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达梅林是谁？是连环画时代的主角，是少数民族的英雄传说，照例会有无数的影视作品、出版物一相情愿地塑造着符合要求和既定想象的民族英雄，概念模糊，细节淡漠，不由分说地涂抹和塑造了我们的记忆。而在郭雪波这样的蒙古族人眼里，嘎达梅林的形象无疑要生动丰满得多，是保卫草原和牧民利益而献出生命的英雄，活在蒙古人的歌声里、口耳相传的故事里，沉淀在血液里。作者因为某种神秘的机缘，沿着英雄的足迹，40年的光阴走来，写就一部为英雄招魂，进而为游牧文明正名的史诗巨著——《青旗·嘎达梅林》。

　　我们今天如何认识英雄？首先第一条，即是要明白英雄并不容易被我们认识，隔着岁月的迷障，许多细节被不知不觉地篡改，历史现场离今日越近，越容易受到现实的影响。因此，要认识英雄，除了情感上的认同之外，还要经过艰苦的打捞，深入重重的史料档案，更要亲力亲为，寻访历史的当事人，收集各种声音，从而破除历史迷障，把正史记载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还原为活生生的“人”，还原历史情境，凸显英雄人物在彼时面对困境、矛盾、艰难，是如何从中突围，最终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的。正是如此，《青旗·嘎达梅林》的作者郭雪波自1968年起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嘎达梅林的故乡达尔罕旗(今通辽市科左中旗)工作，不辞劳苦走访了当年嘎达梅林手下的“炮手”那顺孟和、达林古尔布及嘎达梅林的叔叔、堂弟和侄子，以及几位曾跟随嘎达梅林起义的士兵，甚至神奇般巧遇了原嘎达梅林夫人牡丹。这样厚重而又庞杂的历史堆积起来，沉甸甸压在郭雪波的心里，就为了等待着有一天重见天日。

　　在这部书里，郭雪波告诉我们，嘎达梅林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战神，更不是嗜血如麻的绺子，而是普通蒙古牧民的儿子，为了保卫草原不被开垦，捍卫游牧文明的生命和尊严，才不惜放弃军事梅林职务，拉队伍反抗内外勾结的军阀政府和腐败无能的达尔罕末代王爷，最终壮烈牺牲。小说并没有对嘎达梅林的刻意神化，而是将其恢复原貌。写得忠实而不过于夸张渲染，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在当今，有一些人在作品中狭隘地描写草原民族的性格，将嗜血读解为血性，将丛林时代的征战法则转化为现代社会中可资利用的权谋。殊不知，成吉思汗决非只会攻城略地征服世界的血勇之士，更是有着深谋远虑，体现着草原民族智慧结晶的哲人；蒙古人也并非只有为羸弱的现代人所津津乐道的血性，蒙古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和后来普遍信奉的藏传佛教，为蒙古人的性格增添了复杂多元的因子。蒙古人的天道自然观念、崇敬万物的萨满文化，在草原民族千百年来游牧生活中天然地水乳交融，不止体现在对养育自己的草原的誓死捍卫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上。这部书也自然具有了蒙古族风俗长卷一般的动人魅力。在嘎达梅林的故事里，作者还着力彰显和褒扬了这种崇尚自然万物的萨满教文化的神奇力量，书中不遗余力地描写了萨满孛师铁喜似乎能感应天人万物的神通事迹，在隐姓埋名多年的老铁喜后人老希头那里，也能见到萨满智慧的闪光，老希头神奇的接骨术，即使对在草原上难得一见的兔鹰狼争斗中落败的瞎眼老狼，也寄予了温情和怜悯。这些似乎不经意的描写，由蒙古人的儿子写出，格外贴切动人。

　　在这样的视角下，作者逐步托出为游牧文明正名的良苦用心，在后记中，他说：“草原千万年来之所以叫草原，是因为那里只能是‘草’的原，并非‘农’的原，原因很简单，草原的植被只有一尺左右，下边全是几米深的沙质层，一旦被开垦，头几年还长粮食，往后被翻耕到上边来的沙土就肆虐了，开始沙化，历史证明草原根本就不适宜农耕。”而嘎达梅林当初之所以组织牧民起义反抗，正是因为军阀政府不顾广大牧民的生存权益和草原的命运，企图把放牧的“草地”开垦成农耕的“土地”。嘎达梅林起义和数十年后另一种形式的草原保卫战，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在历史的变幻中对照出人类面对草原时似乎总也无法逃脱的尴尬境地。作者在沉痛之余，将嘎达梅林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归结为一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生存方式的矛盾。这样的思考当然是沉重而犀利的，对照当下的现实，似乎也更有了一层警示的意义。再看书中这一百年来的草原保卫战，两代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为草原的命运鼓与呼，小说的意义也由此凸显，借主人公白尔泰之口，嘎达梅林也由过去的民族英雄，被重新赋予了“生态环境保卫战士”这样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称号。

　　故事的结尾，也许是沉痛了些，可这沉痛落到沉重的现实中却犹嫌不够。沉痛若能引起更多愿意爱护草原的人们的思考，使英雄不止是沦为纸上、渺远的传说里的空洞符号，这沉痛也就是必要的。这大概正是这部《青旗·嘎达梅林》不惜以70万字之功，数十年寻访英雄生前身后事，重塑一个嘎达梅林给世人看的要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