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中国的诗歌界，李少君一直以其诗歌创作、诗歌批评和一系列的诗歌编辑与出版工作积极活跃地参与和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不少人对诗歌现状的忧虑与批评不同，李少君不仅以其相当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还试图从中寻找某些“建设性的诗歌力量”，网络诗歌、草根写作和诗歌的地方性崛起尤其为他所重视，这在他的本期文字中又一次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实际上，不管我们分别会作出怎样的评价，这几个方面确实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重要现象，也很迫切地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我们先期发表的张清华、陈超的文章和李少君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对问题的看法各有侧重，多有不同，但在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才能从整体上来评价和把握我们这样的诗歌时代，特别是如何评价其中的诸如网络诗歌和草根写作等现象与潮流，已经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初步的聚焦。比如在前一个问题上，无论是张清华的“喜忧参半”，还是李少君的“欢欣鼓舞”，抑或是陈超关于“泛诗歌”化的深切忧虑，都已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诗歌史和对诗歌现状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来看待和评价我们这样的诗歌时代？至于对具体的诗歌现象比如网络诗歌，三位批评家也程度不同地有所聚焦，足以见出问题的重要与突出，这些问题，都希望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对于新诗来说，20世纪是一个不断革命和断裂的时代，希望21世纪成为一个继承和融合的时代。20世纪是新诗开始的世纪，但也太多运动，太多模仿，优秀的作品还是太少；21世纪的诗歌在20世纪基础上，应该有所前进，继承和融合已有的传统，包括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学习，当然，最终目的是有所创造。所以，我更关注那些具有建设性的诗歌力量。具体到当前，我觉得有三支建设性力量值得关注：一是网络诗歌全面兴盛；二是地方性诗歌团体异常活跃；三是女性诗歌的繁荣，也就是我称之为“新红颜写作”的诗歌现象。

　　首先来看网络诗歌。甲骨文时代，文学的读者必然非常之少，作者也不多，因为，能阅读或用甲骨写作，非贵族不能为，因其成本过高，文化成为垄断之物。到了竹简时代，情况有所好转，故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文化高潮，诸子百家争鸣，但竹简仍是士大夫的私有财产，平民百姓难以接触。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使得图书制造成本更为低廉，携带也方便，中小地主得以获得教育机会，其创作也方便传播，大大释放了文化创造力，故积累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盛唐气象”。林庚先生称唐文学是“寒士文学”，有“布衣感”，颇有道理。李白、孟浩然这样出自偏僻之地的诗人，借助新技术的创造，读到流传至穷乡僻壤的文学经典，又能通过个人天才的创造获得认可，迅速进入中心。这些寒士布衣的创造，成就了最伟大的文学高潮。再往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长篇小说创作成为可能，在明清小说广泛流行的基础上，最终出现《金瓶梅》《红楼梦》……可见，在每一次大的文学创造的背后，都有技术的影子。技术产生两个有益效果：一是教育得以更加普及，培养了创作者，进而释放文化创造力，同时也培养了读者，没有优秀的读者也就无法激发创造性；二是创作得以方便流传，使创作者获得动力与信心，创造更优秀作品。总之，文学借助技术的翅膀，迅速飞翔。

　　网络时代的到来，同样带来文学的繁荣与活跃。网络文学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网络，还包括手机，使教育及传播更加便捷。在理论上，全球一体化时代，一个身处乡村的孩子，通过视频，可以接受和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教育，同样，他的创作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当然，“诗有别材”，文学有其神秘的一面，绝非仅仅技术就能成就，新的文学高潮的出现，还依赖长时期的积累，天才人物的出现，时代的风气与氛围等诸多要素。但是，网络，手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文化民主，文学大众化，是其必要条件和基础。

　　作为最自由的文体之一，诗歌尤其受网络影响。网络解构了文化壁垒，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改变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诗歌发展尤其迅猛，据不完全统计，据说当代诗歌网站近万家。其中有代表性的诗歌网站和诗人有“若缺诗歌论坛”的陈先发、汤养宗等，“诗江湖”的沈浩波、尹丽川、朵渔等，还有“平行诗歌论坛”的张执浩、小引、叶丽隽、衣米一等，广东诗人俱乐部的宋晓贤、阿斐、沈渔……很多诗歌新锐力量借此迅速冒出，并引人注目。这些年底层文学乃至打工诗人引起关注，比如郑小琼、谢湘南等，充分说明“草根性”浮出水面，然后借助这一基础，再往上走，提高升华。

　　“草根性”有几重涵义：一、由于教育的普及，为文化民主化创造契机，这一次的诗歌浪潮是从下而上的，具有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出现可说明这一点。新诗历经90年，终于深入中国最底层；二、网络及手机的出现，为诗歌的自由创造和传播奠定了技术条件，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在理论上，一个深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和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并且，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这一条件为诗歌的新的高潮提供契机；三、新诗90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术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30年中大量吸取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前90年新诗传统，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关于“草根性”，用一位诗人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描述，就是：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

　　在我看来，诗歌“草根性”的出现与网络有极大关系。网络诗歌是“草根性”的依据。其实，每一次文学革命的背后都有技术因素。每一次技术革命也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释放文化创造力，创造文化新潮流。

　　当然，网络诗歌的低门槛，过于放纵随意，也经常遭到诟病。但总体而言，网络释放了自由的创造的力量，随着诗歌自身的发展，秩序和标准自会逐渐出现，创造文学新的高潮。
 
　　二是地方性诗歌的兴盛。诗歌的地方化其实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就成为奇特的景象。这首先与中国地形地貌之复杂性有关。世界上最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仅从地形地貌上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拥有沙漠、森林、大海、高山、冰川、雪地，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其他的国家地形比较单一。而我们都知道，文化与地形地貌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中国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后产生的。我们以前说文化，我们习惯性地说有所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域文化、藏文化等等，这其实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

　　我个人认为这种文化的多样化及其自由竞争，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原因，其原由是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可以理解为其实说的是“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当代诗歌正在恢复这一古老的传统，地方性诗歌极其活跃，而且，地方性诗歌对传统和地域的强调恰是对模仿引进的新诗的“草根性”基础的强调……这样的局面与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确有不同，那时候朦胧诗一枝独秀，集中在北京；至“第三代诗人”，情况稍有好转，但也还是只有四川、华东两三个中心，四川诗人更是靠游走、诗歌串联来自创传播流通渠道。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却是处处皆中心，反过来也可以说处处无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

　　地方性诗歌团体由于其人员涉及各行各业，可以动用的资源较多，如在公开报刊组织诗歌专版，发起诗会，甚至对外交流，其能量辐射相当强大，力量和影响也逐渐壮大。同时，地方政府也对此种文化发展持支持态度，可以预计在相当时间内，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会有大发展。

　　这一情形类似初唐和盛唐中间，就出现过一个地方化过程。地方性诗人结成地方诗歌团体，游山玩水，吟酒赋诗，互相切磋，对外交流，充分地享受生活并表达着、创造着。盛唐初期的大诗人孟浩然就是一个地方诗人，然后由他开始，地方诗歌团体之间通过竞争，逐渐出现一些得到公认的大诗人。这与当代诗歌的现状何其相似，现在已经出现不少地方诗歌团体和地方性的知名诗人，但还缺少得到广泛公认的大诗人，还需要经过一个淘汰与挑选，才会出现为所有地方团体及社会广泛承认的诗人。当然，这需要时间。

　　诗歌界这些年来的地方化尤其明显。江南是中国诗歌传统最丰富深厚的地方，这些年来，苏州的“三月三诗会”，采取纯民间形式，恢复古代的文人雅集形式，成为江南和全国诗人的盛会；云南诗人于坚、雷平阳都堪称地方性诗人的代表人物，其诗歌写作地域特色明显；甘肃诗人古马、叶舟、娜夜、雪潇、于贵锋、梁积林、高凯等，扎根于西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边塞诗歌；海南诗人群被称为“诗歌海军”；湖北尤其活跃，有两个既联系又竞争的诗歌论坛——平行诗歌论坛和或者诗歌论坛，又有《中国诗歌》《汉诗》《象形》3个刊物构成的诗人群，有联系又有区别；广东也是如此，《中西诗歌》《诗歌与人》等民刊很多，诗生活等网站也很多，聚集了姚风、卢卫平、黄礼孩、世宾、莱耳等诗人，各个区域如深圳、珠海、中山等地诗人本身就很活跃，还有大量移民广东的诗人如东荡子、梦亦非、阿翔、莱耳、安石榴等，相互补充融合；陕西，一个古老的文化悠久的地方，却奇怪地酝酿着先锋诗歌，上世纪80年代有韩东、丁当等，现在则有阎安、伊沙、周公度、李小洛等人；此外，安徽、山东、河北、广西、山西、四川、宁夏等地的诗歌群体和诗人们也非常活跃，各地诗歌团体互相应和、竞争，正形成一个良好的既互相激发又互相融会的诗歌氛围，可以说是新诗9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并将最终推动当代汉语诗歌走向一个新的创造高潮。

　　三是我称之为“新红颜写作”的诗歌现象。这是一种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以后的女性诗歌潮流，代表性诗人有横行胭脂、金铃子、林莉、李成恩、施施然、灯灯、玉上烟、李晓旭、冯娜、莫卧儿、姚月、阿华、翩然落梅、李速等等。她们有回归中国古典诗歌及融合西方现代诗歌的迹象，语言和境界上均讲求美感与韵律。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教育的普及及女性诗歌创作群体的增长有关，网络和博客带来的创作交流与传播的方便，极大地解放了女性诗人的创造力。而且，由于女性诗歌和女性经验在以往的诗歌历史中相对薄弱和匮乏，因此反而带来新鲜感和新的创作方式。此外，女性诗歌创作天生依赖经验感受，不像男诗人那样过于拘泥于观念，很适合我对“草根性”的强调。再者女诗人大多不陷入圈子之争，相对超脱，也就能更广泛地吸收，所以反而可能兼容包蓄，成就大器。我个人觉得，作为男性诗人的一个对比和参照，女诗人们已经和正在写出一些了不起的诗歌，也许最终将改变当下的诗歌生态，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因为诗歌史上留下的女诗人及其作品显然太少。

　　这三支建设性力量，可以说给21世纪诗歌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可能成为最具创造性的诗歌力量，继而将已近百年的新诗推向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