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陈可辛拍摄的第一部武侠片，《武侠》无论从内容设置还是意蕴表现上都迥异于已有的同类影片。从内容设置上看，《武侠》虽然有武打、有功夫、有恩怨，但这些并没有构成影片的主要内容。影片以侦探徐百九调查两名强盗的“意外”之死为切入点，以其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引出刘金喜的身世之谜，最终导致与“七十二地煞组织”的决战。与传统武侠片相比，《武侠》更像一部侦探片，在环环相扣、层层紧逼的推理分析中，展开情节叙述。从意蕴表现的方面看，《武侠》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对武和侠精神内涵的演绎，而是涉及到人性、自我救赎、情与理等形而上层面的思考与展现，显现出陈可辛一贯的对人的本质的关注与探寻。

　　纵观陈可辛的电影创作，“人的感情”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源于感情是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另一方面，则源于感情是最复杂甚至是不可琢磨的问题，可以演绎出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生故事。《甜蜜蜜》表现的是男女之间历时十年的爱情磨砺；《投名状》表现的是“兄弟情”如何在欲望和人性的逼仄下轰然坍塌；而《十月围城》则彰显了在历史洪流和革命思潮的鼓荡下，亲情大义的可歌可泣。同样，《武侠》也没有脱离对“人的感情”的关注，通过对情与理的碰撞与纠结的描绘，进而达到对人本质的形而上探寻。作为“七十二地煞组织”二当家的唐龙，在率领手下对张屠夫一家进行灭门的过程中，理智残存的人性中善的因子，使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自己及组织的所作所为，毅然脱离组织，隐居于偏远山区的村寨中，以此进行自我救赎，并以刘金喜的名字娶妻生子，过了十年普通农民的生活。如果不是遇到强盗的侵袭和徐百九的不懈追查，或许他将在那个闭塞的山村终老一生，而促使他作出这一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感情上对恶的排斥和人性中善的光芒。与刘金喜相比，徐百九这个人物则要复杂得多，情与理在他的身上不断地碰撞，并在他的内心中互相纠结，使他长期处于矛盾和两难之中，倍感煎熬。作为极具责任感的侦探，法律(理性)在他心里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由于自己的善心而使自己无辜身受剧毒的经历，更使他对感情刻意加以控制。随着调查的深入，当他确定刘金喜就是“七十二地煞组织”二当家唐龙时，虽然感情告诉他唐龙已经变成了一个好人，并对过往的所作所为从内心深处进行了痛苦的自我救赎，但他还是要将其绳之以法。诚如他在影片中所说：“人性是靠不住的，只有法才是最可靠的。”“不能因为现在的生活，而不为十年前的罪恶接受法律的制裁。”影片展现了他在情与法(理)之间抉择的痛苦和纠结，这种痛苦与纠结也在考量着每位观众的心，给予观众思考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影片无疑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但陈可辛本质上是相信感情的，因而影片最终揭示出的所谓法律(理性)的虚幻与不可信也便顺理成章了。影片中的徐百九为拿到拘捕令需向上级行贿，这对相信法律的徐百九来讲无疑是巨大的讽刺。更有甚者，他的上级为了一己私利竟将刘金喜就是唐龙的秘密出卖给多年寻找唐龙不到的“七十二地煞组织”，从而引起一场惨烈的屠杀与抗争。现实教育了徐百九，使他最终选择了感情，与刘金喜站在了一起。影片从而延续并完善了陈可辛对“人的感情”的关注这一创作的基点。

　　与对“人的感情”的表现相统一，影片的基调、节奏、色彩运用等艺术手段的使用都彰显了各自独特的风格。爱情作为人类最美丽的精灵，是日常生活的诗意源头，因而《甜蜜蜜》的基调是轻松流畅的，节奏明快，色彩清新自然；《投名状》展示了人性的恶和欲望的膨胀对朋友情、兄弟情的戕害，基调沉郁、节奏凝滞、色彩阴暗；《十月围城》凸显了革命者的热情和激情，影片在平静的外表下凝聚着巨大的张力，无论基调、节奏乃至色彩，似乎都笼罩在一股浩然正气之下，真正体现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气韵生动”来。而《武侠》作为对人的感情与理性的思考，其基调是朴素自然的，颇有返璞归真、大象无形的韵味，与之相一致，影片的节奏、色彩也都是自然朴素的。从演员的表演看，甄子丹将唐龙(刘金喜)自我救赎刻意隐藏自己，渴望山村家庭生活的内心活动，外化为木讷本分憨态且极具幸福感的村民形象，真实可信、惟妙惟肖，显现出其高超的表演功力。而金城武则将徐百九对法律(理性)的执著，他的责任感、正义感与对自己的怀疑，内心的困惑、纠结、两难等等，通过银幕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性格丰满、内心复杂的侦探形象。

　　从《武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陈可辛一直延续着的艺术追求。我们不知道他的下一部影片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作为一位有艺术追求的电影创作者，他的电影创作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