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遵义归来，虽然身体已脱离那片土地，但心依旧处在那个特殊的、不同于京城的氛围里。她叮嘱着我，警示着我，让我不安和奋进。作为一名文学老兵，我用红色的历史和革命诉求一再审视、打量自己，今后该怎么写？文化传统乃至诗歌传统该怎样继承？又如何创新？才会使我们笔下的诗跟上时代的节拍，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成为激励心灵、抚慰心灵的良药，这些是我当下的思考。

　　首先我想到，文学只创造一种营养——高尚，只此一种。文学的高尚品格，我以为是一个千古不衰的传统。这个高尚品格所涵盖的引领精神、启悟精神、真善美精神，以及正义、怜悯、博爱、施善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传统。我们不论身处何种时代，只要有人类生存，文学的这种营养不可缺失。即便在当下，物质丰富了，生活现代化了，不应有“神马都是浮云”的消极和不屑，更不应该被物欲所俘虏。让人们有尊严地生活，充满希望地生活，奋发地生话，也许是文学的责任。

　　可是在当下，在主流文学取得大众认同的情况下，还有不少问题存在着，比如低俗的、缺少积极向上格调的垃圾作品，充斥我们的耳目。网络文学的出现对大众无疑是个开放性的牧场，但使文化统领失控，大量低级的、搞怪的、不好的东西侵入，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诗歌领域，吵得最厉害的声音，就是不景气，没人看，发行量下降，饿死诗人，还有以“下半身”写作为标榜，企图突出重围的。总之，乱象纷呈，莫衷一是。

　　我以为诗歌之所以出现这种种现象，根本的问题是轻视了诗歌的美学传统。校正我们视听、校正我们枪的准星的，惟有对传统的敬畏和创新，别无他路可走。前不久，我在《也谈“大诗歌”和“意义化”写作》中谈到这个问题。这个命题的提出似乎不是新概念，它是诗歌品质在当下的另一种提升和明示。之所以提出“大诗歌”和“意义化”写作，无非是想振奋一下诗人精神，从边缘化抽身，回归到传统的诗歌精神上来。

　　事情还要回到本源去。

　　重塑诗人角色。何谓诗人？智利诗人聂鲁达说：“诗人就是每天送给我们面包的人。”诗人是美的创造者，是正义的化身。诗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是为苦难走向光明而活着的人。英国的浮尔滋说：“诗人，论其本质，是意义和秩序的捍卫者。”法国作家雨果对诗人的诠释是这样的，他说：“诗人只应有一个模范，那就是自然；只应有一个领导，那就是真理……诗人以什么有益于人群？很简单，他们使人群得到文明光辉的照耀……诗人是人民的启蒙导师……诗人是有良知的。”用先辈前贤的话与我们对照，我们感到不如和汗颜。因此，提倡大诗歌、意义化写作到了必要的时候。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乎当下，凸现写作态度，让理想精神获得现实指向。呼吁诗人关注当下，从日常纷繁的事物中提取生存事实的核心因素，以极其朴素而通俗的语言，敏锐、深刻地揭示坚守的生存理由，捍卫自己意志选择的生命主权。因此，也就突显了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最终实现诗歌力量的抵达。

　　不解的是，有许多诗人为什么淡忘了诗美传统？

　　殊不知，时代再变，生活再富有，时代再网络，文学的导向、美育、坚净、正义的传统不能变；诗人作家深入生活、体恤民生的方式不能变。

　　诗人有四种精神不能丢。骨气：主正义，伸正气；品格：品正乃格高，品高乃诗高，慈悲善怀；超越：舍小我，张大我，融入社会主流，天人合一；担当：诗人不是救世主，但他是大众的眼睛，诗人用个性话语营造形象，展示意境，指点迷津，导向光明。诗人要站在人类的精神高地上关注人间疾苦，人民福祉，人类命运。切记脚下的土地。

　　诗人有三种营养不能缺。一是铁：铁是正气、骨气，铁是尊严、自重。二是钙：钙是生活，是饱含辛酸苦乐的民众心态，是强烈时代精神下的生活氛围，是时代特色的油盐酱醋茶背后的未来意义指向。三是乳：乳是传统，是中华文化之根。缺母乳的孩子不健康，拒绝传统的诗人是不健全的。

　　说到创新，诗人们的确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境界是汉语诗歌最宝贵的传统，新诗应当继承和发展。过去的唐诗四句、八句就可以完成宏阔、深邃的境界表达，新诗就很难。有的诗东拉西扯，没有边界，更不要说境界了。但新诗可以用多行文字，营造多种意象，从而达到某种境界。只是被很多人忽略。再比如形式，如今的新诗，千篇一律的长短句，从没有变化。尽管也有人引进前苏联的“阶梯式”，日本的俳句，还有一字诗，但都是部分保留，终未成统一。

　　最近，有一家诗刊专门推行了一种“格律体新诗”，意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未见其诗，想象也是在格律的框架下表达新的内容罢了。我想，任何形式的诞生都离不开经济的大繁荣，文化的大沉淀，真正的新诗体有待时间的裁定。

　　再有，中国诗的音乐性继承也是不容忽视的。即平仄、阴阳顿挫，新诗与古典诗是无法媲美的。但新诗不太讲究韵律，是不是个遗憾？

　　最后我要说的是生活。拥有浓厚的生活，这是一切文学作品应有的传统。今天说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傻？不是。因为今天的生活太宽泛了，写作的政策太宽容了，这让有些人对生活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从革命老区回来的作家、诗人对生活的理解一定是厚重的。从汶川回来的作家、诗人，自然对生活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生命与自然的抗争，生命与危难的对峙。然而，温暖与安定的生活，对他们何其重要。平淡无奇的生活，或者还有苦难的生活，更需要我们关注。

　　作为进入文学作品中的生活，不是抓一把就行，而是提炼后的精彩，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有的诗人误以为“我”即生活，不出高楼就有生活，所以，门把、衣扣、内衣、胸罩，都可以写成诗推向社会，这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告诫我们，一定要深入生活，而且是深入火热的生活，熟悉人，熟悉历史，熟悉风俗习惯，做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家。道理很简单，生活是文学之母、创作之根，我们不得有些许大意和不敬。因为我们深居高楼太久，不谙乡野间的柴草味。所以我呼吁，“让诗下楼，接地气”，让诗人充实起来，让诗坚挺起来。

　　对待生活有两种态度，一是真诚地、正确地面对，以不变应万变。二是消极等待，把自己的痛苦、委屈、怨恨消解到文学作品里，把文学作为个人情感的发泄筒，有的甚至当做弥补自我损失，捞取名利的工具。如此创作，文学必然庸俗不堪。与此相反的态度是，站在社会的广度上看问题，就会发现生活是美好的，未来是光明的。所以，我们敬重那些真诚拥抱生活的文艺家，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学需要他们的参与，我们的文学或者诗歌，才会有一条健康、光明的道路。

　　继承和创新，永远是新鲜的话题，任重而道远，我们仍需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