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伯奈特把毕达哥拉斯的道德观总结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伯奈特在这里要表达的是毕达哥拉斯道德观里所呈现的人对上帝的无限追崇，上帝成为拯救人类的至高者。但我在却从中提取出一个“异乡人”的概念，来借以表达我对逝去的故乡的怀念以及对那些依旧漂泊在都市里的异乡人的怅惘。
       90年代的时候，故乡几乎没有人外出打工，人们耕作在自己的田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饭的时候，人们就捧着饭碗坐在门口边吃边聊。要是上头有来放露天电影的或者谁家老人办大寿出钱请人放电影，那就是故乡最热闹的夜晚。白色的幕布一拉，放映机的灯光打在白色的幕布上，无数乡村的飞虫在光影之中飞来飞去。那时候，还是胶片电影，需要放映人员用手摇，并且还存在卡带的现象。但是大人孩子却顾不了这么多，因为是露天电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大大的屏幕让大家感受到来自精神的愉悦。卖葵花籽和冰棒的小贩推着个小板车搁在不远处的大樟树下，大人这时候往往一高兴就会给孩子一两毛钱去买零食。因为人多，放映场地下，大家吃完晚饭早早得就提着自己的板凳前去观看电影。更小的孩子因为吵嚷这看不到，就坐在爸爸的脖子上，手里还捏着一包话梅糖。那个时候，不管什么电影大家都格外珍惜，因为下乡放电影和老人办大寿并不是常常有的，人们往往需要登上个一到两个月，才能等来下一步电影。那时候，我们看得大多数是《铁道游击战》《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电影，但大人孩子依旧一片叫好。
       等到了新世纪，随着家庭电视和DVD的普及，露天电影渐渐从人们的视线里淡出。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剧变，故乡的人们也纷纷背上行囊涌向沿海发达城市，这批“异乡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工棚、厂房宿舍、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他们的城市生活在城市空间中展开。他们受到金钱的支配，在各自的工作种类里拼命地劳作并有过各种天真的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发大财，荣归故里。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真发大财了，穿着名牌在故乡到处炫耀自己的财富并再也看不起那些曾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贫穷亲戚了，但更多的人却把青春消耗在了都市的厂房里，成了机器的奴隶。这不禁让我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故乡再也不是我印象中的故乡了，它已经如同虚弱的病人，等待一味良药来治疗。每年过年的时候，故乡再也不像小时候那么热闹了。大多数的外出打工者为了省火车费和赚那些加班费，依旧忙碌在自己的机器上，他们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常年在东莞打工，我在一篇《踏上开往异乡的火车》里说道：“黎明拉响忙碌的日子，又有更多的农民工要背着行囊，踏上去往异乡的火车。我搁下笔，望了望阴阴的天空，心里面只剩下对他们的祝福。祝福他们在陌生的城市，幸福。”我和更多的80后打工者有过接触，一方面他们因为接受了都市的价值体系，再也不愿返回破败，落后的故乡；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本身的文化水平不高，只有初高中或者中专文化，大多数只能和工厂连为一体，他们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工人，成了大都市找不到存在价值的“异乡人”。
       但是什么造成了“故乡”不再成为那些“异乡人”的家园，他们宁愿选择在城市里漂泊也不愿意“委屈”地劳作在土地之上？青年评论家吴子枫在发表于2004年《天涯》上的一篇叫《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文章里说道：“是的，九十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对中国劳动者的再“启蒙”，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是更加健康的理性，而是他们对于获得“奖金”奇迹的信仰。故乡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故乡了，这不只是说故乡在经济上被剥夺而变得更加贫穷，更让人心痛的是，故乡在社会不公的现实中、在现代文化工业的“启蒙”下，接受了贫穷强加于她的毒素，她失去了往日的美德，失去了她的健康的活力。人们不愿去参加劳动而是没有日夜地赌博，同时用赌博的心态来看待世上的一切。”
       在城市里，异乡人永远感觉到一种被边缘化的危机感，即使在共享的公共空间，他们这种危机感依旧存在。城市是别人的城市，异乡人作为主体的“我”并没有成为城市的主人，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介入到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里。甚至于，当他们在举头望明月的时候，都感觉到月亮是别人的月亮，他们小时候在故乡所望见的明月似乎已经消失在时空里。这样，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在这里已经抽离出来。他们被迫地接受了城市的游戏规则，放弃了故乡所具有的健康理性的精神，成了身份不明的“异乡人”。而只有异乡人的身体成了与这个城市发生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工厂需要身体来操作机器，工地需要身体来建造高楼，杂乱的房屋需要身体来清理干净。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写道：“我们的身体——其特性即本质上是被他人认识的：我认识的东西就是他人的身体，而我关于我的身体所知道的主要东西来自他人认识它的方式。”
       写到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故乡》里的一段话：“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我想很多深处城市的异乡人或许在很多年后重回故乡的时候会有同样的感受，啊，这不是我记忆中的故乡啊。可是，这也不是我们记忆中的孩子们了，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成了“被城市化”的无辜者。
       城市的夏天热了起来，即使开着空调，同样不能摆脱闷热与烦躁，但在城市的天桥下，过道边，依旧站着那些等待被雇佣的农民工，他们需要一份工作填饱肚子，然后省下一些钱寄给故乡的老婆孩子。他们是不被这个城市主流文化所关注的一群异乡人。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决心，他们相信，只要去劳作，便有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