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儿童节期间，《亲亲我》是惟一一部在各院线上映的国产儿童电影。上海联和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透露，今年儿童片上映的数量比往年都要少，主要是因为片源数量不够。“都说是迫于《功夫熊猫2》的压力，但这不能怪影院，是片方拿不出优质的电影。”《功夫熊猫2》则来势汹汹，目前为止在全球已经拿下4亿票房。回想中国电影金鸡奖历届评选，就分别在第二届(1992年)、第八届(1988年)、第十五届(1995年)、第二十届(2000年)、第二十一届(2001年)、第二十三届(2003年)、第二十五届(2005年)出现“最佳儿童片”奖项的空缺。我们从这份时间表上不难发现，到了21世纪，“最佳儿童片”的空缺变得极为频繁，这也就意味着，没有“最佳”，也就没有比较的范畴，没有比较，也就没有什么关注的兴趣和动力，儿童电影似乎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没有它，电影评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遗憾。

　　什么是儿童电影？

　　“儿童电影”一词虽然被人们广为使用，但它的界定一直众说纷纭。金鸡奖“最佳儿童片”的空缺，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儿童电影的定义颇为烦琐复杂，从而导致了票数的分散和分析的偏离。如果不清楚什么是儿童电影，那么我们就很难继续阐述它的问题与困境。一般来说，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儿童电影，包括儿童故事片、儿童纪录片、科教片、动画片(美术片)。狭义的儿童电影，指长期以来在中国电影语境中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性习惯用语的“儿童故事片”。

　　《电影艺术词典》对儿童片的解释为：“为少年儿童拍摄的故事片。即从培育儿童的需要出发，从儿童本身的精神需要出发而拍摄的、适合于他们的欣赏特点和理解能力的影片。这种影片的创作，一般都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和智力特点，从选材、构思到艺术表现的整个过程，都注意作品有益于儿童，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并为他们所乐于接受，儿童片的‘儿童’，不是指题材范围，而是指服务对象。”这个解释偏重于强调儿童电影题材的丰富性与广阔性，但是对此类电影的特殊性有所忽视。

　　专注于儿童电影研究的郑欢欢为儿童电影下的定义为：首先，儿童电影是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强调儿童电影具有“通过电影影像的方式表达儿童世界的媒介特性”；其次，儿童电影是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强调儿童电影具有“以适合儿童审美的方式表现儿童精神世界本质”的儿童本位特征。这一解释重点强调了儿童电影具有儿童本位与影像表达相结合的特殊性。

　　“童牛奖”对儿童片的界定提出了三条标准：为儿童拍摄；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主；为儿童所接受。这些标准也考虑到了儿童电影领域的一些惯例，比如儿童视点的影片也会被划入儿童电影之中，《城南旧事》就是一个例证。同时我们也该看到，我国的儿童电影常带有“政府支持的公益文化事业”性质，而有时“公益”的头衔就代表着毫无经济收益的努力。

　　笔者认为，可以从广义的儿童电影定义来界定它的领域，同时关注儿童电影题材的丰富性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做到目的、内容、接受以儿童为中心，并应该能够被大部分人群所喜闻乐见。但定义的问题，只不过是一小步正本清源的工作。导演冯小宁说：“儿童片的范畴，没有人下过什么框框。我们可将有利于青少年进步成长的影片都作为儿童片的可及范围。既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何必作茧自缚。对这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不必多论，留给后人去定论。我们当代人更重要的不是动嘴，而是动手，多实践，再有发言权。”电影市场上多出现一些儿童电影，特别是好的儿童电影，才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国产儿童片：平庸粗糙是通病

　　实际上国产儿童电影并不少：2004年16部，2005年26部，2006到2008年连续三年50部左右。儿童电影的创作数量不断飙升，从2005年开始，儿童电影已经占国产故事片生产比例的10%以上。然而影片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并不尽如人意。

　　质量的薄弱重点表现在电影创作内容与创新理念的衰退。国内的儿童电影常常带着一种励志的套路，孩子们很容易对这种失败—奋斗—成功的模式化倾向感到厌倦；而励志的模式之外，就是科学普及或生存斗争模式，孩子们要么被教育上几个钟头，要么根据食物链的上下环节观赏千篇一律的追捕—反追捕。动画电影《宝莲灯》已经是一次突破，但是与同时期的国外动画电影《花木兰》《人猿泰山》相比，还是在情节、画风、形象等方面都逊色很多。21世纪以来国内最火的儿童动画电影大概莫过于“喜羊羊和灰太狼”系列，不过细心的观众依然可以发现，本系列片子的画面类似Flash，人物显得非常平面和僵硬，甚至在构思上，也说不上有多少新意和创见。《动物村有个小英豪》同样是讲动物村里面的各种故事，反面角色也是一只狼，但画风细腻，人物形象美好可爱，故事情节幽默风趣，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播出。

　　在真人电影领域，国内的儿童电影显得过于成人化，镜头往往是从成人的角度来调度，内容也常常说教意味很重。相比而言，法国阿莫里斯导演的《红气球》将童年的寂寞与抚慰渲染得克制而饱满。主角是一个拟人化的“红气球”，它就像一个调皮而忠诚的小孩子，和一个孤独的小男孩结成朋友。当它被一个坏孩子踏破，那一刻从巴黎各个角落里飞出无数的红气球，飞到小男孩身边，载着他徐徐上升。这部电影获得了1956年的金棕榈奖，影片只有40分钟，但是它把儿童的梦幻与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甚至有的影评人认为“再没有人敢表现红色的气球”。伊朗导演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突出了儿童之间友谊的真挚，内容十分简单，就是一个同学之间拿错作业本的琐事，导演却将两个孩子的心理表现得十分精准传神，特别是主人公的纯真与执拗，与成人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影片中土坯房屋、青幽山岭、夕阳下唠叨的老祖父，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两部片子在表现儿童心态上都非常深入和成功。

　　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总结说，在表现生活上，国外儿童片的本质力度更大，艺术表现力更强；在还原少年儿童的生存环境上，国外儿童片更深刻，似乎从来没有回避什么，忌讳什么；在成人与孩子们的关系上，国外儿童片侧重于成长下的磨炼，中国侧重于爱的名义下的呵护；国外儿童片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诗性与情趣也别开生面、非常清新，常常小中见大、见微知著，给人以较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几代人来说，《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九色鹿》是他们永远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这些经典的儿童动画片的传统，如今却并未成为儿童电影和动画的有效资源。如果我们的水墨动画足以与任何好莱坞动画相媲美，但水墨动画之后，我们的电影、动画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去的东西，技术层面也落后西方十几年。电影版《奥特曼》片方的负责人表示，奥特曼在日本能流行40多年，是因为抓往了两大因素，高科技、打斗场面等商业元素极好的故事内核，“奥特曼的核心是爱、缘分和希望，这对小孩子有益，家长也欢迎”。这位负责人认为，国产儿童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讲故事的能力不强，“创作者往往不懂得抓住儿童的兴趣点，对于儿童的教育都停留在表面”。国产儿童电影的通病是：情节被故意幼稚化，禁区设置过多，画风比较粗糙，形象设计呆板，更致命的问题是缺乏想象力，没有文化的承载。没有了文化的承载，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看电影难，做电影更难

　　孩子们几乎没有机会在影院看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电影。儿童电影的数量不少，可是孩子们并没有看到它们。这固然是由于优秀的影片太少，大部分儿童片拍完之后就被封存入库，根本没有进院线的机会。对于片源不足的现象，有业内人士表示：拍儿童片不赚钱，2009年虽然有《男生贾里新传》《熊猫回家路》等多部儿童片扎堆上映，但真正赚钱的很少，“给孩子看的电影，一般没有大明星、大导演，市场营销很难做，这是儿童片市场先天不足的问题，这需要培养。但现在的市场又很功利，希望快速见到回报，所以愿意拍儿童片的片方并不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电影的投资方由单一走向多元，投资动机也开始变得复杂，由于投拍儿童电影为低成本运作，儿童题材和政策优惠也就成为获取利润的渠道，有的投资方根本不在乎电影能否公映。在这种动机之下，儿童电影的质量很难有所保证，孩子们也就更难见到儿童电影的身影。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国产儿童片长期享受政府特殊优惠政策，一直缺乏强劲的市场运作能力。儿童电影制作成音像制品的比例非常小，而且大多数也无法进入主流院线，只能进入二级电影市场或者校园院线放映。儿童电影的衍生品也微乎其微。

　　国内电影市场正在迎来它的“最好的时代”，去年年末上映的《让子弹飞》赢得7个亿的票房，证明好电影可以做到“叫好与卖座”兼得。而国产儿童电影却因质量不高导致了孩子们观影难的问题，观影难的状况又会限制一大批有志于创作儿童电影的人们的热情，而缺乏热情又动机不纯的创作者，难以创作出优秀的儿童电影。儿童电影面临难得的市场机会却依然在惨淡经营，也许只有走出这样的怪圈，国产儿童电影才有希望。

　　国产儿童电影的惨淡经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国儿童电影自身的艺术探索不足，在电影整体格局中未能有合理定位。虽然国内儿童电影的发展受到很多外在条件的制约，但内在原因应该是它处境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儿童电影艺术探索也相当有限，它的发展与进步只是相对的，其与世界同类电影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二是国产儿童电影缺乏相对稳定的创作团体。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电影编剧身份合一的张之路，形容自己是“孤军深入，没有军友”。对于某一个艺术领域的喜爱或偏离，其实是创作者个人的生命选择，但我们不得不面对儿童电影领域人才缺乏的现实，从编剧到导演等各种行当，都需要有热爱这一事业的人们加入。我们也要警惕入行者的两种极端心态——困难或简单，这样的心态会导致儿童电影出现混乱或者幼稚化的现象。

　　三是国外同类影片提高了观众的审美期待，给我国儿童电影创作带来很大压力。像秀兰·邓波儿主演的《亮眼睛》《小叛逆》、塔可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特吕弗的《四百下》、古宾科的《受伤的小鸟》、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加上迪士尼、梦工厂、华纳出品的动画，可以说塑造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这些影片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也是潜移默化的，它们使观众的胃口习惯于西方儿童电影的模式，并很容易接受“非西方的”就是“不好看的”这样的信条。

　　四是市场化不充分，未能启用有效的商业经营运作模式。儿童电影领域内的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几大动画公司的竞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美国的迪士尼、梦工厂、福克斯公司、哥伦比亚公司、华纳公司、索尼公司、派拉蒙公司以及日本的吉卜力工作室均在进行市场调度和战略改革。尤其在新世纪，宽带互联网、无线电话网络和点播式视频等新型内容分销渠道发展迅猛，各种新的电子设备正在普及，这些变化将会对从电视、无线广播再到音乐和电影等整个媒体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国产儿童电影应该抓住这一契机，找准市场准入口，实现自身的转轨和突破。

　　“狼”来了，我们不怕

　　1928年，华特·迪士尼就已经有意识地把动画影片推向了一个高度，他认为需要有“真正的表演”的动画片。在罗斯福颁布新政的时候，迪士尼适时地推出了《三只小猪》，故事中描写懒惰的小猪被大灰狼吃掉，而勤劳的小猪由于盖了一栋砖石房子，得免于难。片中的歌曲唱道：谁怕那只大恶狼？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这种积极乐观的基调感动了很多美国人，影片意味着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意味着人们有魄力和决心来迎接暂时的困难。同样，面对国产儿童电影的困难，我们也应该积极努力，探索发展之路——

　　创作形式的全面突破。技术与故事、形势与内容应该体现出天衣无缝的均衡感，各种表现形式从单纯手绘动画到陶土模型、CG、3D技术，都可以加以使用或综合。比如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出品的《千与千寻》《龙猫》以及《我的邻居山田君》，以明快简单的线条勾勒出生动的人物，人物在一颦一笑之间，无不极尽其趣，而且单纯温馨的故事，用手绘线条来表现再合适不过，它恰如其分地以极简手法来透视丰富的实实在在的生活。

　　传统与创新的统一。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接续了百老汇歌舞片的余韵，在新时期又加入了流行音乐配戏的元素，像《阿拉丁神灯》的主题曲、《狮子王》的主题曲、《人猿泰山》的主题曲，都十分震撼人心、朗朗上口。我国的水墨动画资源非常丰富，更应该加以挖掘和利用，同时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应该得到创作者的重视，在全球化的时代，制作美国口味的儿童电影，是永远难以超越美国的，而且一个其命维新的中国，也不应该在模糊的背景里被默默抹去。

　　取材世界，广泛吸收各国文化资源。比如1998年的迪士尼动画影片《花木兰》以虚实结合的手法、夸张的东方构图与含蓄的东方音乐，使中国风韵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惊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人观察到的东方文化，隐藏着一种奇观化的误读与曲解；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他们对各国文化的挖掘与解读，充满了本国文化视野上的信心与自豪，从而使本国的文化走向了世界。梦工厂与派拉蒙的《功夫熊猫》，也充满了中国元素，亭台楼阁、剪纸皮影、筷子馒头都铺满了屏幕。最近迪士尼宣布投资8000万美元开拍《宝玉》，故事取材于《红楼梦》，这对我们来说，显然又是一个他乡与故乡混杂的悖论。

　　品牌战略。迪士尼公司让米老鼠成为杂志、服装、网站等多种文化产品的形象代表，使得米老鼠成为一个不断增加附加值的延伸链条。米老鼠为什么这么受人欢迎呢？华特说：“米奇是个好人，从不使坏心眼儿。他常身陷困境，但总能化险为夷，而且面带笑容……米老鼠虽然小，却有着和卓别林一样的想法——虽然是小人物，也要尽力而为。”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早期动画里米老鼠吸烟、搞恶作剧的画面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小精灵形象。形象的塑造与商业的开发一道，拧成一股品牌战略的绳子，这是非常值得学习借鉴的。

　　影像有着儿童成长无法代替的力量。著名导演崔嵬就认为，电影的情绪感染力对儿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学作品。我们虽然不能如此比较，但电影也是文化与文明的标志之一，有时候一部电影的意蕴，比教科书和文件来，更容易让孩子们理解和接受。儿童电影既是儿童的，也是成人的，更是全人类的。我们期待着银幕上的光影流转，给中国少年儿童一个美好绚烂的童年。（荣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