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一直保持着中国历史一项空前绝后的纪录：一人而三史有传（《宋书》、《晋书》、《南史》）

　　—— 题记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  

　　《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    稚子候门图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自由是普世价值中最可宝贵的元素，这话有很多人说过。但是，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叶公好龙。为了自由，不要说爱情、生命，就是功名、利禄，都下不了抛弃的决心。像晋人陶渊明那样，弃官回乡，“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古往今来，屈指可数。

　　陶渊明一直保持着中国历史一项空前绝后的纪录：一人而三史有传（《宋书》、《晋书》、《南史》），三部正史都将陶渊明收在《隐逸传》中；锺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者藏也，隐藏形迹才能；逸者，逃也，逃离世俗束缚。所谓隐逸，其实就是逃离名缰利锁的束缚，过一种相对自由惬意的生活。

　　陶渊明的不朽事业，固然是立言，诗文做得好。但是，根源在于他做到了：为自由，抛弃利禄。生活虽然清贫、艰苦，但是他能从中得到快乐，并将这种快乐形诸笔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渊明的自由，包括身心两个方面。《归去来兮辞》说自己出去做官，是“心为形役”。自然，辞官回家则是迷途知返。因人生短暂，而发出“……寓形宇内复几时，奚不委心任去留”的感叹。

　　陶渊明的自由境界，具体表现为对物质条件、贵贱礼节、生活常识等的超越。《宋史·隐逸传》：“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陶渊明有脚疾，平时出门让一门生二儿子抬着篮舆（滑竿之类东西吧）。应江州刺史王弘之邀，坐在篮舆中，跟刺史的豪华大轿同行，一路之上，谈笑风生，没看出他有丝毫羡慕豪华轿子的神色。这是对物质条件的超越。亲戚朋友，摆酒招待，陶渊明“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到陶家拜访之人，不论贵贱，只要他家里有酒，一定设席招待。如果是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江州刺史檀道济馈赠他美食佳肴，陶渊明并不待见，“麾而去之”。刺史王弘，趁其饮酒之际，认识陶渊明。见陶渊明光着双脚，便让属下给他制双鞋子穿。王弘属下要量一下他的脚，陶渊明就在座席上伸出双脚，让他们量去。这是对贵贱礼节的超越。有一次，陶渊明当着衙门军官的面，取下头上的葛巾过滤刚酿熟的酒。过滤完后，又把葛巾戴回头上。这是对生活常识的超越。

　　陶渊明的自由境界，不是天生的，也曾有过一个反复、权衡的过程。《宋史·隐逸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督邮之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之所以出现反复、需要权衡，那是因为，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

　　陶渊明自由境界的形成，是经历过痛苦的。在给他孩子们的书信中，有“……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幼而饥寒”几句话，可以看出，陶渊明的隐逸，带有避祸目的。众所周知，他所生活的晋代，有如苏轼的《读<晋史>》诗所言，“中原岂是无豪杰，天遣群雄杀晋人”。司马氏的晋朝，对士大夫阶层而言，是严重缺乏人身安全的黑暗时代。生前好友颜延之，有“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陶征士诔》）的说法；梁萧统还有“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陶渊明传》）的说法；萧统《陶渊明集序》还说，“…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可见，陶渊明的隐逸，是有一些不得已原因的。

　　无论有着怎样的隐情，需要克服怎样的困难，陶渊明毕竟还是过上了他选择的自由生活。他的自由生活，看起来的确有不少的乐趣。

　　乐趣来自多种爱好。首先是饮酒的爱好。做彭泽县令期间，公田悉令种秫稻（出糯米，可酿酒）。陶渊明说，只要有酒喝，就万事大吉了。他妻子儿女坚持要种些秔稻（出粳米），以免全家老小跟着陶渊明饿肚子，这才决定，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王弘想要认识陶渊明，可是请他不动。无奈之下，请陶渊明老朋友庞通之携带酒菜器具，等候在陶渊明去庐山游玩的半道栗里，邀他饮酒。然后，王弘再出现在陶渊明面前。陶渊明这时也愿意见他，不以为怪。好朋友颜延之，一次送给他二万钱，“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一帮僧俗在庐山上结了个社——莲社，给他发请柬，陶渊明回答：“若许饮酒则往。”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跟饮酒有关的诗，都可以证明，陶渊明的酒瘾是很大的。陶渊明的生活离不开酒，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止酒》）。

　　其次是读书写作的爱好。《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说：“……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晋书》本传“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都可以说明，陶渊明是很喜欢读书、写作诗文的人。《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陶渊明读书，是文学家的读书，不是学者的读书，写作则是言志、遣闷式的写作。

　　再次是欣赏自然情趣的爱好。在给他孩子们的一封书信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而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又作“飒”）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有意思的是，陶渊明虽然喜欢自然情趣，但他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晋书》说他“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陶渊明虽然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鼻祖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写什么名胜的篇什。《游斜川》是陶集中难得一见的逛景诗，但是，斜川并非著名景点。可能有人会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有名的写景诗句。我怀疑，这两句诗，作者其实是心不在景物。萧统《陶渊明传》：“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原来，陶渊明惦记的是酒。重阳日，怎能无酒呢。

　　此外，陶渊明还有一种特别的爱好：抚琴。抚琴并不特别，特别的是他不懂音律，是他所抚之琴并无弦子。多种文献记载，陶渊明不解音声，但是他收藏了一张素琴，没有弦。每次喝酒喝得痛快了，就通过“抚摸”素琴表达感情，自称“但解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由上述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陶渊明就是一宅男。鉴于他有淡泊的性情、超凡的境界、绝美的文辞，不妨称之为伟大的宅男。他的幸福生活，就是宅在乡村家中。诗意地栖居着。对此，《归去来兮辞》中有所描写，“引壶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游，鸟倦飞而知还”，“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之类。

　　如今，吾辈虽也是一宅男，却只能宅在都市的水泥框里胡思乱想，陶翁的生活，吾辈唯在梦中追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