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批评家吴俊领衔撰写了《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6月)，从现代性的角度研究了“与新中国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

　　其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匡汉的博士李红强(2001—2004年在读)出版了《〈人民文学〉十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0月)，作者认为“现实主义作品是《人民文学》一直以来的选择重点”——《人民文学》今天的选择，其实是有选择地继承了此前的现实主义思路：它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那里吸收了作家对不幸者的同情，但缺乏俄罗斯作品中那种深切的“受难”；它吸取了鲁迅、胡风、秦兆阳那种对生活的主动“介入”，但削减了鲁迅以强大的思想力量所进行的“启蒙”，以及胡风、秦兆阳对社会、政治的激情；它选择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现代派”、“先锋文学”等开拓的汉语叙事技巧，但舍弃了其中文学沉潜于内心世界的荒诞、自我分裂的趋向。

　　书尾，作者总结道：“作家重新游入真实生活之中，以比较成熟的叙事技巧来书写自身对日常生活、生存处境的敏锐体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同时在商业、读者、权力规范中博得‘安全’与‘成功’的创作方向，也是在市场覆盖率和体制认可的权威性这一二元结构中取值的最佳选择。”

　　作为对上述结论的某种无形呼应，我欣喜地看到“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海斯勒著，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的热销(作者作为驻华记者服务过的《纽约客》向以非虚构写作闻名)，以及本土人文杂志对“非虚构写作”(百度百科上将其宽泛地定义为“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认为它较之于国内盛行一时的“纪实文学”，更强调和支持作者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的推崇——今年3月和4月相继创刊的《信睿》月刊与《天南》双月刊都亮出了“非虚构”牌。

　　而《人民文学》去年年初就开设了“非虚构”专栏，陆续刊发了大学教师梁鸿的回乡调查《梁庄》、小说家慕容雪村探秘“传销”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还于去年10月举办了“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研讨会，并启动了“人民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计划。

　　读到梁鸿对其故乡——河南穰县一个小村子的准田野调查笔记，还是在《梁庄》结集成《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之后。梁鸿描述的那个“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的坑塘，和我鄂东北麻城老家门前被污染的鱼塘几乎一模一样。

　　我家门前的鱼塘虽然不像梁庄的坑塘过去那样“种满了莲藕”，但也是屋前一景，早些年还有幼童戏水，还有乡邻在此洗衣裳；每逢春节将至，承包人还划着汽车轮胎改造的小筏子在塘里打鱼，然后分发给“入股”的村民。它曾让我坚信农民的某些生活方式中有着迥异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和特殊性，这是一个自足的环保和文明系统。

　　然而，这几年春节回乡，那池塘的水面已被疯长的水草大面积覆盖，水脏得早已不能洗衣服了。据说鱼塘的承包人曾将水排干，在池塘底部撒下消毒的石灰，但蓄水后还是死灰复燃。这是老家最让我尴尬和伤痛的衰变之一，我无数次幻想能在城里找到公益性的环保项目的救援和支持。

　　老家的村办小学虽然不像梁庄小学那样衰变成了养猪场，但如今早已废弃，我的小侄女上的已经是当年我无限神往的镇办小学。偶尔回乡，我还会带着她去看看“叔叔的小学”。路上必然经过满目垃圾、几近断流的小河——生活垃圾的收集、专业化处理确实是当下农村的燃眉之急，但它又不可能完全复制城市的环保模式。

　　梁鸿笔下故乡的凋敝，在我老家还可以找到更多对应的情状，所以我完全认同她说的“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梁鸿让我艳羡的是，她有着优美的文笔，能够胜任“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但成也抒情败也抒情，《中国在梁庄》还缺乏典范意义上的非虚构力作所必需的审慎和克制，作者所接受的学院训练和优美文笔让她的夹叙夹议看起来又深刻又生动，但少了些冷静。

　　而《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里，海斯勒在“城墙”、“村庄”之后的第三大部分“工厂”中，写到在浙江丽水遇到的一起交通事故时，他大段叙述之后只有一句非常克制的议论：“没有人预料到，这座城市已经少了一个驾驶员。”毕竟是受过《纽约客》的专业采写训练啊！

　　相形之下，梁鸿的走红可能更多具有行动的姿态意义。她是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的博士，我在阎连科先生新作《四书》、《发现小说》的研讨会上，见识过其满口术语的“专业”。但这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青年教师，愿意在2008年和2009年寒暑假回乡细细访察，住了五个月就有那么多有价值的见闻——丰收的前提之一仅仅是你愿意俯身倾听——只根据梁鸿之父的一篇自述“我没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我的麻烦”，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另写一篇《“文革”在梁庄》。

　　梁鸿的还乡更像一场自我救赎，因为她发现“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中国在梁庄》让梁鸿享受到了一个畅销作家的荣耀，所以艺术家欧宁主编的《天南》创刊号在封面专题“亚细亚的故乡”中，约请她撰写《行动在大地》，就让我格外惊喜——面向土地的有功德的非虚构写作太需要来自市场和读者的肯定与鼓励了。更让人欣喜的是，梁鸿将叙述重点放在了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上，而不是停留于追忆晏阳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前辈的丰功伟绩。

　　同期《天南》上，还刊发了南方书评人刘铮(原来他就是博学的“乔纳森”)对《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的评论——这是我见过的关于这本书最好(不是“之一”)的书评，相信梁鸿也会喜欢，她也会吸收海斯勒的成功经验吧。

　　《天南》之外，《信睿》更让我期待，毕竟它有其前身《SOHO小报》长达九年的资源和经验积累——每一份杂志都可以让铆足了劲的创刊号大放异彩，但难的是高水准的长期坚持——第二期《信睿》上的“还原”专栏文章《小镇上的六合彩迷梦》，就逊色于创刊号上美国自由记者慕亦仁的《一个美国大兵的越战记忆》，显得有欠扎实和冷静。

　　刚刚出发的《信睿》对“非虚构写作”的本土化探索抱着万丈雄心，梁鸿的新书也在关注进城之后的梁庄人，我对这样的作者和媒体充满期待。用刘铮书评中的话说，就是：“海斯勒可以离我们而去，我们自己不能离开这里。我们读海斯勒的书，为的就是了解这里、理解这里、改变这里，或者说，不让这里以现在的方式被改变。”