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我便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可压根儿不知道，鲁迅之外，还有一个周作人。直到后来学现代文学，才晓得鲁迅还有这样一个弟弟，且文章真是好，不在乃兄之下。

其实，周作人的成名，比鲁迅要早。其为文，不论言人，言物，言情，言事，淡淡出之，皆入佳境；且常道人所不能道，看似平淡无奇，深味则颇有意趣。一如秋日的斜阳流水，自有一种远意。无怪乎当时就有天下文风在绍兴一城，而周作人即为全城第一的说法。

关于周氏的文风，他自说有一种淡淡的忧郁。胡兰成说，这正是北伐以后周氏文章的情味。“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他不是与西风战斗的落叶，然而也是落叶，掉在明窗净几之间，变作淡淡的忧郁了。”胡氏与周氏颇多相似之处，这般描述，可说是知己之论吧。

诚然，周作人另有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一面。但其一代文宗的魅力，不是主要来自于这种“仿佛秋天”的文字吗？为文如此，有其人生经历在里边，更与其性情密切相关。民国十四年，周作人在其《雨天的书》序二中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又追求闲适的境界，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如农夫终日车水，忽驻足望西山，日落阴凉，河水变色，若欣然有会，亦是闲适，不必卧且醉也。”这还是小闲适，更有面对帝赐鸩酒而不变色之大闲适者。这样的趣味追求，使之形成了一种平和冲淡的文风。自陶渊明以后，平淡自然，被认为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而周作人得其衣钵矣。

自少年时代以来，我流连于周氏的文学世界，觉其文字的淡远，甚是有味。胡兰成说字要有味，其实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苦雨》有云：

“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

又《雨的感想》中云：

“秋季长雨的时候，睡在一间小楼或是书房内，整夜的听雨声不绝，固然是一种喧嚣，却也可以说是一种萧寂，或者感觉好玩也无不可，总之不会得使人忧郁的。”

又《喝茶》中有一段我曾引在《茶与少女》里的文字云：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而更多的是，通篇没有格外精彩的文字，不见一点艳色，但整体看来，又觉字字精彩；闲闲写来，没有哪一句特别的突显出来，却也没有哪一句是多余的。所谓“语到极致是平常”，这样的文章才耐读，历久而弥新。

与其闲淡的语言相融的，是其结构的闲散。周作人的文章，大都没有刻意的开头，也没有刻意的结尾。据说周作人接受约稿，从来不问写什么，只问写多少字。六百就六百，一千就一千，篇篇写来，绝不雷同。苏子自谓其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周氏亦近于斯。

史仲文先生在《汉语是这样美丽的》一书中，提出一种理想的结构境界：自由书写状态。他认为有三种情况：其一是，对于各种结构方式成竹在胸，可以任意选用，而且能用得恰到好处；其二是，结构形式特殊，无须多虑，其结构自在；其三是，文章达到某种境界时，不再为结构费时费力，信手写来，皆成章法。他指出鲁迅属于第一种；金圣叹的“不亦快哉”种种，属于第二种；周作人则属于第三种。并进而说达到周氏这等境界，需三个条件：一是知识渊博，二是见解高明，三是心态平和。此论极为精辟，而周作人的境界，也实非常人可以企及。纯然是信笔而书，随意点染，而境界自出。有诀窍吗？有。他在《本色》一文中泄露了天机：“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然而正是这简单，反而很少有人能做到，莫非这就是文学和一切艺术的神秘与魅力所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