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拱了几十年的桥总算把它的背脊放平。这是一项惠民工程。笔直宽阔的桥面与路面衔接得天衣无缝。桥像手掌将两条老死不相往来的路握起来。它一步跨过一条波澜壮阔的河，就像我小时候跨过一条沟渠一样轻快。桥用肢体语言告诉我它是梯形的，它是路的逗点，是缓冲，是可以停车远眺的风景。如今它进化成直线。桥堍已被设计者简化，或者说抛弃。汽车与行人不能容忍桥堍的存在。

      世界上本没有桥。人的路走得太多，把一条路走尽了还想着去走另外一条路，于是便有了桥；桥走多了，走出了经验，走出了窍门，桥开始演变成路。当桥成了路时，江南小镇的背影也慢慢模糊。

      有多少人会去关心一座桥的前世今生？我在这个小镇上白活了三十年，到现在还叫不出这座桥的名字。桥下的河叫“赛马港”。河面上船儿能“赛马”，可见其宽。滔滔的河水日夜不息地流向更宽广的河流。桥堍旁是码头。一艘艘轮船满载着湖砂、石子、八五砖，从远方驶来停泊在码头上。货物到了需要装卸，一项职业应运而生。他们是一群脚夫，在吾乡俗称“打野鸡”、“野鸡队”。他们与广泛的性工作者拥有相同的称号，一样地靠身体、力气、青春吃饭。做野鸡而能成队伍、成规模，不简单，近乎无敌。事实上的确如此，看了脚夫们的劳作场面你一定会惊叹水乡男人的威武雄壮。
　　

      脚夫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肌肉虬结，背宽脚粗，孔武有力。有的常年做跑码头生意，有的只在农闲时才出来帮衬生计。一辆大号脚踏车、一对簸箕、一根扁担就是他们的全部吃饭家当。他们一身短打装扮，脚穿黄跑鞋，颈脖子上挂一条破毛巾，日则集聚桥顶，夜则各归其家。这座桥是他们的根据地。有货船来时，雇主便去桥头点兵，挑中的多数是老熟生意。船靠了岸，放下几块跳板，船家喊声“开工啦”，脚夫们挑着空簸箕上船去装货。每次负重都要在百斤以上。扁担搁在肩上，常年累月地摩擦，长出一个硬且厚的肉垫来，驼峰似的，里面贮满艰苦岁月的磨难与历练。脚夫们扛着扁担，半低了头看着脚下，两手前后搭着扁担上的麻绳防止簸箕转动、晃荡，嘴里哼着“吭呦——吭呦——”的调子，起脚从溻水的船舷走到跳板上。狭长的跳板富有弹性，吃重后像琴弦似地抖动。脚夫们控制着步伐既稳且慢地走过跳板。上了岸才放开手脚，甩开步子如飞地往货场去。卸完货，有监工在旁记账，和记选票一样在各自姓名下面写“正”字。一个“正”字有五笔，笔数即代表次数，通俗易懂。几个来回后脚夫们汗如雨注，浑身湿透，破毛巾绞得出水来。到太阳落山歇工时分，身上的汗水早已流尽，留下两颊簌簌的盐霜。算好工钱，疲累地骑着脚踏车回家。家里的女人开始做晚饭了，远远看见自家屋脊上升起炊烟。

      桥上的脚夫们并不只做挑脚担。有时码头没生意，他们也会去为种田大户插秧打药、割稻刈麦；或者去建筑工地打散工；偶尔有钱人家办喜事，贵亲戚里无人帮忙，主家便去桥头叫几个脚夫来“抬板君”（跑堂）。这些工作相对挑脚担来说省力许多，而且东家除了付工钱外还管饭，有的还管烟酒。总之，脚夫们只要是卖力气的活都情愿去干。

      从事脚夫的职业无需本钱、技术，需要的只是力气。无疑，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仿佛并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列。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辛，所得却是那样的少，勉强一家糊口。如今陆路交通发达，已经很少有货物走水上了；加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脚夫这项古老的职业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可是，脚夫们努筋拔力的劳作场面却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在我觉着，他们身份卑微但精神却闪烁着无比的辉煌。在他们身上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犟劲，有一种勇于与贫困生活相抗的豪气。脚夫们就是这样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改造生命。

      劳动，无论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永远是最光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