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知誉度与诗歌如此密切关连，这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大约非扬州莫属。自从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传颂开来，烟花三月，有如扬州的节日。烟花三月好时光。在这日子里，人们常会想到扬州，似乎好时光就该与扬州联系在一起。

以中国之大，中华文明之悠久，应当说，比扬州更古老的城市多了去，为何独扬州受到诗人的青睐？另一方面，在以诗赋取士的年代，诗是主流文化样式，没有一个读书人不会写诗，没有一个官员不会写诗。也就是说，值得诗人去写的城市很多，有诗歌写作能力的人也很多，为何历史和诗人都选择了扬州而不是其它城市？当我回到这座城市，在街边徘徊，常会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李白与杜牧生在三国时代，他们的笔下写的就不会是扬州了。整个三国时期，广陵（今扬州）为魏、吴两国的边境，彼此争战中，所设郡县已若有若无。史载：魏文帝曹丕黄初六年（225）又亲率舟师入准，十月抵广陵故城，临江阅兵，并写下《至广陵马上作》一诗。曹丕的诗写的是战场、战事，广陵只是一座故城，“抵广陵故城”是史载，“至广陵马上”是诗云，但都证实了彼时的广陵已是被战乱辗成的废墟。

这里，根据历史沿革把广陵作为今扬州的前身，来援引资料。事实上，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均各置扬州。魏国的扬州治所在寿春，辖地为准南、庐江二郡。吴国的扬州治所在建业（今南京），辖有丹阳、会稽等十四郡。这两个扬州都不是今天的扬州，也没有管辖过今天的扬州。梁代殷芸《小说》记载：“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剌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里的上扬州所指其实是建业（今南京）。

上古时期，扬州的涵盖更大。《尚书·禹贡》记载天下分九州，依次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里说到的扬州是一个广大地域的统称，把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乃至广东的一部分都包容在内。

一个无大不大的“扬州”，还有魏、吴两国分置的两个异地的“扬州”，如何坐实到广陵故城，坐实到后来的江南名城、温柔富贵之乡、拥有江南第一名园、诗家争相吟诵、烟花三月的好去处，还有很长一段历史路程要走。

公元400年至公元700年，是决定扬州命运的最关键的三百年。

三国归晋，近百年的战乱暂告平息，广陵在废墟上开始复兴。南朝160 多年，复兴后的广陵，先后遭遇三次大劫难。一是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渡淮河，直逼长江北岸的瓜步，“坏民屋宇及伐蒹苇”准备造筏渡江，攻打刘宋首都建康，军队四处烧杀劫掠，古城广陵首当其冲。这是文字记载中“扬州”遭受的第一次重创。二是公元459年，刘宋王朝兄弟同室操戈，孝武帝杀了异母弟弟坐镇广陵的刘诞还不解恨，迁怒于百姓，下令屠城，广陵居民无论老幼，一律斩杀。经过这两大浩劫，广陵古城繁华荡尽，凄惨荒凉。诗人鲍照过广陵，时创痕犹新，血迹尚在，鲍照目睹惨状，悲从中来，感发而作《芜城赋》。从此，“芜城”便成了“扬州”的特指。鲍照写《芜城赋》后不久，广陵又在候景之乱（548）中再遭屠城，史载：广陵城内的男女老幼，尽被半埋于土中，惨遭集体射杀。广陵因此成为一座空城。

扬州（广陵）的历史转机，始于隋朝（公元581年－公元618年)）。

首先是城市名称的确定。自东晋以降，南北朝期间，广陵多次被易名改治，刘宋改南兖州，北齐改北广州，北周改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直到此时，那个曾是天下九州之一的“扬州”，治所曾分设于建业和寿春两地、与广陵没有丝毫关系的两个不同的“扬州”，这才与自“古邗”、“广陵国”传承至今的扬州，正式挂上钩。这也等于给历史划了一条分界线：隋唐之前的扬州与隋唐以后的扬州不是同一个扬州，而历史上扬州的最鼎盛时期，也在隋唐时期一步步走近。

再看扬州的复兴与繁荣。如果没有隋炀帝和他“轻用民力”开凿的大运河，历史会怎样发展？这不好说。但是，没有这样的前提，就没有扬州作为盛唐富甲天下的国中第一大城市，是确凿无疑的。关于隋炀帝的历史功过，古今多少人作过翻案文章。唐代诗人皮日休就在《汴河怀古》诗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公元584年到610年，26年间，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以京都洛阳为中心，东北抵涿郡，东南至余杭，全长25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宁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农耕时代，水运是经济的命脉。开凿通航后的运河“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对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都起了促进作用。

屡遭战乱却“野火烧不尽”，扬州终于“春风吹又生。”

盛唐时期扬州的繁华，今人是很难想象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今天的人常用国际化大都市来形容城市的规模，唐朝的扬州就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杜甫的“商胡离别下扬州”，以及扬州出土的胡俑与骆驼俑，都佐证了来自波斯和大食（今伊朗与阿拉伯）的外国商人通过丝绸之路东下扬州经商贸易，随着海上交通的不断发达，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日益盛行，而扬州是水路运输的重要枢纽，要想把海外货物运往京城或其它城市，扬州是必经之路。扬州方言中“波斯献宝”的语境，也来自波斯商人在扬州营销西域物产这样一种生活现实。水陆两个通道的对外贸易，促进了扬州的富庶繁荣，唐人曾用“扬一益二”来形容扬州作为全国首富的地位。

这里说的是扬州的富庶与繁荣。从历史的视角，仅仅是富庶与繁荣还不足以说明本文主旨。扬州的最大幸运是在它的兴盛时期，遇上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而中国诗歌鼎盛时期的最优秀的诗人群，与扬州的邂逅，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契机。

据史料记载，有诗为证到过扬州的唐代诗人，知名者有骆宾王、张若虚、孟浩然、祖咏、王昌龄、李颀、李白、高适、刘长卿、韦应物、丁仙芝、李端、孟郊、卢仝、张籍、王播、权德舆、陈羽、刘禹锡、白居易、李绅、徐凝、李德裕、张祜、杜牧、许浑、赵嘏、温庭筠、皮日休、姚合、方干、郑谷、韦庄等，几乎占了唐诗名家的半数以上。杜甫的“商胡离别下扬州”引起他“忆上西陵故驿楼”，似乎说他漫游吴越时经过扬州，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留下诗篇，故把他列在这个名单之外。

这实在让人吃惊。如果说诗人赶趟去的是京城西安，人们就不会奇怪了。西安是当时的首都，是皇城。在以诗赋取士的唐朝，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谁不想仕途进取？有道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越是才高八斗，越想在皇帝老儿面前卖个好价钱。诗人们竟纷纷下扬州，写下众多关于扬州的流传千古的诗篇，恐怕不能单纯从宦游、从城市富庶繁华的角度来理解。毕竟，盛唐时期的富庶繁华是一个整体现象，相比其它一些繁华大城市，为何扬州得天独厚，为众多诗人所青睐？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里有几个因素，似乎缺一不可。太平盛世不用说，扬州地处交通枢纽、富庶繁荣也不用说，中国的近体诗在唐朝迅猛发展并抵达鼎盛时期，这也似乎不用多说，虽然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最根本一点，是唐朝那些最优秀的诗人，怎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扬州，似乎作为一个诗人，不来扬州看看，不写点关于扬州的诗，就够不上诗人这名号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想必还应当有另一些历史文化上的因由罢。

这里需要对诗人做一个说明的，因为唐朝的以诗赋取士的文化环境，读书人没有不会写诗的，读书才能做官，广义上所有官员都可以说是诗人。事实上也确有一些重要诗人同时做着大官。但整体而言，诗人尤其是优秀的诗人，大都仕途失意。李白、杜甫是典型的例子。孟浩然更是如此：“年四十，乃游京师，与张九龄、韩朝宗等达官显宦往还，亦与王维、李白、王昌龄相酬唱。因吟诗为唐玄宗不悦而放还，布衣而终。”

长江之滨，黄鹄矶上，李白写下著名的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以及“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句子，今天已无人不知，成了诗咏扬州中最经典的句子。而且诗题中“之广陵”与诗中“下扬州”是同位词，再不似“骑鹤上扬州”之“扬州”有歧义。

当年李太白写这首送别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今人都不会知道，甚至诗歌文本也不能完全传递出来，或者他已含蓄地说出，读诗人却没有太在意，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把整首诗遮蔽了。整首诗以平白的叙述，起，承，诗绪一转，“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近体诗很讲究起承转合的“转”。孤帆，渐行渐远，远远地，剩下一个影子，最后只剩下蓝天碧空。江水始终流淌，流向天水一色的遥远的天际。这里，诗艺且不说，单说这情绪，绵绵不尽的怅然与落寞，似乎远大于送友时的失落。这时的李白，也许联想起布衣孟浩然的仕途坎坷。李白也许还这么想，孟浩然的诗写这么好，怎么就不能让他去做点“兼济天下”的大事呢？在以诗赋取士的年代里，李白这么想大约也没想错。李白可能还联想到自己的怀才不遇。这大约也是李白喜欢扳倒酒瓮猛喝酒的原因之一吧。酒醒的时候，李白常常会失落，有挫败感。诗在李白那里，与酒为伍，常被用来浇胸中的块垒。从这层意义上，李白的《蜀道难》写的岂止是蜀道，‘难于上青天’的路，通向的也许是帝王家，是他神往的仕途……

这里说到了诗人每每仕途失意。仕途失意并非诗人无意仕途，恰恰相反，诗人都向往做官，在李白所处的时代，“学而优则仕”体现了社会价值取向，是所有读书人的目标，“文章千古事”不错，却是“货与帝王家”才被认为有价值。事实上，李白这首平白如话的诗，所以流传千古，就在于其中绵绵不尽的怅然与落寞，在失意文人心中产生共鸣。

从结果来看，诗人们不能在皇家应差，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却是诗歌的幸事，是文化上的幸事，也是扬州古城的幸事。

诗人生活在时间之中，也大都死于时间之中，只有极少的诗人活在了时间之外。能够活在时间之外的诗人，凤毛麟角。李白、杜甫，还有前面列举的唐诗名家，就是一些活在时间之外的诗人。时间之中的诗人与时间之外的诗人，不是人力可以做选择的，不仅是自己无法选择，别人也不能代替他去选择，多得不能再多的因素，构成他的宿命、他的未来。时间之中的诗人，首先是由各种欲望编织起来的人。时间之中的李白，整天喝酒吟诗，喝酒纯为麻醉自己，吟诗难免发点牢骚。李白不甘心哪！他觉得自己满腹经纶不能去治国平天下，实在是“天生我材”却用的不在地方。时间之外的诗人，生命已经终结，他的那些用心或不用心去写、无用或无不用的诗，竟“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大气候。当年如果让李白“学而优则仕”，做一个大官，给皇帝老儿当差，固然称了他的心，圆了他的梦，作为大诗人的李白也许会死在时间之中吧。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诗人不在皇家应差，对国计民生也未必是坏事，毕竟诗人多不懂经世致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些安邦定国所需的学问，在诗人那里常常缺失。

就这样，一边是以诗赋取士的价值取向，一边是众多仕途无望的诗人，他们不得不离开令他们伤心的京师，寻找一个地方安置他们疲惫的身心。这时，扬州这个温柔富贵之乡，大约是一个很容易想到的去处吧。李白曾先后数次来扬州，他后来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这固然反映李白的豪爽侠义，也说明扬州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还有一点，扬州这地方，落魄的公子委实不少。

遭贬长达23年之久的刘禹锡，从和州被征还京，在扬州与白居易相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他们之间的唱和，诗中留下千古传颂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自况，再加上“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样的首联，失意的心境展现无遗，只能“暂凭杯酒长精神。”

杜牧在扬州做过小吏，担任淮南节度府掌书记之职，据唐人小说，“供职之外，惟以宴游为事”。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和“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也是所有写扬州的诗中传播甚广的句子。杜牧两年后离开扬州在《赠别》一诗中写道：“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留连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仅仅说这些仕途失意的诗人，乐于缠绵于温柔富贵之乡，似乎也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毕竟像苏州、杭州、南京这样一些南方的大城市很多。

那么，唐朝的诗人赶趟一样来扬州，还有没有其它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由呢？

我觉得，鲍照的《芜城赋》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千古伤心《芜城赋》。鲍照笔下，扬州的昔日之盛：“车挂轊，人架肩，廛閈扑地，歌吹沸天。孽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来自他的亲历亲见。鲍照曾作为临川王刘义庆的佐吏，在扬州生活过4年。15年后（459）鲍照再来扬州，刘宋孝武帝屠城的血迹尚在，到处废墟，此时的扬州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两遭兵祸，成了一座空城：“泽葵依井，荒葛罥涂。坛罗虺蜮，阶斗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

鲍照所处的年代距离隋唐不是很远，一个城市在不长的时间内，从极繁华到极破败，再从极破败到极繁华，本身就有吸引人之处。扬州城频遭浩劫，却于兵荒马乱之后顽强地恢复过来。与一些太平城市相比，扬州城的盛衰剧变，包含诸多时运的无奈与人世的沧桑，此乃文人墨客“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的永恒母题，众多诗家来此歌咏、凭吊、追怀，原是很好理解的。

还有三下扬州、最后死于扬州的隋炀帝，应当也是吸引众诗家的一个文化因由。历史上怎样评价这个皇帝另当别论，但这是一个不平庸的皇帝，古今大约没有异议。登基前的杨广（隋炀帝）作为父王隋文帝的兵马大元帅，驻守江都（扬州的避讳之称）十年之久，灭掉陈后主，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登基之后，隋炀帝安定西疆、畅通丝路、开创科举、修通运河、营建东都，从历史的视角去看，这些业绩均堪称有作为的国君之所为。

隋朝距离今天时间久远了，而隋唐隋唐，从唐朝去看隋朝，可是近在咫尺的事儿。隋炀帝在扬州筑的离宫、迷楼，传说迷楼互相连属，回环四合，进入迷楼可能几天都绕不出来。还有那些传说中的靡费奢侈的宫廷生活：“院里的树叶冬天凋落后，就剪彩绢为花，点缀于枝条。池沼中的冰得赶快凿掉，用彩绸剪成莲叶荷花布置在上。”以及他死后葬于扬州雷塘的坟，都是值得后人慕名寻访、凭吊的情节与去处。

隋炀帝与扬州的不解之缘，他的三下扬州，以及在此国灭身亡，每每会让人去想：这扬州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一个有为的国君如此痴迷。

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是一个历史的谜。今天来看，在中国诗歌史上，张若虚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事实上，他差一点就被历史忽略。

张若虚（６６０～７２０），扬州本土人。生平不详，唯知曾任兖州兵曹。与贺知章、张旭、包融齐名，号称“吴中四士”。他比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年龄小10到20岁不等，却比李白年长40岁，比杜甫年长51岁，就是说，当李白还是弱冠少年，杜甫还在地上皮烂泥的时候，张若虚已经写下“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

如果把初唐四杰视作初唐诗人的标志，把李杜视作盛唐诗人的标志，从年龄角度张若虚刚好是中间的一代。他的吃亏在这里，他的厉害也在这里。他不像王杨卢骆，开一代风气，也不像李杜形成高峰。张若虚差点被历史耽误，问题大约就出在这里。他的厉害是有《春江花月夜》的文本在那里，对于诗人而言，诗作才是“硬通货”，虽然初唐名诗人的前排没有他，盛唐名诗人的前排也没有他，当历史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中淘洗出《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的评价，算是对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的盖棺定论。

这里提及张若虚，是我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盛唐诗人有无读到过《春江花月夜》？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盛唐时代的诗人，尤其是名诗人如何评价《春江花月夜》，却是一个疑案。因为，如果当时的诗人或者名家对其有充分的评价，那么，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就不会在唐、宋两个时代默默无闻，事实上，唐、宋两代只是在少数选本中选了张若虚的包括《春江花月夜》在内的两首诗，反过来，如果所有选本都拒选《春江花月夜》，张若虚的名字和他的名作，就将被彻底湮没。我猜想，盛唐时，在诗作艺术价值的判定上，张若虚应当是一个有争议的诗人。争议之一，他的诗作不似初唐四杰那样，对六朝颓靡之文风有针对性的变革，就是说诗学上的变革或革命，来自于开风气之先的那批人，而张若虚只是沿着这条变革之路，写出了日趋成熟的作品。争议之二，盛唐诗歌之盛，建筑于近体诗的文体的成熟，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盛唐名家，他们的诗歌成就都可用近体诗的文体范式来衡量，来作价值评判，而一旦用近体诗的文体范式来衡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很自然就把它放到了另类的卷宗。

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当时的诗人，对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欣赏，我相信，盛唐那些造访扬州的诗人们一定读过张若虚的诗，说不定他们在来扬州的途中，就在想这个扬州藉的诗人以及他笔下的春江花月。

一个地方出了一个有名的诗人，很容易就吸引一批诗人过来，像高邮出了个秦观，就有苏轼、黄庭坚等一批当时的文豪到高邮来聚会。扬州的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会不会也是唐朝诗人来扬州寻访的一个文化方面的因由，故妄言之。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从众心理在起作用。一个城市，既然来过许多名家，它就一定会吸引更多名家，这心理大家都能明白。如果我是李白，一些我喜欢的同辈诗人，都先后到扬州去玩，都写了关于扬州的诗歌，我自然就会去，就会写，这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所以”。

从以上几个方面仔细想一想，唐代的诗人们滚雪球一样，涌到扬州来，其实也不难理解。唐朝以降，宋元明清，直到今日，扬州不仅是文人墨客雅集的名城，也是世界范围的旅游胜地，这里，唐诗所搭建的诗文化背景及其对扬州的历史人文的烘托，无疑是一个重要渊源。

附记：我是高邮人，往大里说，扬州是我家乡。我少年时代的扬州，不仅小，而且破旧，南面，从渡江桥下来，沿一条国庆路向北走，街是老街，两边的街房，虽不破屋倒仓，却处处漏出旧样。走进教场的巷子，像一不小心跨进老上海的棚户区，教场中间的空地，是一个脏兮兮的流着鱼肠子、菜叶帮子腐烂气息的农贸市场。去东关街，是为了看一个棋友，他住在东关街的一个院子里，我们在他家院子里下棋，吃他下的面条。进来出去，看在眼里的也就是一条古旧的小街巷，烟熏火燎的日子有点破败……总而言之，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眼前的扬州衰落得与历史上享有美誉的扬州，已无法相提并论。

奇迹是在近10年出现的。确切的时间边界我一时说不出，不过，近十年时间是扬州大变特变的十年，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第一次来扬州的外地人不知道扬州近年来发展与变迁，他们慕名来扬州观光，看了今天的扬州，无一不翘起大拇指，果然名不虚传！听外地人夸自己的家乡，心里总美滋滋的，不过，我内心总觉得对今天的扬州其实赞得还不够。这些外地人如果也有我少年时的记忆，就知道许多他们称赞之处，并不是那个传说中的扬州，也不是昨天的扬州，今天的扬州比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版图上就要大出几倍。蜀冈西面那一大片，从翠湖阁看出去，那环境，绿化，现代化的建筑群，做得多好呀，真是大手笔！我对那些来扬州的朋友说，你们现在看到的称赞的许多地方，是过去扬州没有的，这些地方过去全是农田，事实上，过去的扬州，一出西门就遍地庄稼。而过去扬州有的东西，不仅都在，且得到发扬光大，比如瘦西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逛瘦西湖，到五亭桥就得止步，今天的瘦西湖不仅“一路楼台直到山”（平山堂），还拓建万花园，从水陆两线把瘦西湖与平山堂两个主要景区连为一体……

最直接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我来扬州挂职生活。这就让我在本地居民和外乡人之间，多出一种视角。因为不是本地居民，有一些日常的生活内容被过滤，就不会单纯以当下的视角来看扬州，我也不像外乡人那样，纯粹旅游观光，大多以历史的视角来看扬州。今天的扬州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又想起盛唐时期的扬州，想起盛唐众多诗家与扬州邂逅，所诞生的特殊的诗文化背景。我相信，在几百年之后乃至更久，当后人续写扬州的历史，跨世纪前后的十来年，新扬州建设者的历史功绩，一定会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