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重大转型期。这段时期，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变动呈现明朗状态，社会结构层次明显分化，人们在经济追求过程中产生并流行的思想观念变化趋于稳定，俨然成为影响人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元素，民族性的精神缺失与物欲沉迷成为普遍性存在。不仅如此，随着市场化对文化领域的渗透，文学自身也经历着重大蜕变。大语境的变化，民族生活的变化，都决定着文学选择和发展态势的必然变化。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晰，贫富差距拉大，绝大多数“底层”面临生存艰难的考验和尊严人格的漠然，极为丰富的物质侵蚀并软化了国民的精神领域；另一方面，文学被纳入市场化过程作为消费商品开始接受那难卜命运的考验，市场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力加大，读者的阅读取向起决定作用的时刻到来，在市场化意识形态的操控和读者绝对权威的指挥棒下，文学经历着不甘不愿的被迫蜕变，“文学叙事被市场化意识形态所统一并形成了市场化自由叙事——市场化意识形态由最大化地产生现实利益的思想体系构成，并鼓励文学认同这一意识形态而追求文学对现实的关系。”［1］这些，制约着文学的发展，促使了现实主义的大规模回潮，也使“底层叙述”逐渐成为文学表现的主流。
　　所谓“底层叙述”，不仅仅是新世纪被命名为“底层写作”的那一部分，而是自1990年代转型期后伴随着现实主义回潮持续至今，所有以“底层”为表述对象的广泛文本。其实，对于“底层”的表述，是自白话文以来近百年现代文学从未中断过的重要流脉，“底层”在任何年代都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五四时期，鲁迅开创的启蒙文学主要取材就“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诚然如通常所说为了揭示国民精神的病苦，但达到这一鹄的是通过大量底层材料来求证的，他笔下的老中国儿女就是一个庞大的底层存在，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一个旧中国典型的女雇工形象，《伤逝》中小知识分子的爱情理想最终受制于现实生存困境。鲁迅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仅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而且关怀他们的灵魂；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延续了五四“为人生的文学”，明确表示文学代表旧中国最广大的赤贫阶级，赋予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使命，茅盾、叶紫等一批作家把笔触伸向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受压迫的工人群体，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忧思。这个时间段正式出现了底层的联盟和统一称谓，无产阶级不是最大的底层吗？在某种意义上，新世纪盛行的底层文学可以看作无产阶级文学在当代的遥远反响；四十年代的“工农兵文学”把底层的称谓又做了细化和具体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指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赵树理的创作不仅以农民生活为主要内容，而且在写作姿态和情感上也代表着农民的立场，可以算做纯正的底层叙述了；此后随着共和国的建立，“工农兵文学”以直线方式进入当代的“人民文学”，这个时间段底层不仅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同时进一步发展为创作的主体，整个国家掀起工农兵业余创作的高潮，据统计，1965年《人民文学》发表工农兵创作作品占据总数的58℅，其规模远大于新世纪的打工文学。如果撇开上述文学潮流政治内涵的差异，仅从文学的服务对象看，底层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巨大的存在，规约着文学产生的形态、演变和具体实践方式,对底层的关怀是现代中国文学一条贯穿性的暗线，寄寓着作家的人类解放理想和平等公正的人道主义情怀。“底层”的形象，按照时间序列排出，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底层民众命运的历史写照全景，普通人民作为重要的表现载体，始终存在于百年文学任何一个时代的文本中。因此，“底层叙述”不是因为“底层写作”的概念而产生，当然也不会因为这个潮流的退去而消逝。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今天，底层种种形象的塑造有时是揭示出国民性顽疾的病症，有时是表现群众革命力量的强大与革命意识的自觉，有时是表现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之变和精神之变。确实，上世纪90年代转型期的背景下，社会阶层以及阶层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这改变伴随着诸多人的艰辛和内心疼痛与失落，但“核桃行千里，里面仁（人）不变。”变中依然有不变的掺杂，变凸显时代氛围的大浸染，不变凸显人性之常与民族文化之根。
　　在九十年代转型期，底层叙述亦属于连续状态，各类文学潮流都有对底层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表现的大量文本。审视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从新写实主义、原生态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底层文学，无不隐显着着底层生活质素、现实主义关怀和人道主义悲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现实主义从隐潜状态逐渐繁盛，“新写实”是重要的过渡阶段。在经历八十年代末的审美疲劳之后，新写实小说应运而生，以方方的《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为代表，以其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原生态描写和对底层苦难故事的冷静叙述，得到广大读者衷心拥护，并因文学市场化因素主导作用的日益显著而最终占领文坛，被文革中断的底层叙述传统在此得到接续；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时代气氛中，中国发生了国企改革这样影响重大的事件，众多工人命运难卜，文学再也无法冷眼旁观，于是“现实主义冲击波”汹涌而来。主要代表作品是何申、刘醒龙、谈歌、关仁山的《年底》《年前年后》《分享艰难》《大厂》《大雪无乡》等，反映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国有企业和农村中干部与人民的生存状态，从主观愿望上恢复了现实主义关注时代生活整体性的特点，有的写出了工人开不出工资的拮据，有的写出了农民生活的艰难，有的表现了底层乡镇正常工作维持的不易，关注并叙述“底层”有明显体现。但这批作家过于拘囿于80年代早期“改革文学”的形式特点与价值立场，过于拘谨于体制的意识形态方向，难免减弱了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后，（或者同时）就出现了正面立足并关注底层民众生活困苦和精神痛苦的“底层文学”作品，并且作品中彰显出对社会为求改革而牺牲掉众多底层民众根本利益的质疑与不满，显示出文学不苟且不粉饰的果敢胆识，批判主义的锋芒从收敛而再度张开，人道主义的情怀与社会整体性精神的追索深沉氤氲。从文学流脉看，真正的“底层叙述”应是转型期以转型为背景的“底层文学”，凡是描写这背景下底层状态的都应涵纳在内。由此观之，“底层叙述”的创作壮阔可观，绝不仅限于“底层写作”经常聚焦的小范围，而是文坛大多数作家的着眼。不要轻信文学潮流，潮流之下的暗涌才是文学真正的发展力量，真相就在庞大作品所组成的混合中，交响出时代文学有血肉的真实声响。事实上，文学发展的真正轨迹，“底层叙述”的真实面貌，要靠在众多作品的字里行间实证地摸索探寻。真正的“底层叙述”一直存在于百年文学中，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白话文学的发端，一直到当前文学的表达，对“底层”人生存状态的同情与关注，对他们精神状态的批判或歌颂，从没有间断过，是中国百年文学的重要领域。尤其是转型期后“底层叙述”在“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热闹喧嚣中已经成为大多数作家的共同选择，并成为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小觑的主流。
　　广大沉默的“底层”，日渐体现出转型期巨大的社会阵痛。“底层叙述”以其全面的表述，书写着转型期的时代阵痛，以及这阵痛过程中底层承受的艰难与委屈，不平与愤慨。“底层”最早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subalternclasses”中文译为“底层阶级”，是个革命性词汇。这个名词在建立无产阶级基础上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社会，自然不具有阶级本身的斗争性反抗性锋芒，意义相对模糊，大概指等级金字塔底部的下层弱势群体。也许阶层更符合稳定社会状态的实际要求，阶层避免了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的正面冲突，“底层”好像已经演化为众口不宣的阶层指称。上世纪90年代，工厂改革，大量职工下岗，这使底层所包括的数量急剧扩大，地域也扩大到了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因此，当下底层指一切生活相对困难、社会中没有地位、权益得不到落实保障的下层劳动者，指广大的农民、打工者、下岗职工等庞大弱势“小人物”。他们分布甚广，数量甚多，构成今天底层的圈子，两极分化不平衡的发展从数量比就能显见。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局面，不平衡的经济拥有，不公平的政治权利，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都使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日趋明显。出现底层，出现弱势群体，从理论上来讲，亦属正常。但不得不正视的是：中国底层的队伍过于庞大，底层无告受欺的例证数目过多，极端事例的出现过于频繁。同样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和评论家在自己感受的基础上，也开始正视并思考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给与人道主义的表达与呼唤。“底层”本身特殊时代背景的处境确实强烈地激起了作家评论家的社会良知感和责任感，他们真诚地叙写底层，重新焕发出人文知识分子旷世济民的热情与渴望。
　　对社会底层处境的关注在现实主义回潮中表明现实主义精神追求的恢复与张扬，表明现实主义已经逐渐大规模地占据文坛，成为大多数作家的选择。从创作主体精神来看，“底层叙述”是知识分子作为人类良知的精神复活，是有意识的洗礼自我。知识分子在当代生命历程大起大落，复杂极端，先是经历文革的严酷高压，再经历了物质名利享乐的极大诱惑，知识分子的人格好像越来越孱弱无力。90年代初，知识分子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在《读书》《花城》等杂志发动了一场影响广泛的“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深刻批判了市场化背景下普遍的道德弱化、精神荒漠化、人格软化、良知沉沦等现象。这场讨论让许多作家自觉意识到文笔的责任，重新激起知识分子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感，重新唤起他们面对自身精神被侵蚀物化的危机时的寻找回归。“当一些学者提出底层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意想突破某些被遮蔽的话语,突破某一些知识的困境”。他们对底层“生于斯，发于斯”的深情再次迸发，对民族“国民性”新时代中唯利是图的新演变颇为担忧，于是，创作更加贴近大地众务实的同时，他们主动地把书写底层引起关注或者改良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重要动机，启蒙主题被义无反顾地再次放在作家心头和笔端，人道主义情怀复萌了，并以星火燎原的势头蓬勃发展，他们关心底层的背后，实质也在检讨并探索知识分子扎根大地民间的自我精神之途。
　　从接受主体看，市场化意识形态以侧重追求发行量为目的，所以最大限度地遵从读者的选择意愿，但就中国目前的读者群，尤其是购买意向和购买能力的读者群而言，他们乐于接受那些与他们生命体验和生活现象叠印的作品，这使文学与现实的密贴关系得以强化。中国读者习惯生活气息弥漫的作品，大众潜意识里判断文学的标准就是是否具有“真实性”，他们的接受原则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品的内容及思想感情倾向能否和自己的社会经验吻合，从而引起最多的经验世界的同感或是共鸣。“在一般读者的阅读中，他们需要被唤起的是一种触手可及的感性的经验，需要在共同关心的事件、细节的约束下寻找自我的认同，所以阅读的兴趣是在于那种凝聚了这一代人经历的事件、细节能否以符合他们记忆的‘真实’方式被如实记录下来”。[6]
　　从文学自身发展来看，80年代文学经历了先锋作家的纯文学实验性探索后，终于还是证明：先锋，这朵异域的奇葩，无法开放在我们的文学土质中。文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向现实主义大规模转型，尤其是90年代转型期后，期刊的出版发行彻底纳入市场经济后，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独领风骚的铁定局面就此形成。而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真实，最核心的精神品质就是批判，写出社会的真实状况，表达作者的真诚思虑，再辅助上作家不约而同的趋众写作心理，现实主义，隆重地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焦点。现实主义文学使“文学能动反映社会”再次成为明显显示，使越来越狭窄化的个人写作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回头，使越来越低俗的欲望化写作再次踏上精神意义的路径。新鲜血液注入后的现实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再次主导文学向前健步发展。
　　那么，如此之多的当代作家的写作真的没有提供除被聚焦的“底层写作”之外的写作底层的文学？没有显示出现实主义广阔而宽宏的品格之作？没有表现出现实主义新语境下艺术探索的有审美价值之作？认真研读文本，我们发现，现实主义的拓展有可喜的进步体现，当前“底层叙述”的真实成就是我们时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并不需要悲观，因为这真实势头表明现实主义当前的开放性与发展性，朝向未来并潜隐和预示着良好的开端。“当今文学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用任何一种人云亦云的印象式概括都会以牺牲这个丰富性作为代价。文学研究在批评末流的同时，更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对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批评，才是对一个批评家眼光和胆识构成的挑战。”[7]如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阎连科的《受活》，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孙惠芬的《上塘书》，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等系列，李佩甫的《城的灯》，雪漠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刘庆邦的《卧底》《红煤》，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北村的《愤怒》，莫言的《生死疲劳》等等，这些优秀作家的底层叙述，代表着这个时代的高端文学成就，他们决不把笔锋焦灼在苦难艰辛的叠加上，而是以客观的理性将表达拓展开来，进入普遍社会现象的深层掘开更广泛的社会真实与灵魂嬗变，满怀忧思追问更为深远的种种影响及其成因元素。像李敬泽在评论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时说的：“像刘震云这样的写法，重新拾起了我们自鲁迅以来现代文学的传统。不管是上层也好，底层也好，都是要真正地关切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关切我们精神上的病”。实际上“底层文学”也显示出这个年代文学所能达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最高成就，体现出这个时代文学关注现实关注灵魂的多元化趋势，和文学在吸纳探索中前进的稳重步伐。在思想上，不仅关注底层的生活，也关注我们民族的精神，关注社会发展中其他方面的尖锐矛盾和危机，关注人性之核的不变与裂变。因其呈现出厚重的主题内蕴，读后常让人停陷在忧戚重重的情绪中，难以缓解，社会进行中的阶层平衡危机，生态危机，公义危机，精神危机，人性异化危机，这些“底层叙述”都予以全面展示与前后追索，呈现出一个混乱而失衡、遭到破坏没有安全感的家园，令置身其中的我们无法轻松！在审美艺术上，“底层文学”的大部分作家在深刻思索的同时，也致力于文学本身发展的思虑与谋新中，表现出生机勃勃、各有风格的多样化艺术特点。作家们在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和写实的创作原则下，有些努力延续先锋文学的未竟道路，继续现代主义表现方式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有些尝试回归本土文化，从古典主义文学和民间艺术形式中汲取精华；有些延续现实主义发展中被公认的经典表达。这都为文学以后的更高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为现实主义的形式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底层叙述”的艺术性，在不局限“苦难表达”的“底层写作”范本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实绩和经验需要归纳总结，是指向全球化背景下未来中国文学发展进步之途的。
　　参考文献：
　　[1]徐肖楠：《迷失的市场自由叙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6期，49页。
　　[2]孙立平：《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裂变》，《天涯》，2004年2期。
　　[3]陈应松：《疼痛》，《清明》，107页。
　　[4]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5]谢有顺：《我们并不孤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296页。
　　[6]董丽敏《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文学评论》，2007年2期，84页。
　　[7]孟繁华：《“憎恨学派”的“眼球批评”——关于当下文学评价的辩论》，《北京文学》，2010年2期，111页。
　　[8]李敬泽：《文学评论家眼中的2007年书情盘点》，《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20日
　　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