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之际，唐浩明再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张之洞》自然不可缺位。透过百多万字的厚重书写，外加史料佐证评点，读者始终沉浸于唐浩明那还原历史真相的巨大力量之中。

　　身为从五品洗马的张之洞，官位虽不高，但在清流党中地位并不卑微。张之洞除了得益于堂兄张之万“为政不得罪巨室”的谆谆教导，并不乏个人独到见解，加之对官场世故尤其是骑墙术拿捏娴熟，所以成功博得“老佛爷”的厚爱，至而仕途通达，满腔抱负得以施展。

　　在借助传统力量同时，张之洞努力保持清醒头脑：当清流党同仁以“谁不谈洋务，谁就是尊圣敬祖的正人君子”，义愤填膺地砸掉洋务象征的怀表时，张之洞不是同仇敌忾，反倒暗自可惜；一方面，他极力仰仗慈禧对自己的器重，力铲罂粟、痛击法军、大兴实业，另一方面迫切期望对这个摇摇欲坠的腐败王朝，以彻底疗伤——维新派“要员”几乎均登过张之洞的大门，不仅为其所赏识，像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还得到直接资金支持；擅长玩弄权术的慈禧，面对义和团这样本不足道的力量，却稀里糊涂地寄望借此压制洋人气势时，张之洞却与刘坤一等人一起，与洋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使南方诸省免遭战难蹂躏。

　　在张之洞的历史功绩中，经济成就更显卓著。督鄂其间，面对资金高度紧缺、技术力量高度稀缺、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艰难局面，他迎难而上，先后创办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铁厂，以及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

　　然而，身为封建官场中坚，并为慈禧倚重的权重大员，他始终难以跳出腐朽权力的纠葛羁绊。骑墙术的最终宿命，注定其永远只能本着个人利益的小范围抉择，而无法朝着有助于民族复兴大业的方向，毅然抛却私权杂欲。

　　某种意义上，张之洞既是辛亥革命的“奠基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与大力扶持下，新思潮得以在两湖迅速生根发芽；他同时又是新思潮发展壮大的“绊脚石”，当得知维新派得不到慈禧的支持后，他隐身晴川阁，奉上万字雄书《劝学篇》，坚决捍卫封建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面看来，二者兼顾，使改革变得更加温和。但是，改革能否温和向前推进，既取决于国际形势，更有赖于国内形势，特别是慈禧这样手执重权的“顽固派”。当革命的圣火即将点燃之时，他不惜痛下决心，斩杀唐才常等二十多名革命志士，一手捻灭了本当早就燃起的革命火种。

　　毫无疑问，在那个腐气丛生的官场，张之洞具有难能可贵的前瞻眼光，但这种前瞻性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在山西力铲罂粟，待到离开时，发现当地并未真的抛却罂粟种植；督鄂期间，正是因其以天朝自大和武断，所以才会出现选错炼铁炉这样的低级失误；为给俄国皇太子营造一个国力强大的假象，他不惜带头造假；他看准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但对商业的认识始终极为肤浅，一开始便断然拒绝盛宣怀伸出的橄榄枝，汉阳铁厂穷途末路之时，却又不得不转过头来委曲求全，汉阳铁厂经技改终得以新生……

　　适逢辛亥百年，我们回顾张之洞，看到这位老人虽身居落后官场，却不甘因循守旧，强烈渴望技术革新，发展实业，振兴民族，挽极度虚弱的封建皇朝于危澜。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位深受封建思想洗礼熏陶的老人，最终无法超脱封建牢笼的束缚，在维护封建体制与新思维的骑墙中，最终屈服于对旧体制的坚守。虽然最终他爬上了人生仕途的最高峰，但仍旧未能摆脱封建王朝崩解的历史命运——在他死后仅两年，辛亥革命爆发。

　　尽管作者极陈史实，引经据点评点，作为小说史料化的补充，但在有的问题上，明显留下过于牵强小说艺术化的痕迹，比如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出场的安排。本书中，李提摩太的出场从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之时便已切入，并一再言及，张之洞的新思想深受李提摩太的影响。

　　然而，在李提摩太的《亲历晚清45年》一书中，虽然其对张之洞亦屡有提及，但传播西方宗教依然是传教士最关注的话题，书中甚至数度陈述张之洞对西洋宗教的反感(至少是潜意识上)，特别指出，在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之时，面对张之洞的上门之约，他却选择断然拒绝。李提摩太之于张之洞，到底有多大的启萌意义，尚需更多史料揭示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