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从一个普通而又贫穷的小村庄讲起，那里是我的故乡，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拂到这片展平的土地上时，我才刚上小学，不懂事的我不知道村子里发生了什么大事，跟着爷爷牵着生产队里的一头老黄马栓在了自家的那棵老榆树上，村口那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钟也被村里的人们摘了下来，剩下了那棵孤伶伶的老槐树，弯着腰默默的望着队长那远去的背影。

那时父亲在公社的一个社办厂上班，当时厂子里的效益还不错，父亲是厂里的会计，也是村上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村上一有大事小情总会来找他帮忙，每每过年的时候几条街的人都会拿着红纸来找父亲写对联，他的毛笔字随之也一年年被人们糊在各家的门框上。

听爷爷说父亲上学的时学习很好，就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家里的姊妹多，他是老大，家里穷，奶奶要带三个叔和三个姑，没法上工挣工分，所以父亲在很早就和爷爷一起扛起了一家沉重的担子。父亲先是在村大队当了几年会计，后到了社办厂上班，每个月的工资要拿出百分之八十到生产队里买工分，因为当时有工分才能分到粮食。

虽然父亲是村里唯一可以挣到钱的人，但因家里的负担过重，家里的每顿饭几乎都是红薯面，高粱面和玉米糠，听爷爷说那个年代经常会饿死人，就连树叶与树皮都被人吃光了。

当我记事了以后爷爷和父亲分家了，几个叔和姑长大了，二叔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复员后分配在县城里，三叔服不下生产队里的劳作去了新疆，父亲托人把小叔送进了公社组建的建筑队，大姑嫁到了十里外的村子，出嫁的那天比我大三岁的哥哥跟去了压箱，父亲和母亲去为大姑送亲，送亲用的车是在生产队借来的马车，车的蓬是用苇席与竹杆搭起来的，前后挂着红色的帘，马的头顶带着红色的大花，其实最乐的要数车把式了，不但可以喝上喜酒，还不耽误挣工分。小男孩压箱是历代传下来的习俗，马车的后面放着两个红漆木箱，里面装着嫁妆和衣服，上面是双铺双盖的新婚被褥，唯一的一件电器是一台收音机了，大姑上车的时候哭个不停，而我也哭闹着要去，奶奶紧紧的把我搂在怀里望着马车渐渐地远去，这是那个年代的乡村。

改革开放初期，村子里的人们纷纷议论着，这喜人的政策会不会变回去，而父亲的担子似乎更重了，为了给二叔结婚，父亲和母亲商量把房子让给二叔，而那天晚上村上又停电了，而我躺在母亲的怀里听着母亲流了一夜的泪。

天刚刚亮，父亲带着锄头上班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什么上班总带着锄头，我家分了四亩大田，还有四亩旱田，我还有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妹妹，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一大早先在地里干活，等快到点时把锄头藏在庄稼地里再去上班，母亲劝父亲别太累了，而父亲总是对母亲说‘‘没事、在厂里我坐办公室可以休息’’。

日子这样过了半年，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我放学回到家一眼就看见了锅里的白面馒头，傻里傻气的问母亲‘‘妈、是不是过年了’’母亲笑着从锅里揭了一个出来递给了我‘‘傻孩子，咱家往后天天都吃白面了，别烫着’’。我一溜烟的拿着馒头跑出了家门。

爷爷奶奶和小叔二姑小姑住在街里的老院子里，几乎我儿时的时光是在奶奶家度过的，父亲把新盖的三间房给了二叔，父亲在村外用土堆成的一间土房成了我的新家，我经常跟着爷爷下地干活，爷爷种了好多麻，等麻收了捆好放进池塘里泡，等不忙的时候再捞出来剥成线麻，打成麻绳拿到集市上卖。

这年夏天的雨下的特别的大，院子里的雨水起了一层泡，爷爷在屋地上剥着麻，那白色的麻杆在我的手里成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奶奶、姑姑还有外姓的几个姑姑在炕上做着针线活，爷爷跟奶奶合计着等麻卖了开个香坊，做香是我太爷传下来的，后来生产队给入社了，我没见过太爷，听奶奶说太爷是让日本人给打死的，我们村就死了太爷一个，隔壁村被日本人杀了一百多人，奶奶说那是村口庙里的菩萨保佑的。

我在地上耍着爷爷剥下来的麻杆，爷爷抽着旱烟，我忽然倒在了地上，就说啥也起不来了，奶奶喊我快点起来，后来把我抱到了炕上，那年我八岁，父亲带着我去过县城几家医院，后来去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城里的小轿车，那段日子经常是在父亲的背上睡着的，那时我不知道我的腿得了什么病，妈妈总是掉眼泪，也许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我的病在北京也没有治好，后来回了老家。

从那以后每天村里的医生都会来到我家为我扎针，光光的两条小腿上扎满了银针，母亲总会给我做些好吃的，哥哥从此经常被母亲打，我的腿扎了半年的针终于好了，又可以上学了，后来才听说我得的是小儿麻痹症，后来那个医生又给村里一个小女孩扎好了腿，我们很幸运，特别想感谢他，但我长大后那个医生得了半身不遂，因我的病父亲瘦了很多，一家人在那间土房里一住就是好几年。

后来爷爷的香坊开张了，是和几家合伙开的，我也成了那里的常客，半间房大的木池子是用来活料的，几个大人光着脚在里面踩，用铁锹活，我只知道原料是锯末，其它那些就不知道了，比我还要高的铁通里装上活好的料，插上杠子转圈的推，螺旋向下的铁塞压出像面条一样香，放在用纱布绷好的木框上，放在太阳下晒，等干了裁成散香，爷爷教了几个徒弟，绑香是一项技术活，用粉色的纸把散香绑好，在打成捆，就可以去卖了，那时候香主要是用来熏蚊子和烧香的。

我经常和奶奶去大姑家还有她的娘家，奶奶不会骑自行车，通常是跟着奶奶走路去，我喜欢去大姑家，因为大姑总会给我几毛钱，跑到公社供销社买小人书，那时的小人书是我最好的宝贝。

我上三年级的那年，家里的豆子丰收了。家里没有牲口，父亲母亲还有哥哥，在场院里拉着石碾子汗流浃背，父亲跟母亲用汗水与辛勤规划着未来规划着幸福。那年家里盖了四间砖房，还买了一头驴，那时候我很淘气，放学后经常在家把驴骗出来，跟母亲说去河边放，然而每次河边的草地都成为我的战场，那头可爱的驴成了我的战马。

从那年冬天开始，我又迷上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电影。村子里的人们有了新的变化，一有老人去世或年轻人结婚，都会请来放映队放电影，而我总会连饭都顾不得吃，被那新鲜的事物而着迷。

时间，岁月的儿子，它带着我的童年，带着我的快乐走进了开放后的春天。

一转眼到了该上五年级了，我的蓝布裤褂已换成了绿色军装上衣，黑裤白袜红塑料底登戎鞋，这一身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而父亲依然是那套洗得发灰的中山服，还有那辆老式二八自行车，上班依然带着那把小了很多的锄头。

我不知到是什么政策，村子里的学校只能读到四年级毕业了，公社也换成了乡，乡里成立了中心小学，我正赶上第一批，父亲跑到县城给我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我为这车还跟哥哥打了一架，因为哥哥一直是骑着小姑的那辆旧车。父亲很疼爱我，从小到大没有打过我一次，可能是因为我从前腿病的原故。

我在等待开学的时间里，我一直练习骑自行车，有些大一点的孩子不扶车把的骑，我也能做到，可这次出意外了，我被车压在了下面，左胳膊骨折了，村子里的一个大人跑到我家告诉了父亲，父亲、母亲还有小姑都来了，父亲没有骂我，我疼的直哭，母亲不停地埋怨着父亲还有那不停的催促。

我被父亲用一辆家里的铁拉车，拉到了十五里外的一个看骨病的地方。父亲一路的拉着车，浑身被汗水湿透了，小姑还有母亲在后面推着，奶奶抱着我坐在车上，我一直在哭，我的胳膊好痛，不大点的手转了一圈。那个土医生又拉有拽，痛的我钻心的疼，后来他用一种黑色的药糊糊涂在我的胳膊上，胳膊就这样用纱布掉了起来，回家的路上父亲拉着车还一直安慰我，母亲则有更多的担忧。

我的骨折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街坊的一句话触动了我的父亲，说老张家的孩子前些日子也是在那里看的病，说给把病给耽误了，最好还是去县医院拍个片子看一看比较好。

第二天，父亲在自行车后架旁绑了两个筐，让我坐在两个筐中间特别稳当，我还跟父亲说你是要去卖猪去啊，父亲笑着说‘‘是要把你这小笨猪卖了去’’。后来县医院的检查吓了父亲一跳，骨头跟骨头之间还有两指宽的距离没对上，医生还叫父亲把那黑色药膏给揭掉，这一下可把父亲难坏了，那药膏早和汗毛结在了一起，只要一揭疼得要命，父亲把我领到了洗手间，一边用凉水冲一边揭，我强忍住疼痛等父亲一点一点的揭完。经历了这次的教训，父亲有很长时间没有让我骑车，一直让哥哥带着我上学。

随着我的年纪慢慢长大，父亲的脸上也出现了皱纹，爷爷的腰也弯了。随着商店里的卫生蚊香的上市，爷爷香坊的香也慢慢的失去了销路，这几年小叔二姑还有小姑也成家了，爷爷还是跟着小叔过，在村里卖起了豆腐。

我和哥哥读满了初中都去了城里打工，父亲的工厂也随着时代的潮流分散了，原因是没了大锅饭和铁饭碗，这一切走到了八十年代末。

父亲为了给哥哥盖房和母亲在村东烧了一窑蓝砖，买了一块地皮准备给哥哥盖房，那一年父亲老了很多。我先到了建筑队干了两年土建，后来到了北京朝阳区一副食商场上班，那时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学习写作，还认识了一个作家，我称呼她叫大姑，那条街上的人经常找我写诗歌，大家都和我很熟，况且每周还有一天休息可以回家看一看，生活自然也充满了快乐。

在北京的日子里坐车才五分钱，到终点才两毛，那时三环路上的车很少，大部分是货车。吃早点要粮票，买肉要肉票，我的工资不多，经常买点心渣吃，因为它不要粮票。到了八九年城里很乱，我和几个老乡租了一辆车回了老家，当时长途车已经不通了。

那年父亲买了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我高兴的一连看了好几天，哥哥也回了老家。

第二年家里盖起了五间房，哥哥的亲事也定了。可爷爷却找了我的父亲，爷爷病了，常年抽烟的爷爷肺部得了病，说与小婶闹不和想搬过来住，父亲找到奶奶和小叔商量，那年父亲和小叔吵了架，固执的奶奶要和小叔过，爷爷就一个人搬到了我家。

地里的小麦熟了，一片金黄，爷爷的病，经过半年的治疗好多了，爷爷说主要是气的。父亲又和往年一样在场院的空地上洒水，铺上麦草杆套上了家里的那头驴开始了杠场，准备着今年的大丰收。

今年小麦的收割，是用村里姓刘家新买的拖拉机型收割机收割的，我和哥哥逃过了往年用镰刀收割小麦的辛苦。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场院里的麦秆，父亲用叉子不停的翻着麦秆，汗滴答滴答的淌。从那年开始小型拖拉机走进了牛耕人种的田野。

爷爷的病复发了，他病得很厉害，父亲叫我去小叔家喊奶奶，他去了医生家。奶奶看着爷爷的面容，泪水慢慢的淌，我的心跟着碎了，那年我十八岁，二叔来了，三个姑也来了，爷爷总想说些什么，可他怎么也说不出话来，父亲问他，‘‘你是不是想老三啊’’，爷爷吃力的点了点头。

医生跟父亲说爷爷没有几天了，我不断的把好吃的放进爷爷的嘴里，可他却没有吃进一点儿，父亲给远在新疆的三叔发了电报，还带着我和二叔在村东买了两棵很粗的柳树，父亲说柳木棺材不爱烂，你爷爷一定满意。

天空下了一夜的雪，一大早人们还是照旧各自清扫着自家房上的积雪，干枯的树枝上麻雀不停地在叫，我站在房顶上双手团起一个雪弹，打向了麻雀，一整群麻雀哄的一下飞走了，留下了那些摇动的空树枝。

那天深夜，爷爷走了，走到时候他的腰还一直弯着，等三叔回来的时候爷爷已走了好几天了，父亲显得很疲劳，还大病了一场。

第二年哥哥成家了，我也多了一个小侄子，当上爷爷的父亲显得精力特别充沛，总是笑不拢嘴，就连干活嘴里还唱着小调。我依然在那家商场上班，也交上了女朋友，她的老家在重庆，人特别勤快。

随着市场的开放，经济的流通，粮票取消了，北京的街上从此多了许多自由市场，大量的农民涌进了北京，商场倒闭了，菜站解体了，所有的票证退出了生活的舞台，我也随之失业了。

九二年的春天我组建了新家，也就在同一年，父亲给我和哥哥分家了，先后我去过很多城市，随之家里添置了拖拉机等现代化耕种工具，日子一天天的起着变化，生活也越来越香醇美好。我和妻子不经常回家，我的女儿也一直由父母给带着，远在异乡打工的我有着很多的无奈，这几年我缺少对女儿的教育，对父母的关心，家里的一切一直落在父亲的肩上。

两千年的春天，我和父亲商量翻盖家里的那几间老房，父亲同意了，他很高兴，在他的目光中我得到了肯定，我长大了。那年的政策像我这样的情况可以申请到二胎指标，在母亲的期盼下媳妇生下了一个男孩，依然留在了老家由父母照看。

修房子的那年我的积蓄基本花光，生活变得有些拘谨，为让这个家尽快富裕起来，我开始了经商之路，妻子依然过着打工的生活，父亲养了十几只羊，种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地，守候着家中那片幸福的天。

我经商的这几年没如我愿，反而拖累了妻子和父亲，我还欠了外债，沉重的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父亲的身体慢慢地变老了，干一些重体力活有些吃不消了，我经常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更高的山，让父亲歇一歇。

二零零六年，我重返打工的大军，走进了工厂的大门。父亲在离家最近的那块旱地上栽满了果树，说等干不了的时候好有个进兴，幼小的儿子上学了，接送的任务依然落在了父亲的肩上，父亲的生活虽然节俭，但日子却是苦中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