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作家们建立起刚健有力的行动和认识意愿，而不是靠着“二手生活”自得其乐

　　■“非虚构”是个舶来品，英语中的“Nonficti on”一词，直译是“非小说”，还可译为“非虚构文学”。上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以“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为代表的非虚构创作盛行一时。

　　■《人民文学》杂志首先擎起“非虚构”大旗，“吁请海内文豪”，建立起刚健有力的行动和认识意愿，而不是靠着“二手生活”自得其乐。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用三个关键词解读“非虚构”作品，即  “关注现实”、“文体宽阔”、“呈现生活原生态”，并注意到其与现存报告文学样态的不同，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地强调作者身份的个人性、写作的亲历性、文本的揭秘性、题材的猎奇性和叙述的故事性等。”

　　梁庄是一个杜撰的地名，但并非虚构的存在，它是学者梁鸿生长于斯的故乡，一个位于中原腹地的普通村庄。在大变革的历史图景下，它是被人遗忘的角落，直到成为一本书的主角，方才在这个时代一夜成名。

　　《中国在梁庄》被冠以“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调查”，“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实录”等诸多宏大的名义，多半是出自书商的精明头脑和营销攻略。在作者梁鸿眼中，梁庄和梁庄人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一种符号，她只是以一个亲人的温情的理解，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讲述着自己家乡的变迁。

　　以非虚构的方式真诚书写当下中国农村，便有了《中国在梁庄》。于是，更多的行动者和写作者走向城乡之间，走向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内部。

　　文学工作者的乡村调查

　　梁鸿在梁庄度过生命中的最初20年，21岁时，她离开故土外出求学，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教书。

　　读书、考研、教书……这些年来，梁鸿置身象牙塔中，却感到精神的困惑和烦恼。白天在三尺讲台上高谈阔论，夜晚忙于写作言不及义的文章，但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她：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故乡是对每一个离开家的人而言的。想起故乡，可能都是一种既悲伤又甜蜜的感觉，因为有时光、记忆和生命的消逝蕴含其中。”回望故乡，梁鸿深切体会到“通往故乡之路”的意义，“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回望我们的过去，悲伤与美并存。从大的意义讲，意味着一个人在一种‘乡愁’的统摄下重新思考自己的来路，包括与‘自己’相关的民族生活、情感和具体的村庄、城镇的存在。这是一条肯定与否定双重存在的辩证之路，以此为出发，一个人的思维会多了几重维度。”

　　处于矛盾和困顿中，学术仿佛成了与心灵无关的东西，梁鸿想到了自己的故乡。“那里是我的根，是我心灵的栖息地，我要回到那里，重新寻找自己。”2008年7月3日，梁鸿背上两个大包裹，带着自己的儿子回到偏远、贫穷的梁庄，开始自己的“乡村调查”。

　　每天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当她作为归乡者再次进入故乡，重新感受那片土地，感受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时，她发现在这块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矛盾以极其复杂的纠结方式呈现出来——

　　村里的坑塘成了蚊虫的滋生地，散发着极其难闻的味道……而在梁鸿的童年时代，村民们常在干净、清澈的水塘里游泳、洗衣；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而人却越来越少，晃动在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梁庄打工者的身影遍布大江南北；

　　乡村的教育在萎缩，“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梁庄小学早已倒闭，小学沦为猪场，门口用大大的字写着“梁庄猪场，教书育人”；82岁的刘老太被杀害并被强奸了，凶手竟是还在读高中的王家少年。他很小时父母便外出打工，奶奶去世……

　　平静的表面难掩内部的暗涌，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让梁鸿震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让家乡的村民们吃饱穿暖，物质上丰富了，可是生存环境的恶化、精神的沦落、城乡的差距使得农民的生存面临着这么多的痛苦。”

　　梁鸿发现，多年学术训练带来的理论积累，只能在方法论上给予指导，却无法用某一种思想或模式来衡量、来建构一个个乡村生命的痛苦、忧伤、欢乐。她决定以一个文学工作者的纪实，替“故乡”和“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虽然我无法对问题给出答案，但相信发现和展示本身就有意义。”

　　非虚构打开新的可能性

　　梁庄的小传，没有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是被“非虚构写作”激起的浪花，打上了中国当代文学澎湃的潮头，从而在2010年文学话语中留下举足轻重的一笔。

　　自2010年第二期开始，《人民文学》杂志开辟“非虚构”栏目，陆续刊发“非虚构作品”。第九期在头题位置，集中发表梁鸿的《梁庄》、刘亮程的《飞机配件门市部》和李晏的《当戏已成往事》，引起广泛反响。第十期，推出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和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用三个关键词解读《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即“关注现实”、“文体宽阔”、“呈现生活原生态”，并注意到其与现存报告文学样态的不同，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地强调作者身份的个人性、写作的亲历性、文本的揭秘性、题材的猎奇性和叙述的故事性等。”

　　首先擎起非虚构大旗的，是《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提到设立“非虚构”的初衷，他坦言当时要发一篇自传，却不知道该放在哪个栏目里，不像小说，不像报告文学，说散文也不妥当。最后造了个什么都可以装的乾坤袋，就叫“非虚构”。

　　“非虚构这个概念外国早已有之，而且是一个庞大的、比小说更大、十分丰富和驳杂的文类。在中国，我想，非虚构这个概念给我们打开了很多新的可能性，包括写什么的可能性和怎么写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急着给它下定义，大家先去探索，跑马占地，播下种子，看看能长出什么再说。”

　　先做起来，树一杆旗，再聚纳人气。于是，他“吁请海内文豪”，建立起刚健有力的行动和认识意愿，而不是靠着“二手生活”自得其乐。

　　李敬泽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文学写作，与新闻特稿不能混为一谈。“文学和新闻显然是不同的，决不仅仅是文采辞章问题。显而易见的一个区别，记者是职务写作，这从根本上不是他的个人创作，尽管这里肯定包含着他的理解，但边界是很清楚的，他不应该把他的个人观点和对事物的个人兴趣过度地混到新闻报道中去。当然我指的是称职的记者。但就文学的非虚构而言，记者不能做和不应做的事，恰恰是作家能做和应做的。”

　　当被问及文学文体是否可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时，李敬泽表示，更准确地说，应是文学的叙事文体可以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类，在国外，这也是个通行的分法，所以非虚构就包含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等，至于散文，虽然有叙事元素，但总的来说，它不是叙事文体，所以恐怕不能放进去。“当然，在学理上细分起来会很夹缠，文学还可以另外分两大类：诗和散文，小说其实也是散文叙事文体，但我看为了不把大家绕糊涂，咱们还是应该尊重现在的通行说法，散文是散文、小说是小说，散文不是叙事文体，所以也不宜列进非虚构里边去。”

　　王晖认为，相对于“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其实是指一个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文体的写作。它既包含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也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性散文、游记等文体。在广义上，非虚构文学是一个相对于“虚构文学”的文学族群，在狭义上，它专指美国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兴起的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和历史小说等新的写作类型。

　　“美式非虚构”遭遇中国乡村

　　“非虚构”是个舶来品，英语中的“Nonfiction”一词，直译是“非小说”，还可译为“非虚构文学”。上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以“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为代表的非虚构创作盛行一时。

　　1966年，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发表《冷血》一书，写的是真实的凶杀案，副题即为“非小说文学作品”，这种“非虚构小说”的写作手法开创了文学创作的崭新形式，使作品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作为“新新闻报道”的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成功地将小说的写作技巧融入到新闻报道中，背叛了传统的“客观报道”，其写作手法被许多记者所接受和模仿。

　　如果想要了解美国非虚构文学作品，有很多选择，但是以当下中国作为叙事背景的样本，可谓屈指可数了。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为何伟)，与梁鸿一样关注中国农民命运，他是原《纽约客》杂志驻北京记者。

　　2001年至2007年间，何伟驾着租来的车，带着一本中国地图册，由北京沿长城一路西行，横跨北疆万里，访问城镇农村，并根据这段经历写作《寻路中国》。何伟说，在美国，会把《寻路中国》这种书归类于“叙述性非虚构”，但即使是“非虚构”也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列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色的，一般的旅游者不会像我这样在一个地方待这么长时间。”

　　独行的日子里，何伟通过个人的体验，感受着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体味北方农村在城市化冲击下的萧条破败，与打工妹聊生活的变化，和工厂主深入交流……这个美国人遇到很多善良的人、有趣的事，并因此更加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的变化。

　　开过由崭新高速和黄沙小道交织而成的中国之路，何伟发现，自己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远离家乡，去寻找新的生活。这些受到社会转型的冲击最大的人，恰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生巨变的当代中国的缩影。

　　何伟的眼睛盯着底层劳动者，尤其是从乡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他希望通过叙述这些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的责任就是写他们。”

　　“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

　　何伟经常在一地连续待上数月、甚至数年，睁大眼睛，看着那些普通中国人的故事在面前一点点展开，他对当代中国的观察，极为细致、深刻。书中写道，“长城依旧从村子的中心地带穿越而过，烽火台依然在山间谷地高高耸立着。整条街道相当于一个大卡车停靠点——沉静的街道上，开着一排生意清冷的廉价餐馆和几家汽修场，——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看不到年轻人。”但在何伟的内心，仍希望在中国找到这样一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

　　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让何伟惊诧。他希望中国的小说家从各个层面关注这个社会，比如，关注那些民工，“如果他们想要抓住当下最重要的故事，就应该去关注。”

　　这种感受，与梁鸿不谋而合。当代如此之宏大的城市化思潮，如此之迫切的对乡村的“连根拔起”，驱使梁鸿去论证、去犹豫、去痛苦，同时也更加需要各个方面、各种立场的声音来碰撞。

　　乡土中国对于中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来说，对于一种文明形式和文化模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并不只是如何安顿都市中浮躁的心灵这样简单的诉求，而是人究竟该过怎样的生活这样本源的问题。

　　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通过各自的非虚构作品，仿佛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身心都深入到生活中去

　　《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打动我们的，是真实的力量。

　　正如李敬泽所言，这种真实，“是一种作者在场的事实，作者把自己真正放进世界的风雨中去，直接感受、认识、反思。这不是一个‘现场感’问题，而是作者的心在不在、身体在不在的问题。”

　　慕容雪村卧底传销23天，潜伏在黑暗而疯狂的地下世界，虽然不能让每个作家都去效仿，但他确实因为“在现场”，写出了有力量的作品。

　　“消失一个月，拿老命开个玩笑。若回得来，还你一个好故事，若回不来，舍我一副臭皮囊。”2009年12月27日，慕容雪村在微博上留下两句话，准备去传销团体卧底，此前，他已写好遗书，托朋友转交给弟弟——如果两个月后没有他消息的话。

　　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他去了江西上饶，加入一个传销团伙，然后凭借亲身获取的举报材料，协助警方端掉了23个传销窝点，抓获传销人员157人。这段卧底经历，被慕容雪村写成纪实文学《中国，少了一味药》。他说，少的这味药指的就是“常识”，“其实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肖像。”

　　慕容观察到传销生活艰辛的细节：每个人每天的菜钱只有三毛五，只能买到一些烂掉的黄豆芽，每顿饭的米不能超过一把。盖的是发霉的黑心棉，洗澡被严厉禁止，洗脸只用一点点水，连刷牙的泡沫都不能浪费，全都倒在污水桶里，留着冲厕所。留下来的传销成员大多老实，性格叛逆、吃不了苦的早就跑了。“低调”，是团伙内铁的纪律，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留怪异的发型，在街上不能扎推聚谈。一句话，尽量不惹人注意……

　　进了窝点，就开始轮番洗脑。“家人”们传授发家致富的捷径——“连锁销售”：不用辛苦工作，不用勾心斗角，只要吃两年苦，就能实现心中理想：初期月收入过万，后期月收入20万。

　　大多数传销者是被人欺骗，可同时也在欺骗别人。这些被愚弄，被欺骗甚至被奴役的人，应该被同情还是被谴责，恐怕没人能轻松回答。慕容雪村选择了向警方检举罪恶，并用手中的笔将愚昧与荒唐放诸阳光之下。

　　写作《中国，少了一味药》，慕容雪村发现非虚构的优势。“写这样的事情，写这样的小说，可以保留一个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样本。”谈到未来的非虚构写作计划，慕容说，“我想去调查孤儿院，想调查民工的生活，也做了切实可行的计划。”

　　用非虚构方式记录打工者的生活，深圳作家萧相风不需要去卧底，因为他现在还是一家ISO认证企业工作的打工者。

　　萧相风用“词条”的形式记录在南方工厂里的真实生活，“爱情”、“老乡”、“保安”……这些关键词，全景记录了外来工人的打工生活，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层面。正因是生活的亲历者，所以他的笔下分外生动感人。

　　真实的乡村，从梁庄再出发

　　去年10月，《人民文学》启动“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向全国公开征集12个写作项目，提供各1万元资助经费，支持非虚构写作，一时应者云集。新疆作家李娟成为第一个项目的签约者，她和哈萨克族一家人生活几个月，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思考写出了《羊道·春牧场》和《羊道·夏牧场》。

　　李敬泽透露了非虚构写作计划的最新进展：李娟已经从冬牧场回来了，现在正在写。梁鸿新的项目最近已经通过，她已经着手工作。乔叶的稿子已经写完了。除此之外，还有三四个项目正在进行。

　　梁鸿告诉记者，她的新项目，关注的是一群身在异乡的梁庄人。

　　《中国在梁庄》写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主要是写老人、儿童、妇女和村庄的地理环境。但是梁鸿发现，其实还有一群重要的梁庄人她没有写——梁庄分布在中国城市各个地方的中青年打工者。

　　“这个计划我已经酝酿了好久。”梁鸿说，“中青年打工者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是村庄的核心成员，决定着家庭的重大事务，但又常年漂泊在外。我想去看看他们在哪些城市打工，如何工作，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思考梁庄，如何思考他所在的城市，等等，由此探讨乡村与城市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只有描写了他们，才是完整的梁庄和完整的当代中国乡村生活图景。”

　　梁鸿对梁庄在外打工者做了基本的梳理。最近几个月里，她打算在教书之余看一批相关书籍，同时利用周六日时间，对在北京周边打工的乡亲们进行调研和接触。暑假，计划去新疆、广州、西安、青岛等地，看看梁庄人在那里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同吃同住几天，以有充分的体验，“写作还是以‘梁庄’为视角，以人物、故事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大戏’中，每个人都被裹挟在其中，不能回避，无法逃脱。如果只是安于自己专业和职业的操守，我想是不够的。”梁鸿如是说，“萨义德在《人文主义和民主批评》中提出‘重回语文学’，意指在科学主义时代和技术主义时代，要重回人文主义，重回自己的语言、民族和文化精神之中看问题。我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需要‘重回语文学’，重回人文主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许多事物正在以‘发展、现代性’的名义消失或被消失，它需要大家以一种人文主义态度去关注。”

　　“作为当代的知识者，我们应该‘在场’,应该为乡村做点事情。”梁鸿这样总结。

　　她所能做的，就是用一支“双色圆珠笔”继续梁庄人的小传，一种颜色是“人文”，另外一种叫“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