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一部分，任何理论都只有作用于其所身处的时代才能彰显其独特价值，因为任何一套关于文学的特点、性质、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的理论，势必要论及关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这里包含对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等等问题，因此，“文学理论并不是一种依靠自身的理性探究的对象，而是用来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观点”(伊格尔顿语)。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与任务不只在于探讨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的性质、特征、规律以建构起一套知识话语体系，它还在于形成关于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以及更进一步关于人生、社会的意义与价值的理解、阐释维度，进行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建设。缺少时代价值体系的参照，文学意义亦无从寻找。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以矫枉过正的理论态势守护着西方审美传统，匡正文化生态，他所面对的并非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建构美国的时代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想。布鲁姆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其对于时代价值观的责任担当，对于各种“主义”文学理论盛行、价值失范的当代中国文化现实，对于明确文学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不无启示意义。

　　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去价值化”、“去意识形态化”、“价值中立”乃至“价值平均主义”的倾向。这种理论倾向存在多种根源因由以及表现形式：

　　其一，强调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科学化以获取独立性、自主性而导致的“非价值化”倾向。这种看法一度颇为盛行。为了使文学理论自立，为了避免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免为其附庸，强调文学理论应该走向自身、走向自律的科学探讨，反对将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特别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一见解往往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纠缠在一起，从建设现代性文论的角度要求文学理论非意识形态化特别是非政治化，认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并且认为，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在我国有其特殊内容：“我国文论所要求的自主性，是要从政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使文学理论成为文学理论，明白自身的学理。西方文论所谓的独立性、自主性，则是指要研究文学自身，摆脱文学批评、研究中的所谓外部研究方法……也即使文学研究走向所谓内部研究”。近些年被学界反复强调的各种形式的文学审美主义主张就是这种思想的理论实践。其中，典型的看法是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化约为中性的“意识”的一般特性，将“一切政治的、道德的、教育的、宗教的、历史的甚至科学的内容”都“溶解”于审美意识或“审美意识形态”之中。常常可以见到，面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各种西方理论的解剖刀都可以被拿来使用，无论是各种人本主义的还是各种形式主义的，理论都脱离其在西方原初的时代价值语境而成为一种表面上看来无价值指涉的技术性解析，人们从中可以获得很多知识层面的见解，却少有鲜明的价值思考。其实，文学理论与批评必然渗透着价值因素，这其中又必然包含大量的意识形态内容，文学理论具有意识形态性。“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有些理论企图完全忽略其历史性和政治性内涵，想当然地标榜其学说仅仅是“科学的”、“普遍的”真理，然而对这些学说稍作思考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声称“为建立独特而具体的文学科学而努力”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文学理论，也如美国学者雷·韦勒克所言，“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唯美派’：因为他们的批评标准一直在表明一种哲学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观点”，这些理论包含着无可否认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倾向，都是在适应并加强某些特定时代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人们的特定的兴趣。“不论是什么样的理论都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如果不是明显地政治的——立场”(拉曼·塞尔登等人观点)。既然理论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理直气壮地如布鲁姆那样为我们的时代价值体系建设做出自己的思考，这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如果没有清醒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指向，忽略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现实感与历史维度、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其实很难真正获得人们所渴望追求的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可能只会为社会增添更多的价值混乱。

　　其二，后现代主义理论语境中的价值虚无化。在后现代多元主义景观中，任何价值标准的确立都是一种权威主义话语，一种不死的宏大叙事的渴望。后现代主义坚持绝对的平面化，削平所有深度模式，拒绝超越性、创造性，不再对精神、价值、真善美、终极关怀等超越价值抱有兴趣，不再有是非对错，不再有真理，一切都只是语言能指的游戏，从对意义的追寻走向浅层语言的狂欢，以文本表达的翻新代替思想内涵，“怎么说”成为关注的中心，追求非同一性，抹杀所有的差别，“怎么都行”成为其经典的宣言。在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精神危机、道德失范的情况下，对“英雄”、“理想”、“真理”、 “历史进步”等“宏大叙事”的消解极易导致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从而呈现出另外一种反权威的新霸权主义形式：反对元话语而成为新的独断话语，任何与后现代所主张的“小叙事”不相吻合的文化叙事，譬如道德理想、社会良知等恐怕都无法获得生存的空间。文学理论与批评放逐了理想与价值，沉迷于为意义的多元阐释立法，为所谓社会、人性的复杂性的书写张目，消弭善恶美丑的界限和评判。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听一听西方后现代主义研究者的提醒：荷兰学者佛克马说，后现代主义“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复杂的、特殊的传统，西方文化主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象的实验的基础，它对于还处于温饱的地区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出现对后现代主义的赞同性接受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超前是‘画饼充饥’”。文学理论不应缺失价值维度，应该为人的灵魂寻找诗意的栖居之所，为时代社会探讨一个适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规范、价值尺度，为社会确立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而不是加入这场价值混乱的大合唱。

　　其三，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理论话语带来的价值迷失。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原本充满价值指向的关键词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理论视野，但是，它们已成为被掏空了其价值指向后重新定义的虚空的能指。譬如政治，已经转义为“一种摆脱了物质的功利性和必然性束缚的自由活动，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自由地、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卓越与优异的活动”。权力则被语言化，一切话语皆为权力话语，无时无地不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中，权力也只是弥漫于语言程序之中。这种文学理论似乎有很强的适应各种文本的阐释能力，依据此种理论，人们确乎可以打破任何神秘主义的权威，惊叹话语背后的权力操作，但是，各种文学文本的独特价值往往被粗暴地规约为某种理论的先见，人们从中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些微观政治学理论名词的巨大想象，是“非政治化”和“去价值化”的理论演绎，对于当代社会莫衷一是的价值乱象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益的探索与思考。

　　在现代社会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商品拜物教日益流行，商品逻辑日益浸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乃至人的本能无意识层面之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设是亟待思考的问题。一个没有价值理想的时代一定是一个没有生气活力的时代，一种没有价值理想的文学也必定缺乏长久的生命力。因此，对于文学风骨的确立、对于时代精神的塑造，文学理论与批评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亦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在此意义上，伊格尔顿的话不无道理，“文学理论不应该因为是政治的而受到谴责，而应该因为在整体上不明确或意识不到它是政治的而受到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