一起的一段短命婚姻。我不幸的婚姻,最终成为母亲最大的担忧。
这个时间段里,母亲因为胆结石、肝管结石、肺气肿等多种慢性病,睡的时间多,吃的很少,幸好这个时间,父亲退休了,看到她病情有些加重,我曾陪她到县医院检查,检查出仍是原来的老毛病,医生说因为她身体虚弱,结石病不敢开刀治疗,只能采取吃药保守化石的办法,大夫们一致认为目前状态对生命没有什么严重威胁,父亲也略懂医道,都认为母亲身体不会有什么大碍。我也想缓一段时间,等我各方面顺心后,陪她到西安大医院或其它专科医院治疗。
这期间也是我人生低潮的阶段,工作上的不顺,近30岁,无一丝成绩、成就,古人讲三十而立,事业无建树,加之又未建立好自己小家庭。从结婚开始,我就开始进入炼狱般的煎熬,这个女人婊子般的绝情,其平时在我家的张狂、冷漠、自大、吵闹,留给我终身都无法忘却的伤痕。母亲看在眼里,郁积在心里,但她仍盼望儿子家庭和谐美满。
但这一切都不能按照母亲美好愿望发展。妻子对于别人来说是留下的是甜蜜回味和回忆,但这个垃圾女人,所给我留下印象,连我未结婚前处的女朋友都不如。记得那一年,在修南疆库库尔勒-喀什铁路时。半年时间未回家,请假探家。坐火车三天三夜,星夜赶车。半年、一年不能见面相聚,对亲人的日思夜念,这种精神折磨和煎熬,在这种单位都是很正常、普遍的现象,是非长年在外单位的人所不能体验的痛苦。当我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长途跋涉往家赶时,从西安到汉中、西乡的火车没有赶上,当时西汉高速路还没有修,刚好有一趟西安到安康的火车,就坐上,下火车后从安康又转到石泉县的夜班车,到石泉站客车不在前行,又从石泉县花一百元钱打了一个面的赶往西乡。筑路人回家一趟,此艰辛由此一斑。
在夜里已经凌晨两点多,赶到古城,终于到家。连续赶车又渴又饿,敲开家门。父亲开的门,母亲病重,未起来,父亲问我吃来了没有,看到他消瘦的身体,夜也深了,就说路上已吃过饭了,就是有些渴,他给了我一壶暖瓶水,将我房子钥匙给我后就睡了。
打开我的住房,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拉开灯,房子角落都有蜘蛛网,衣柜内都是结婚时候置办的新东西,上层的东西有霉味,下层离地面近的衣服、床单等都已长毛。我取出一床用品,被褥等又潮又霉,此情此景,犹如当头一棒,这就是我的家,一个筑路人朝思梦想的家。陕南气候湿润,尤其是夏天雨季更甚。以往每年,母亲病不严重时,在我回来前总是晒得蓬松、干爽,床上铺垫妥当,等待儿子回来。然而当时,母亲除过每一天吃一小碗饭,自己生活基本能自理外,失去了劳动力,家务也已无能为力,父亲,作为一个男人,不善搞家务,主要忙于家庭外部事情和他的小生意了……。这就是和我结婚的垃圾女人,任其霉变腐烂。也从这开始,让我提前做好砸掉破窟重来的准备。胡思乱想未脱衣囫囵睡到天亮。
母亲也起得大早,这是个特例,因为我回来。据父亲讲要在平时,必须到中午12点才起床的她,一早硬是强打起精神早起,要看看儿子。
母亲最后的日子
尽管母亲睡得早,起得晚,但她仍能每天出来转一转,治结石病的中、西药也吃着,无好转也未恶化,生活好像就是这样平静。其实这是假象,生命很脆弱,好景不长,就在半年后,我第二次回家过春节的时候,不幸发生了。
二零零零年元月一日,昨天回来的我,一早起来,前去祖茔之地编桶坟,看一看给爷修好的坟墓,爷已经是80多岁,年龄大了,怕的是突然去世,来不及准备,为此,按照陕南的风俗,要在老人健在时,要将其后事准备好(棺材、寿衣、寿帽、鞋等),否者被街坊邻居视为不孝,所以幺大(小叔)组织,为爷爷选择了一块风水墓地,好奇前去探个究竟。谁知当我从山坡回来时,不幸发生。
往常这个时间,母亲尽管没有床,也已披衣坐在床上,今天仍是呼噜震天还在睡觉,几次推门进去,看她都是瞌睡的不行,就没有叫醒她。一直都中午十二点了她还在睡觉,感觉不对,我去叫醒她,已经叫不醒了,但仍是呼噜声不断,我忙用湿毛巾给她擦把脸,认为能刺激醒她,但她仍没有醒,我慌了手脚,连忙用手使劲掐她人中,还是醒不来,但她的意识清醒,她流泪了,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忙叫来隔壁开诊所的邻居,他看了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说不行,准备后事吧。没有一点经验的我,不知如任是好,竟然叫了个三轮车去接母亲的亲妹,我的二姨。等来回半个小时过去,我和二姨赶到古城,进入母亲的房子,母亲已经开始倒气,这时父亲也从县城回来了,但大家都惊慌死失措,只是乱喊乱叫,就这样母亲断气了,而这时我也闻到一股类似烧焦东西一样的味道,飘然而过,母亲就这样走了……
母亲突然撒手人寰,留给我无限的哀伤,到现在我都自己无法原谅自己。在发现母亲叫不醒时,弱智、笨拙的表现,第一时间不是叫车,将母亲拉到医院进行抢救,而是寻什么人,严重浪费了救母亲宝贵时间,有时想起,感觉母亲就是我害死的。难怪“曹操都要养儿当如孙仲谋”,她养我这猪狗般的儿子,证明了她老人家一身辛苦白费了,古人讲养儿防老,但我可怜的母亲到临终时刻,都未发现儿子有什么出色表现。什么都没有指望上儿子……。我泪眼滂沱不能自抑……
也正是吸取母亲去世时的深刻教训,后来父亲从发病到离世,均是在医院度过,最起码让儿子心里好受一点,没有太大的遗憾,但这都是以亲人生命为代价取得经验。这个教训也是付出的太沉重了。
世上的爱,各种多样,但是只有一种爱,唯一称得上是伟大,那就是母爱。母亲已走了十年,音容宛在,她留给儿子的爱实在是太厚重了,使我这个百无一用的儿子,每天无不想起她,这也是别人无发体验到思念之痛、之哀伤。
母亲的一生
辛苦、清贫、勤劳一生的母亲,去世时才享年五十六岁,解放前生人。娘家就是离我家有二公里多堰口镇肖家湾村。姊妹四人,排行老大。姊妹中老大,在过去,无论是在农村、城市,不论是男、女,那么就意味你在这个家庭里,是吃苦第一,责任第一,吃亏第一。
母亲的童年,是在刚解放时候,当时是新社会新气象,借助这股新风尚,母亲在本村上了二年初小,要上三年级时,就因重男轻女的外爷不给学费,母亲辍学了。据母亲讲,那时学费才几角钱(象征性的收费),但外公说女孩子念书有啥用,都做官去了,谁来抬轿去。短视、轻率的外公,就因他这一行为,完全将他的女儿困死在农村。学上不成的母亲,当是也就八九岁左右,大集体劳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外婆是个三寸“金莲”,小脚,只能干些手上活。尽管母亲还不够劳动的年龄,但外公硬是给社、队干部讲,工分看着给一点就行,并给她专门打造一个小孩用的锄头,从此母亲就成为一个小社员(村民),自食其力了。
如此小的年龄,挖不动,慢慢挖,手打泡,小胳膊肿胀痛,好在都是本村本族人,也不过分计较,对她也不苛刻,累了、痛了,稍微歇一会,擦干眼泪咬着牙继续干。但在这个幼小年龄段,超强度的劳作,给母亲遗留的伤痛伴随她一身。
星斗转移,年复一年,母亲逐渐成为小青年人。那些年代,是个讲政治的岁月里。据姨姨们讲,母亲凭着她根正苗红(家庭贫农成分)的出身,入了团,加之人聪明,在年轻人很有威信,就被推选担任起了堰口公社肖家湾大队民兵连长。肖家湾大队是个近万人的大村,年轻人也几百上千,但母亲凭她思想积极,能吃苦,责任心强,赢得了上级信任及大家拥戴,取得了中国社会基层政权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个职位,在当时讲政治年代;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思想下,不可小觑,她代表人民专政政权。
姨姨们说,在50 、60年代,社会政治运动频繁,从初期 “地富反坏分子”( 四类分子)的清理,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开展,全国都在进行这项政治工作;并逐步建立起严格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五类分子),外出、来客等汇报制度。取消“四类分子”的政治权利;并规定了一定的集中学习和义务劳动时间。肖家湾村自然也不例外,凡是此类人员,均要接受教育,外出要给母亲请示、汇报,征得同意。这个时期,俗称“早请示,晚汇报”时期。这在她一生也是最辉煌时刻,但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留有下最有争议的一个历史段,为此,母亲对她这段人生经历,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
在这次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国各省、(地区公署)市、县,各行业、各部门抽调人员组织工作队,下到各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母亲因工作成绩突出,被选拔为工作组成员,但后来因故,又回到农村。据她讲,在工作队期间,会议多,材料多,主要是组织农村社员学习上级文件、报纸等,再就是写各种材料。这些工作,文字能力,理论水平要求高,仅仅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的母亲,不能适应工作队的工作而又回到了农村,而同期和她一样,被选拔上的其它公社的几个女干部,因人家均有高小文化水平,最后都成为市、县、乡妇联干部(主任),人生轨迹都有大的转折。
在母亲一生,有一件事,是她最不愿讲,也是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件事。60年代某一天深夜,公社武装部来电话,说据可靠情报,五子山上有敌特在发报,在搞破坏活动,命令肖家湾大队民兵连,集合整队带上枪到五子山上抓敌特。母亲紧急集合队伍,带队徒步行走四公里,来到陕南道教重地-五子山下,经过一个小时爬山,大家气喘吁吁冲到山顶,前山后山搜寻个遍,未见半个人的踪影,除过铜(铁)铸泥塑的玉皇大帝、王母、天王、太白金星、财神、送子娘娘等道教敬奉的神仙外,再就是满山郁郁葱葱,一年四季苍翠欲滴,号称中华神木的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树种白皮松。满山的树,满山的传奇,个个均有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两人合围的直径。五子山号称陕南小华山,山势陡峭,三面是大峡谷,白皮松就生长在悬崖峭壁上。这么危险地方,敌特何处藏身?正在这时,公社武装部部长来了,说敌特就藏在菩萨像的下面,命令砸掉神像,挖地三尺也要寻出来,大家面面相觑。----几千年宗教习俗的教育,尽管都是农村娃,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但是在我们这个整个民族都还信奉鬼神的心理里,难度还是很大,大家还在无动于衷时,武装部长已开始带头在砸、扔、毁,破坏开始了。在命令的威逼下,最终是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压倒了宗教信仰,母亲也只能服从命令,使这座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刹、文物毁于一旦。尽管母亲未直接参与砸、毁神像等,但既然来了,就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是指挥者。砸毁中,有人趁乱将小铜像等私自窝藏拿回家,母亲看到红布(给菩萨还愿盖神像的红布,一平方大小)扔了一地,可惜,捡上,拿回家做了抹布。-------母亲的早逝,有的人认为与这件事有关,我不认同。佛说“放下屠刀 尚能立地成佛”,何况母亲她们只是被蒙蔽的工具;更何况都是政治因素所左右,又未发生涂害生灵的事件,就是有什么报应之类的,岂能算到小人物身上,这些牵强猜测有违佛、道慈悲为怀的宗旨。
砸毁千年古刹-这个事件,母亲一生都是很内疚,忏悔,尽管她没有多少文化,也知道这是亵渎神灵,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历史条件下,这不是她一个小民兵连长所能左右的事情。包括命令她们并带头砸毁道观的武装部长,都是这个历史时期一个普通“棋子”。当时只是用千千万万类似于她们一样无知的手,来砸掉形成中华文化基本道德,人们膜拜几千年的偶像。这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开展“破四旧”运动的开始,这个时期,多少稀世、珍贵古文物、古迹被毁,这场政治运动,在中国发展史上,所带来的浩劫,破坏性作用造成的损失,至今学术界难以估量。当时,其政治宣传力量之巨大,世所罕见,各地本分老实的农民连自己家的祖坟、墓碑都敢于挖、毁,你能想想吗?同期,远在几百公里的外的西安户县,中国道教分支全真教的始创人,道教的北五祖之一的王重阳祖师爷,其灵骨也被砸毁中,都在劫难逃。也就从这开始,从此砸掉了整个中国大陆人民的信仰,使我们整个民族现在都无所信仰,无所畏惧…….
这次砸毁古刹,对母亲留下了难以抹去阴影,并一直影响她清贫辛苦的一生。当时社会,一个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民兵连作为基层武装力量,有些为虎作伥。按照当时政治氛围,不是左派就是右派,父子、夫妻之间都不敢说真话,并且因政治观点不同,相互对立、揭发、斗争的奇特社会现象,心底善良的母亲逐渐感觉到什么,好在她管理民兵连,没有做出伤害乡亲的什么事情,仅仅做了些批斗、捆绑、押送之类的小事情,手上没有命案什么的;加之从工作队回到农村,母亲看的更清楚些,在推出新的民兵连长人选,自己逐渐全身而退。
母亲的人生没有因为丢开纷争的一切,生活的道路会变得平坦、充满阳光,相反,从此开始了她的不幸人生。
从我记事时,我知道的母亲已经是一位农村家庭妇女,不像传闻中担任民兵连长时聪明、能干、威风的母亲。这都是他和父亲结婚后事情。以至于我们都长大成人,母亲传奇还在她娘家时有人说起,这么具有传奇人物是我母亲吗?有那么能干吗?凡是经历过该历史阶段和母亲同龄的舅、姨的回答都是肯定。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要求,但共同的地方,就是所需要的人物都最有时代代表性的,优秀的。当年的肖家湾村是被陕西省命名的红旗大队,是学大寨的样板大队,一个近万人的大村,年轻人几百上千,不乏有文化有学识能力的年轻人,母亲之所以成为他们民兵连长,那也是出类拔萃,要有能力服众的,那时是不讲关系,人的思想都很清纯。这就是前、后留给我们一个反差很大的母亲……
随后不久,媒人提亲,母亲就和我当时还在新疆当兵刚退伍的父亲结合,这也就开始了她的不幸。
婚后母亲凡事都得听婆(奶奶)的安排,婆属于伶牙利嘴,泼辣,凶悍、头脑聪明的人。出身清朝末期,生长在民国,是县城边上富农家庭的独女,绰号“张司令”。经历过旧社会的人,都有那种“多年媳妇熬成婆(公婆)”的心理,在开始使唤儿媳妇时,定将过去自己受公婆的折磨,又要重演一番。当时爷、婆也就是50岁左右,家里一大家子人,有二大、幺姑、幺大,除过二大已半大小伙,其他都是60年代生人。家庭人口多,必然事情多,矛盾多,婆又属于那种一点就燃的汽油性格,缺少包容和一点亏的都不能吃的人。母亲就要求分家另过,父亲勉强同意,她们看到父母及兄弟姊妹还有5口人,担子也重,就仅要了半间茅草盖的厦房,就开始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家庭。
母亲讲,本来就穷,分家后更穷,家里一贫如洗,半间茅屋,冬天还强一些,夏天雨多,茅屋到处漏水,屋子漏得连安放姐姐的摇篮(陕南用竹子编制椭圆,放婴儿睡觉的器皿)地方都没有。下雨时,茅屋是屋外不下,屋内还在滴水,日子过的十分凄惨。母亲、父亲决心烧瓦、拓(脱)胡基,准备盖房子,这是个浩大工程。烧瓦需要大量柴火,要不停的添柴进去,一窑的房瓦,需要烧几天几夜。没有自留柴山、柴坡,就到五、六公里外的山里、坡、沟壑之处割荆棘做柴火,为烧瓦窑做准备。胡基就是把土加水,进行人工搅拌,拌至胶泥状,用一个长方形漏框木盒,将胶泥装入,用木制摸子压实抹平,抽调木框,就是一个长方形规矩泥块,这就叫胡基,类似于砖,但不用过火,太阳晒干即可,造价低廉,仅需要劳动力,这就是70年代前后,农村修房造屋的主要砌墙材料。
为了修房必须进行物料准备,母亲、父亲(二人起早贪黑,白天要挣工分,只有生产队放工的时间,即每天凌晨四五点点钟天未亮时就去,上工时回来(七点);晚上6点钟放工,再去砍一架子车烧窑的柴,等回来都已晚上九、十点钟。尽管母亲是一女流之辈,但从小锻炼,身体强壮,个子在妇女中也是偏高,所以力气也很好,和父亲一对一的背、扛、挑,硬是采取这种“业余”劳动的方式,存储够烧窑的柴火。这个期间,多次受到老屋(古城窑沟)本家众乡亲的无私帮助。父母在世经常念叨,有一次,这些乡亲从七队下来,到我家附近农田干活,路过瓦窑处,看到我父母在艰辛装窑,曾是古城生产大队长又兼生产小队长的李玉昌爷,立即招呼路过的社员给帮忙装窑,百十号人,一个多小时,将瓦窑装好。否则,他二人要装几天才能好。多少年过去了,父母经常提起这事,连说到底还是一个家族的人好,感动不已。家里房子硬是在父亲参加铁路工作的第二年,将茅房揭掉,重新盖了二间土坯瓦房,这在当时很是件了不起的事,好多家庭都还办不到。当时中国经济条件整体都很差,据知情人讲,当时汉中市都满街的草房,西乡县一整条街道都是草房,形成了至今还有一条叫“草街”的街道,从这就足见当时经济的贫穷、落后程度。
房子终于修好已是七十年代初,我和妹妹接连出世,父亲工作在外,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人艰难度日。农村,生产队的农活,当时有包工和日工之分,日工,大家都去;包工主要是脏、累、苦的活,比如给远距离的农田、庄稼地里,担尿担粪等重体力农活。本是男人们干的活,但是因其工分较高,有时是日工分的二倍或更多,因此,有些力气好的个别妇女也参加。因为父亲不在,母亲一人挣工分,已是很低,迫不得已再累再重,她硬着头皮坚持去,去拼搏,靠工分来分粮食就是这样。----------母亲的早逝也与这也有极大关系。尽管母亲很辛劳,但总就她一人干活,而且还因婆,已不在大集体劳动,有赡养责任的长子、长媳必须拨付工分,给其做口粮工分。每次在集体分粮时,母亲的工分不够我家分粮,我们只有按照生产队一个工分值多少钱补足差额,方才能分到粮,我们也被生产队称为“缺粮户”,好在当时父亲已经在铁路工作,初期工资尚可,一见母亲电报(没有电话),抓紧将购粮钱邮寄回来,交上钱才能将粮食拉回家。因父亲在外工作,生产队是靠力气吃饭的地方,对于缺劳动力的户,属于“下等社员”,母亲为我们也受够了讥讽和白眼。
母亲又有我们三个小孩的拖累,吃、喝、拉、穿、洗等都是很耗神的事。没有帮手,无人帮助,白天辛苦劳累,晚上还要给我们缝补衣、裤、鞋等。在我的记忆中,尽管有爷、婆,但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前,从未有被关心、爱护的记忆,尽管他们就住在隔壁,如果父亲探亲回家时,好像才感觉到我们是一大家人,那就是亲婆、爷;倒是外爷、外婆給了不少温暖。我自己六岁未上学前,基本在外公家常年累月生活,他们留给我了记忆终身的温馨,也让我懂得了感恩。
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人艰难度日,在农村,在生产队,没有收入,母亲就仅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安排家庭生活。工资很少的父亲,为博得“孝子”美誉,每一次给我们邮寄汇款,必须公平的给爷、婆汇寄一份。初期,爷、婆二人,经常为汇款由谁来掌控而吵闹、打架,闹了不少笑话,没办法,父亲就每次邮寄汇款时,一式三份“公平”分配。据母亲讲,婆是在40多岁,父亲长大成人后,就不让婆到生产队劳动,要进赡养义务。这在当时的农村、在城市都显得有些过早“退休”,但为20来岁的父亲博得了“孝子”的美誉,婆逢人就赞他的大儿子千般好。对父、母的孝敬,怎么孝敬都无可厚非,但在当时的家庭环境、社会背景及个人家庭条件、能力大小及父母健康程度的情况下,这份孝心显得有些残酷和脱离实际,加之父亲常年在外,让母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那时父亲的工资是39.68元,这就是中铁筑路人的工资标准,从一九七二、三年一直到拿到一九八四、五年,十几年父亲就用这么几十元钱养大家糊众口。当时爷、婆正当壮年,在市场稍微放开后,二人都还做着小买卖,再加上都也很勤劳,二大(叔)已成壮年劳动力,日子其实过的很红火,倒是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个,生活过的紧巴巴,且异常恓惶。
从小都在干农活的母亲,没有条件很好的学习到做家务。结婚后,仅我们姊妹三人的缝补活,对她都是严峻考验,一切从头学,最终也是针脚粗放不美观,且针线活缓慢;做菜,更是母亲的弱项,除过能炒时令蔬菜外,过冬时的汉中地方特色菜,如豆食、盐菜、辣子酱等都不会做,仅仅会做个红豆腐(豆腐乳),所以从小我们家桌子上的菜都较为单一,经常是羡慕邻居家的饭菜丰盛花样多变。
80年代初,全国性的实施农村土地联产责任承包制,母亲是有喜又忧,喜的是不看别人的脸,不听别人“涎水话”,忧的是田地分的远,灌溉、劳作、运输不方便,就她一个劳动力。好在那时农村的百姓还是比较公道。分地时,为了公平,生产队组织有干部、群众代表、德高望重的老人等组成的分地委员会,将所有水田、旱地按照一二三等标准,分成若干份,均在田、地中插牌标示,然后进行公开“抓阄”,各人任凭天命。这个看似古老的办法其实很公平。母亲凭着她的好福气,抓到的全是好田好地,交通很好,均是河坝水田,汽车都能开进去,灌溉是用的大河水,也不用发愁,水稻不能旱,否则影响产量。当时有好多人很嫉妒,但是没有办法,人是讲究天命的。这对我们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很重要,那时农村多因为农田灌溉用水,打架斗殴,最为出名就是我县杨河镇,一个村民因为用水灌溉的纠纷,用锄头一次性挖死十几人,成为震惊全国大案,这些都是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悲剧。
尽管母亲为我们取得了好的田地,但总还是地,不能点石成金,必须要付出辛苦劳动,我们家按人口分得五亩水田五亩旱地,土地到户时,我也就十岁左右,母亲一人劳动不过来。陕南的初夏时最忙碌,又要割小麦,小麦刚割掉,抓紧放水进去泡田、犁田、抹平又要插秧苗,整个程序是连贯动作。好在上学的古城小学就在家们口,街对面,很近,学校打铃时跑去都不迟到。每到农忙时,我和姐姐都去帮忙。至今记得,喳鹨鸹(陕南常见鸟类,老鸹或山雀的一种,群居,叫的最早)的叫声就是闹钟(也就五点左右),天还麻麻亮,出门都是满目黛色,远山仅仅现出大山的轮廓,但这就是我们下田的时间。睡眼惺忪跟着母亲,去秧母田拔秧苗。拔秧苗这种农活,很辛苦,初夏时,水还是冰凉寒冷的,挽起裤子至膝盖上部,挽袖至臂膀处,然后人弯腰似弓状,屁股朝天,开始拔秧,要将秧苗从水田的泥里拔起,在手中有一大把时,用草绳拦腰捆扎,扔之田坎边,带泥带水运至大块水田中,再分支分株按照一定纵、横行距插秧苗。每次拔秧苗,待干到一两个小时,天才大亮,大批学生向学校去时,我和姐姐才洗脚穿鞋到学校去。尽管是小孩子,干不出多少活,但从精神上对母亲是个支持!
每年这时,也是父亲从单位上回家农忙的时候。自小这时,我对他是又盼望,又不盼望。盼他,他回来总可以帮助母亲一把,母亲减少些压力;不盼他,他的回家意味暴风骤雨降临,经常和母亲吵闹、打架。时常见在农忙中的母亲在偷偷落泪,胳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再就是婆指责母亲的千般不是,诉其儿的千般不易。这也是我对父亲成见最深的地方。男人,要顶天立地,有多大能力,办多大的事,不要一味埋怨妻子这没搞好,那没做对,这也是父亲最大的一个弱点,且从没有反思自己不足,不对,给家庭照顾不周和带来的伤害。这也给我的成长史上留下了相当坏的记忆。就是这个有些畸形的大家庭、小家庭。---彻底改变和摧毁了母亲的主要原因。母亲没有什么依靠,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传统思想的母亲也没有离婚念头,认为孩子大了一切都会改变,尤其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更是她人生最大、唯一的希望。
陕南的农村,一年四季都有农活,人很辛苦,忙碌、繁重。何况我家是五亩水田、五亩旱地,放在夫妇两人都在农村的,均要下工夫花大力气劳作,更何况仅仅母亲一人,其艰辛、劳累程度可想而知。那时农忙,在大姑父活着时,会带着艳玲表姐、招平表哥过来给帮帮忙;更多时是远亲牟永福、李翠华干大(干爹)、干娘的无私帮助;街坊邻居李英全哥,都是家里大凡重活少不了人;再就是为我们付出极大辛劳,仅比我大九岁的唯一的亲舅舅,每当母亲无助时,都是舅舅过来支撑,舅舅当时已是青年人。
光阴如梭,进入90年代,中国改革深入,社会繁华、欣欣向荣。我们的家庭也日渐殷实、充满希望,这时母亲不用为儿女们的生计、生活担心、操心了,因儿大女嫁,参加工作了。但母亲也开始有病了,初期,她一个人在家时仍坚持劳作,到了1995年父亲退休回家,一辈子都在抗大梁的母亲,终于卸下家庭重担交给了父亲,但从此支撑病体的精神也垮塌了,以至意志消退,到逐渐病体加重。
这个期间,社会改革的成功显现,中国社会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家所处的老街古城又地处210国道108国道交汇点上,国家兴盛,物流业发达,进出四川车辆多、人流多,自然生意兴隆,古城街上的邻居们修房造屋,改造门面,开食堂、搞修理、办商店、注诊所等等,一派繁荣。反观我家,因为自己婚姻的不幸,工作上的不顺,本该执掌门庭的儿子却毫无起色,且思想颓废,萎靡不振,既无在县城或单位购房意向,又无扎根老街老屋的想法,每逢过年过节、探家,就住在老屋平房中浑浑噩噩,生活如死水般平静。街坊邻居们红红火火的修房造屋运动,严重的刺激了病重的母亲。
到母亲去世后,料理完她的后事,小妹含着泪说,哥,妈在我这给你留了几千块钱,她在世时留下了话,等你哥买房或修房时再给他。刹那间,我泪如倾盆,这就是娘。她留的那些钱都是平时父亲、姊妹们给她的零用钱或看病买药的钱,那是她牙缝中刮下,省吃俭用留下的。----这就是我的母亲,连自己病痛、生命都不顾,也要给儿子未来考虑。
母亲去世后不久,我的婚姻也走到头,迅速的结束了这场闹剧,又继续我的流浪生活,对老家也越来越有些陌生、生疏,且不愿回家,准备重新择地安家,但梦中经常见到母亲……。
有一年春节回家,一年未回,二娘(婶娘)见我对我讲,今年农历四、五月份,咱这边雨多,雨大,有一天我一个人坐着时,突然似睡似醒的,清楚的看到你妈站到你们家门前,焦急的对着我说,儿子在外地,雨季来了,平房有些渗水,他的东西又没人管,没人晒,又要遭浸泡、长霉……二娘说着,听得我心里一阵阵酸楚。我相信,唯有娘才会注重这个细节;唯有是自己的亲娘,才会操心到儿子这个境况。这时母亲都已去世二三年,她仍放心不下儿子,对儿子还牵肠挂肚。二娘是个本分老实勤劳的家庭农妇,有这方面特异功能,农村俗称“阳魂”低,周边临近发生死人等事,她在事前都有预知和感应。
母亲的去世,仿佛拉开了我们家庭的死亡帷幕,从二零零零年开始,爷、婆、父亲、外婆、二姑,更有甚者不足五十岁的舅舅也得病相继去世,八年光景,噩耗不断。
依母遗愿 把根留下
按照母亲生前夙愿。二零零七年,在伤心哀痛中送走父亲后,不想在漂泊他乡了,把根留下,撑起门庭,花四五十万巨资,翻建古城街上老房,按照仿古式样,建起两间四层楼,一楼是门面房,其余楼层按照居民楼套间标准,卧室、客厅、卫生间、厨房、餐厅一步到位,均为大套。看到这些,街坊邻居称赞之时,无不为我早逝母亲可惜,哀叹。
清贫、辛苦一生的母亲,用她传统、正直、善良、厚道、宽容、谦和实在的人品,影响、塑造了儿子的性格。尽管儿子能力不及,但从未自我放纵、懈怠,始终潜心修为。
妈!儿写此文,常是泪眼婆娑,不知道在天堂的您,是否有感知?能否原谅以前儿子无知愚钝和忤逆?
佛说“芸芸众生,生死轮回,生死不息,千古循环、亘古不不变。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万年才修得母子缘;父母之恩,三世得报”。
母亲,来世我还做您儿!再报母恩!
李富根,男, 1971年4月2日出生,大学文化,陕西西乡县人,1991年3月至2010年就职中铁一局一公司,政治干事、项目办公室主任;2010年12月至今,就职中铁航空港集团一公司西平铁路项目部办公室主任,曾参加过宝中铁路、南疆铁路、神延铁路、西安绕城铁路、精伊霍铁路、哈大客专、西平铁路等多条铁路建设,是《铁路建设报》特约通讯员,是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政府网》等几十家中央媒体、网站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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