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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十七年，整个中国文学，包括诗歌，其生态环境都极不正常，既没有正常的创作空间，也没有正常的批评空间。学术批评被“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向标指示下的政治批判所取代。学术批评的君子之风无存，政治批判的肃杀之气骤起。
　　那批判往往颟顸无理。例如，臧克家批胡风的4000多行的长篇颂歌《时间开始了》，居然说胡风“明明是假借‘歌颂’之名来歪曲侮辱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这就把满腔热忱为胜利者献歌的胡风，弄得里外不是人了。接下来，臧氏还说，在这首颂歌的第一乐章《欢乐颂》里，“他叫一个个死去了的鬼魂在开国大典的节日里走过天安门，弄得一团阴森的鬼气压倒了眼前人民欢欣鼓舞的景象。”[臧克家《胡风反革命集团底“诗”的实质》，载《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这话是怎么说的！那“一个个死去了的鬼魂”不都是革命先烈吗？革命先烈们不都是为了这“开国大典的节日”的到来，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的吗？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怎么又嫌人家“一团阴森的鬼气”扫了你们的兴呢？在“忽报人间曾伏虎”的日子，为什么不允许人家“泪飞顿作倾盆雨”呢？
那批判往往让人胆寒。例如，徐迟批艾青，居然指其《礁石》是“题反诗”[徐迟《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诗人的情绪已不正常到题反诗的程度了。”载《诗刊》1957年9月号。]。何谓“反诗”？反诗就是挑明了要造反的诗，就是反朝廷的诗。《水浒传》里，宋江题了一首《西江月》的反诗，就上梁山做了反贼。《封神演义》第二回：“只看见午门内臣俯伏奏曰：‘臣在午门，见墙上冀州苏护题有反诗十六字，不敢隐匿，伏乞圣裁。’”徐迟此番也是“俯伏奏曰”，“伏乞圣裁”吗？
　　那批判手法也雷同拙劣。胡风入狱了，艾青的《礁石》就被指为胡风式狰狞和自傲。《草木篇》罪不容诛了，《养花人的梦》就被指为艾青的《草木篇》，公刘的《寓言诗》就被指为《草木篇》的姐妹篇，甚至“犹有过之”。《吻》臭名远扬了，公刘的《迟开的蔷薇》就被指与之同样“空虚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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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始自1949年鼎定京华，终于1966年文革爆发。对于诗歌，这是颂歌和战歌的时期，是艺术服务于政治的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带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随即便是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惟余假大空的政治抒情诗和浮夸的大跃进民歌风行诗坛。一些稍有个人情感倾向，与所谓时代精神不合拍的诗歌，一问世即遭批判。更不待说社会讽喻和怨刺上政的作品了。甚至一些真诚的颂歌，也被横加挑剔，无理指控，让颂者自取其辱。
　　也许，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人人自危，有的批判者只是为了自保，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可是，看那些檄文谤书，其语言刻薄歹毒，无所不用其极，落井下石，唯恐不能置人死地，批判者分明在受用着与人斗的无穷乐趣。文人相轻，古已有之。文人相残，于今为烈。一个被咬的人，咬起人来也入骨三分；一个咬人的人，转眼间又被人剑齿封喉。如此这般，让人见了，真个是，恨也恨不得，怜也怜不得。
　　孙静轩的故事就值得一表。“直到1958年下半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我们这些落网者均先后在劳教队、劳改队各就各位。‘斗’红了眼的孙静轩环顾左右定睛一看，发现本单位的业务骨干几乎全军覆没，一直和他并肩作战的全都是些‘职业马屁精’，而这些人恰好又是他往日羞与为伍的庸碌之辈。自恃‘根红苗正’且在此番批斗中立有汗马功劳的他，竟心血来潮地前去找到重庆文联一把手兴师问罪，还斗胆地给这个‘土皇帝’扣上一顶宗派主义的大帽子，更令‘土皇帝’咬牙切齿的是，理直气壮的孙诗人竟指着‘皇上’的鼻子挑衅说：‘你该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吧！？’”[张先痴《右派诗人孙静轩的生前死后》，未刊稿。]
　　划你个右派又有何难！孙静轩咎由自取后，挨批最多的居然是一首小诗，单名一个《雾》字：“夜悄悄地走了，只留下一片浓重的雾/蓝色的雾呵，它那么多情，又那么温柔/它久久地偎依着大地，无言地把一切生物爱抚/阳光来了，从云缝里催它离去/它无可奈何地起身走了，在那青草的叶子上却洒下了点点泪珠。”
　　即物写意，借景抒怀，有点缠绵，最多有点小资情调（作者自称当时正在恋爱），无论如何，它与右派、反革命没什么关系吧。然而，当年的刀笔吏训练有素，制造一点文字狱哪在话下，用显微镜一显，照妖镜一照，便从字里行间发现了他们需要的罪证：“他不过是要告诉读者：‘爱情’在没有生机的环境中被强力拆毁了，‘太阳’是强拆‘爱情’的‘暴君’！”[沈凌云、陈开跃《“海洋抒情诗”批判》，载《红岩》1958年第11期。]“这片蓝雾，是被赋予了沉重哀伤和阴暗的反动情绪的，在向黑暗撒手告别的一刹那，它留恋着，眷恋着，仿佛抑制着不可磨灭的痛苦。……点点泪珠，都是从这个右派分子的心窝流出来的，它深深压制着一种对消失了踪迹的生活和过去地位的回忆的哀愁。”[余音《批判孙静轩的诗》，载《诗刊》1958年12月号。]
　　这首小诗初刊于《延河》1957年第5期，那时候孙诗人还是左派，正为反右冲锋陷阵大打出手呢！孙静轩不必叫冤，不要说跳到延河也洗不清。孙静轩应该心中窃喜才是，一首不起眼的小诗，竟被人如此关注，如此抬爱，这是多少人渴望的礼遇呀！也正因为这次礼遇，使孙静轩有机会到炼狱里走一遭，倒成就了后来一位铁骨铮铮的真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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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元月，《星星》和《诗刊》分别在成都和北京创刊，诗坛顿时热闹起来。然而，也许是宿命使然，两刊的问世，主观上并没有“阳谋”的动机，客观上却产生了“引蛇出洞”的效果。诗歌的创作受到关注，诗祸的发生却更加频仍。尽管创刊者头脑清醒，富于使命感。石天河先生说：双百方针提出后，“我们一心想抓住机会，把这个刊物，办成一个能突破各种教条主义清规戒律、真正体现‘百花齐放’的诗歌园地。”[参见石天河《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未刊稿。]《星星》的四位创刊编辑石天河、流沙河、白航、白峡（两河两白）就在这一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那些罗织罪名致人死地的文章都是谁写的，不难查考。与后来的“梁效”“池恒”“石一歌”之类的写作班子不同，当年的诗评多是个人写作，真名发表。有趣的是，当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左右阵营，一些右派相互揭批的文章，与专事整人的左派文章相比，实在是不易辨别其风格上的微妙差异。或者说，当年的一些右派其实也很左，他们被划右，真的是被错划了。这里，谨摘录两篇1957年的檄文，掩去作者姓名，列位不要看尾注，先猜一猜，哪一段是右派的墨宝，哪一段是左派的华章：

　　“这篇寓言等于一篇宣言，鲜明地表现了艾青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恶意讽嘲。艾青首先讽刺了那位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说他的‘院子里呈现出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于是，在艾青的笔下，出现了‘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就含有轻蔑’的石榴；‘能体会性格美’的白兰；‘带来了信念’的迎春；说着‘只爱温顺的人，本身就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的仙人掌。……艾青对我们的新社会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征）是不满意的，他感觉它‘太单调了’，‘大窄狭了’。对于那各种各样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热情。……艾青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对于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的东西去进行斗争、说服，反倒以极度热情去鼓吹资产阶级思想化身的东西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臧克家《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些什么？》，载《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

　　“我们对右派分子，必须口诛笔伐。然而这也确乎值得令人深思。追寻一下堕落的脚印，从中吸取严峻的教训，则是更有意义的。公刘在这方面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他是怎样由于步伐支离步调错乱而跌倒的呢？和一切走上反党道路的诗人作家同样……”[公木《公刘近作批判》，载《诗刊》1958年1月号。公木，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黯然离京。]

　　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号发表了曰白的一首小诗《吻》，立即被指为“死鼠乱抛”，与当年在蒋管区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货色差不多，是拿色情当爱情。姚文元也及时地加入了批判行列，其《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载1957年第2期《文艺月报》。姚文说：“为了在艺术中区别爱情和色情，也为了同曰白进一步讨论什么是‘真挚的爱情’，这里想具体地谈一谈《吻》的色情是在哪里：‘真挚的爱情’使人的感情崇高，使人感到社会主义生活的美好，而《吻》则只使人感到低下的感官的刺激。‘真挚的爱情’爱的是爱人的整个灵魂，爱的是人，如同我们在许多健康的民歌和情歌中看见的，是在劳动和斗争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对对方整个人格的美的吸引和爱慕。《吻》里面的爱情则完全相反，作品中的‘我’‘爱’的是女人身上的‘鲜红的嘴唇’，‘像蜂贴住玫瑰的蕊，我从你鲜红的唇上，吸取蜜，蜜！’这样的‘镜头’所展示的是一个只看见女人嘴唇的‘狂热的’男性。”相比之下，姚文元这段话似乎还要平和讲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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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分子、右派分子之外，十七年中的另类诗人还有很多。既有惯唱“夜歌”，不大适应唱战歌颂歌的何其芳，又有受现代主义影响较深，难以改弦更张的穆旦、卞之琳，也有到革命队伍里磨练多年始终磨不去独特风骨和个性的蔡其矫，还有不知今夕何夕只一个劲地唱情歌的曰白，以及极力跟上时代步伐，却难免失足的沙鸥。
　　1950年，有感于华北人民医院的一件致死人命的医疗事故，沙鸥写成童话诗《驴大夫》，讽刺驴大夫玩忽职守，致使小山羊不治身亡。不料此诗却招致批判，因为它把新中国“写得那样黑暗和阴冷”。沙鸥不服气，却不得不写了一篇《关于“驴大夫”的检讨》。
　　1957年，沙鸥作为批评家又让人刮目相看。这一年，沙鸥在《诗刊》4月号发表赞美文章《艾青近年来的几首诗》，在《文艺月报》7月号发表《璀璨如粒粒珍珠——谈艾青取材于自然的诗》，到了《诗刊》10月号，转而作《艾青近作批判》，竟然说艾青的诗“句句变成了臭狗屎”。歌也沙鸥，咒也沙鸥，造化弄人，敢不自救。呜呼！才说欬唾皆珠玑，又闻满篇狗屎臭。翻云覆雨正时尚，难为天地一沙鸥。
　　《川江号子》和《雾中汉水》是蔡其矫最受责难的两首诗。它们偏离“规范”之处在于，当全中国都沉迷于“大跃进”的狂欢时，它们却在唱着冷峻的悲歌。在批判蔡其矫的众多文章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是《诗刊》1958年10月号发表的吕恢文《评蔡其矫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此文给蔡诗的罪名是“反现实主义”。可是，在一个乌托邦的筑梦年头，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反现实主义？批判者恰恰是给弄反了。
　　从批判胡风的“写真实论”开始，我们的文艺理论就让人越来越糊涂了。我们的时代为什么容不得“写真实”？为什么真实的生活不能写？为什么“现实主义”还须冠以“社会主义”？为什么“批判现实主义”要不得？我们的社会究竟有多少阴暗面害怕暴露？如果蔡其矫的诗是“反现实主义”，那么，贺敬之为那个贻害至今的劳什子唱赞歌的《三门峡——梳妆台》，难道是“现实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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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不大熟悉的名字，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饶彰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批胡风时，高喊“一切伪装必须剥去”，1970年他自己竟被“剥去一切伪装”，活活打死在粤北监狱；盛荃生，黄药眠的研究生，也算系出名门了，1955年批何其芳的《回答》“情绪上不够健康”，1957年即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更被整成精神病；山莓（张舒扬），七月派诗人，任教于四川音乐学院，批公木《怀人二首》不遗余力，直把公木批入另册，可谓披肝沥胆，山莓自己却在接下来的文革中，被打得肝胆俱裂，不治身亡……
　　山莓当年批公木的文章可谓才情横溢，妙语连珠：“公木的幽思为谁而倾？注曰：为天蓝而倾。因为‘天蓝自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后，已一年多没有消息了。而天蓝又是为公木所‘深知’的‘决无问题’的一个人。为了这‘深知’，公木不惜怀疑党的正直和无私，不惜把党说作是‘莫须有’的罪名的制造者，天蓝之成为胡风分子，好像是党给他扣了帽子的结果。”“公木的‘怀友二首’，所抒之情，对党所抱的态度，可用三个字来说明，即怨、怒、恨。‘怨’者，怨党之不明；‘怒’者，怒党之不公；‘恨’者，恨党之不情。‘不明’、‘不公’、‘不情’，何以服人。此公木之所以要对党恨恨有声的原因了……”[山莓《公木支持了什么》，载《星星》1957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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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者如此，被批判者呢？其实，当年挨批的一些诗歌文本，其艺术水准也难以高估。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开当代轻浮颂歌的先河，艺术上也很粗糙。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也够不上什么传世佳作。正人君子们不齿的那一《吻》也去经典甚远。一些影响深远的作品，多是急就章，主要是以其思想性见称，以主题的振聋发聩而闻名而获罪，如邵燕祥《贾桂香》，张贤亮《大风歌》，沈泽宜、张元勋《是时候了》，以及王志杰《给沉浸在会议里的人们》等。
　　试看王志杰《给沉浸在会议里的人们》：“一包香烟，一杯浓茶/一盆炉火，一串哈哈……/啊，可怕，可怕/你们满口废话/在会议室里虚度年华//工人将优质产品献给了祖国/农民献给祖国又一个金色的丰收/可你们献给祖国的是什么/一连串废话，一地的烟头//如果生命是珍珠/会议便是大海/它正汹涌着无情的波涛/将那闪烁的岁月深深掩埋//沉浸在会议里的人们/瞧，你们的嘴唇已结上茧巴/会议是一个吝啬的穷鬼/它什么也不会给你留下/它绝不会给你社会主义大厦/给你的/顶多是一头白发”。
　　1957年问世的这批作品，较之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诗歌，当然要专业得多，其作者也有名得多，但限于题材和表现手法等，它们更多的恐怕仍然是属于思想史，而不是艺术史。
　　流沙河《草木篇》事发，李劼人借用古时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话，道是“世无英雄，乃使竖子成名”，固然有为之化解之意，也未尝不是这位大作家的真实想法。待右派平反咸鱼翻身，1979年《重放的鲜花》出版，流沙河自嘲：“鲜不鲜，很难说。说它们是花，我看不太像。无论如何，我写的那一篇，看来看去，既不悦目，闻来闻去，也不悦鼻，没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水，它是烟，它是狼粪的点燃，绝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园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娱而忘忧，只会使人思而忘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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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用说“主旋律诗人”独领风骚的大作了，那基本上是不配做审美批评的。
　　就以郭沫若为例吧。五四时代，郭沫若无疑是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其《女神》一出，即令胡适及其《尝试集》黯然失色。然而，到了50年代，郭沫若不仅江郎才尽，人格也堕落了。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郭沫若一首《咒麻雀》：“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因为今上要“除四害”，四害之中包括麻雀，于是就来“咒麻雀”。不久，麻雀因功大于过，被赦免，《咒麻雀》这首了无情韵倒不乏痞气的打油诗，却白纸黑字留在人间，嘲弄着诅咒者自己。所谓麻雀“气太官”“气太阔”“气太暮”……源自当年破除“三风五气”之说，五气即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娇气。
　　至于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其思想艺术成色究竟如何？看他一首《十年颂歌》就大致了解了。“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1959年，当大跃进失败，大饥荒来临，当彭德怀见“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心忧天下苍生“来年日子怎么过”，在庐山“为人民鼓与呼”的时候，贺诗人却在声嘶力竭地歌唱浮夸风，歌唱土高炉以及人民公社乌托邦，同时，还昧着良心咒骂“右倾分子”。
　　1979年版《贺敬之诗选》自序，有这样两句话：“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是太肤浅，太幼稚了，对我们生活中的矛盾的认识是过于简单，过于天真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容不得人们对于其“幼稚”而“天真”的诗歌的任何质疑呢？世纪末，鄙人才嘀咕一句《桂林山水歌》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载《星星》1999年4月号。]，就遭到贺氏门人的群起围攻，仅重庆《银河系诗刊》1999年10月那一期发表的批毛翰的文章就达12篇之多，让在下不禁想起北朝民歌《木兰辞》：“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所幸近年，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学语文教材的多个版本已不约而同地删除了贺敬之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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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卷入论争的诗作，大多只具史料性，不具经典性。一场场义正词严的诛讨，大多也只与政治闹剧有关，而与学术或艺术无涉。
　　而在当年，几位“主旋律诗人”的主旋律之作，是容不得社会学政治学的任何负面批评的。关于郭沫若、贺敬之的诗，我们就找不到当年国内报刊的只言片语的不敬之辞。就算有人斗胆写了，也没有地方可以刊登。据说，孙绍振先生1957年作为北京大学学生，就写过批评郭沫若诗歌的文章，却只能发表在五五级的墙报《小火星》上。
　　偶尔也有疏漏。孟凡《由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想到的》，就发表到1957年第4期《文艺学习》上去了。孟凡（李庚）还振振有辞：“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被批评的人扣上不适的大帽子，加以辱骂，人身攻击，甚至在文艺批评中讲那些不在文艺批评范围内的事，穿凿附会故入人罪，进行‘围剿’以势压人，实在说，这些办法即使搞出效果来，那也是只能封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的。”然而，搬出鲁迅也没有用，鲁迅活到1957年，怕也是泥菩萨过江。
2009-9-6稿成

（原载《书屋》2009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