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诗歌”的幽灵化

　　新世纪以来，似乎有个舆论化的声音，“诗歌越来越边缘化”。从某个角度看，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是同时要知道，理解“边缘化”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它的“幽灵化”。作为文体的诗歌，其影响力在减弱，但作为一种审美气质，诗歌其实已像幽灵般渗透在生活中，过去内凝的诗意被分解了。

　　我们看到的是日常生活中“泛诗歌”气质的弥漫化。今天，类诗歌语言和审美气质，已像幽灵般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暂不谈天灾和社会重大事件激起的诗歌热潮)，它们更广泛地在大大小小的广告(特别是房地产、时装、化妆品、饮品、奢侈品等)、短信、电视广播媒体语言、博客、微博、都市广场的标语……甚至在最不可能使用诗，如要求“硬件”的大学生、研究生“求职材料”中，诗歌话语也被镶嵌使用，而且效果良好。网络的普及，更是泛诗歌弥漫的一件大事，网络具有难以想象的高传播性、超强的时效性、无限增容性，种种类诗表述层层叠叠，的确令人膛目结舌。我们终于注意到网络不只是一个载体，同时它会自动改写你所载的内容，它自动暗示你，你的读者可能是怎样的，你会自动按照潜在读者的诉求来写作，就像“格雷欣法则”说的，有时候好的东西可能会被大量的次的淹没，劣品吞噬良品。

　　泛诗歌气质的弥漫化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人们还是需要诗意的，但是也给今天的诗人们提出一个新的考验，就是在诗歌被“幽灵化”分解的情况下，怎样继续提供更深刻锐利的诗与思，摆脱泛诗歌气质对创造力的覆盖，增加现代诗本身独特的魅力、真实，以及对人性内蕴的揭示。

　　不是“美”，而是“活力”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现代诗的标准”，我以为我们就不能长久徘徊在“好不好”“美不美”的问题上。今天，对现代诗来说，更致命的问题肯定已不仅是这些。衡估它的标准时，如果汲汲于“美不美”“好不好”，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陷入泛诗歌气质幽灵化的低水准中。如何在泛诗歌气质覆盖真正的现代诗歌精神的情势下继续精进，我以为我们首先应将写作的“有效性”和“活力”考虑进来。诗写得是否“美”和“好”，长期以来是我们勿需思考只凭习惯就接受的标准；但是，“美”和“好”的作品，今天不一定是有活力的和有效的。

　　如果按照泛诗歌气质幽灵化的低水准来考察当下中国诗坛，美诗、好诗或许并不匮乏。我们在众多诗歌网站、刊物和选本中，会看到如此众多的“诗”在优雅地展示自己。它们从情调到技艺上都没有大毛病，美、和谐、完整，一些类聚化的哲理、一点灵动的感悟、一阵戏剧化的抒情、一缕轻烟似的自我迷恋和哀伤……还有的是矫揉造作地表演零度叙述，或完全抡哪是哪的“美文”能指游走，如此等等，就是它们的基本范式。但是，这些诗是缺乏活力的，无效的，所有的“好”诗都溶解在温吞吞的泛诗歌审美氛围里，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它们对当下生存、生命、语言几乎很少触及。

　　面对这样的“美诗”“好诗”，我宁可认同一些先锋诗人写的与当下历史情境密切相关的粗砺、真实、有热情、有活力也会有闪失的作品。凭我多年的写作经验，所谓的“美诗”“好诗”，在当下中国诗坛的接受语境中，就是那些“无难度”(也就无闪失)的平庸的泛诗歌美文之作。它们是遣兴的，遵循既成的吟弄“规范”的，因此，我宁愿将其称为“有标准却无难度”的泛诗歌幽灵化影响、暗示下的写作。

　　在我看来，现代诗写作的标准，像一条不断后移的地平线，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也没有一个超时间、超历史语境的技艺上的稳定衡估指标。如果我们依赖这种似乎是稳定的标准，我们很可能在另外的意义上被泛诗歌气氛所“体制化”。但是，警惕泛诗歌“体制化”，并不等于说现代诗写作可以信笔胡来。当“优美、和谐”不再是现代诗的圭臬后，继续寻求写作的活力，介入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有效性，对母语可能性的挖掘，就成为诗人追寻的基本意向。

　　现代诗的活力，不仅是一个写作技艺问题，它涉及到诗人对材料的敏识，对求真意志的坚持，对诗歌包容力的自觉——有活力的诗，应有能力处理“非诗”材料，尽可能摆脱“素材洁癖”的诱惑，扩大语境的承载力，使文本成为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活体组织。我之所以谈到“求真意志”，而不是谈“真理”，是因为对诗歌而言，直接处理绝对知识，有可能成为独断论的诗性演示。求真，是作为一种“意志”出现的，它保证了诗人与读者的平等对话、磋商，而不是自诩为真理在握去训诫读者。诗歌的包容力，是指诗中应有鲜活、复杂而内在的经验，容留诗人生命体验中的矛盾因素、逆反因素，使诗歌文本真正于我们的此在生命中扎下根。我认为，像这样能与我们的生存发生本真关联的现代诗，才是“有效”的。

　　米沃什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我的过去是一只蝴蝶愚蠢地跨海航行/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鸡的喉咙”(《没有意义的交谈》)。这是诗人对某种无效写作的省思：一只蝴蝶拥有的只是轻盈和美质，它感动于大海的辽阔，却不知踏上的是一条力不胜任的旅途；而花园是鲜润美丽的，却传出了公鸡被剖开喉咙的扑腾声。这就是诗歌只会捕捉幻美之境和只会空泛地呼唤“曙光”，而缺乏对生存和生命的深切洞识所带来的“天鹅绒般自缢”的后果。

　　蝴蝶和公鸡本身也许没有错，但它们却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不适当的地点。在不期然中，成为淡化批判力度和价值关怀的帮闲者。米沃什后来在《可怜的诗人》中又如此写道：“现在，岁月已改变了我的血液/成千上万的星系在我的肉体内已出生过和死亡/我坐着，一个狡黠而愤怒的诗人/用不洁的斜视的眼神/掂量着手中的这支笔”。今天的诗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存见证的迫切性与写作技艺的迫切性，二者已经不能割裂考察；吹号天使的单纯，变为生存追问者的“狡黠”；比德意义上的直接和“纯洁”，变为反讽的“不洁”与“斜视”。写作和阅读的前提，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重新“掂量”的。

　　在今天，把一首诗写得“美”与“好”，并不困难。把一首诗写得有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活力，才具有真正的难度。如果诗歌只是一种唯美的遣兴、一种自我抚慰的话语迷醉术，那么诗歌史上已有足够多的作品可以满足这个需要。我们之所以在今天继续写作，就是因为泛诗歌气质意义上的“唯美”和“迷醉”，已不再是衡估诗歌成色的可靠标准。活力，是从写作发生学、题材和技艺以及接受效果史的综合效应提出的要求。我以为，对活力和有效性的追寻，是“新诗”之“新”的依据和理由。

　　容留“陌生的投胎者”

　　我注意到，新世纪以来，有一些现代诗人为反对泛诗歌气质的、小资化的唯美遣兴，寻求诗歌真正触及现实生存的活力，而把诗歌写得更为“具体”了。从警惕对泛诗歌气质的依赖这个特定角度说，我认同这种具体。但是，需要细加分辨的是，反对泛诗歌依赖永远不等于放弃诗歌本身的魔力。因此，在我看来，我们还要学会“用具体超越具体”。诗歌源于个体生命的经验，经验具有一定的叙述成分，它是具体的。但是，仅仅意识到具体还是不够使唤的，没有真切的经验不行，但再好的经验细节也不会自动等于艺术的诗歌。一旦进入写作，我们的心智和感官应马上醒来，审视这经验，将之置于想象力的智慧和自足的话语形式的光照之下，有魅力的诗歌既需要准确，但也需要精敏的想象力；语言的箭矢在触及靶心之后，应能有进一步延伸的能力。所谓的诗性，就存在于这种高电荷的想象力的双重延伸之中。

　　我很会心于一个诗论家在谈到菲立普·拉金时说过的一句比喻式的话，大意是拉金那些最成功的表达本真日常经验的诗歌，有百分之八十的可目击性，其余还有我们的目光和语义不能透入、但可以更深打动我们的幽暗成分。在我看来，无论什么类型的诗歌，不仅要呈于象、感于目、达于情，最好还能会于灵(境)，这可能需要诗人自我提醒，为写作中自然而然地出现的那些“陌生的投胎者”留出一定的空间。要知道，生活的力量不能等同于语言的力量，语言的力量也不能等同于生活的力量。诗歌就是要如盐溶水般地发挥二者的力量，缺一不可。

　　诗歌语言要有趣味，有神奇的想象力，有幽默感，有活力，坦率，让人放不下，至少是“读得下去”。诗歌不能太闷、太“面”。无论你是亲乎情、切于事，是智性，是抒情，还是另类式的锋利诙谐，还是所谓奇境式的隐喻等等，前提是都要有诗特殊的劲道或魔力。为什么写诗／读诗？因为它有让我们愉快的、吸引我们本能地趋近的创造性的语言活力。

　　成为“一”，是自知责任重大

　　今天，在泛诗歌语言日渐轻柔化、狭窄化的裹挟中，我以为现代诗人还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使我们的诗能在公共空间和个人生活空间自由地穿逐。过去，我们的诗歌过度强调社会性、历史性，最后压垮了个人空间，这肯定不好。但现在又有一味自恋于私人化叙述中的“我”的大趋势，这同样减缩了诗歌的能量，使诗歌没有了视野，没有文化创造力，甚至还影响到它的语言想象力、摩擦力、推进力的强度。

　　近年来，我一直在谈所谓“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就是想消解这个二元对立，综合处理个人和时代生存的关系。我不是提倡宏观、笼统地处理时代生存，而是希望能紧紧抓住个人生活观感的某些瞬间(包括断裂之点)闪进历史，以一个小吟述点，自然而然(化若无痕)地拎出更博大的生存情境。其实，个人经验应该不是封闭的、现成的、自明的东西，我们读了不少诗，诗人们都想标榜“个我”，但我感到他们这个“我”，写来写去还是类型化的平均数、鸡零狗碎却雷同的“私人化”、一种由不同个人所表达的集体欲望的陈词滥调，很讽刺。我承认现实不可在语言中“还原”，但不等于诗人要自我剥夺诗歌的“现实感”。有效的诗歌应在对个体经验纹理的剖露中，表现出一种在偶然的、细节的、叙述性段落和某种整体的、有机的、历史性引申之间构成的双重视野。所谓举重若轻，是深思熟虑之轻，不是轻浅、轻佻之轻。

　　对诗歌而言，所谓“公共空间”绝不应是以前灌输的远离我们的想象性概念，而是我们个人就在其中。如何在所谓“个人”和“公共”间找到平衡，使诗饱含具体历史语境和个体经验的张力，构筑宽大而又具体真切的视野，对现代诗还是一个考验。如果诗人们脑子一热又回到“宏大抒情”肯定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正像我同样不愿意看到现在诗人们脑子一热结伙“私人写作”。诗人博斯凯说的特别对我胃口，他说，作为诗人个体无疑要追求有分量的“一”，但不要忘了——“成为一，是自知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